【日本災後】心懷感激，但都是一個個悲傷的故事
作者：經濟學人 出處：Web Only 2011/03
相關關鍵字：經濟學人
不管是名取市、氣仙沼市、南三陸町、陸前高田市，還是任何位於日本東北海岸、遭海嘯侵襲的城鎮或海灣，各地餘留的殘骸看起來都相差無多。有些損傷一望即知，有些傷害則沒有那麼明顯。倖存者心懷感激，但每張臉也都訴說著一個悲傷的故事。
大地震過後30分鐘，海嘯沖走了一個個社區，對大部分倖存者來說，他們除了自己的故事之外，手上已經沒剩什麼東西；有人仍不放棄尋找親人，有小孩失去了母親，有人差點被海嘯捲走。民眾會在避難中心的留言板上留言和回應，另一面牆上則是避難中心的登記名單，還有已經確認的死亡名單。每個瀏覽名單的人都知道，失蹤者可能都已經過世了。
殘骸堆裡什麼都有，但就是看不到屍體。有位從南三陸町回來的澳洲救援人員說道，海浪把一切都沖走了。南三陸町人口為1.7萬，可能有超過半數居民罹難，官方預估海浪可能高達30公尺；德國救援隊在南三陸町搜尋了數天，一個活人也沒有找到。
海嘯過後的景像有如達利的超現實畫作，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已漸感麻木。從高空看著受創最嚴重的地區，除了幾幢屈指可數的殘留房屋，幾乎看不出來這裡曾是座城市。日本自衛隊清出了道路，但在自衛隊到達之前，放眼只見一整片殘駭。
而在救援中心裡，即使嚴重缺乏物資，還是沒有人大聲抱怨，也沒有人因為核電廠輻射外洩而困擾；他們是倖存者。那麼多人被大水沖走，但他們活了下來；而且他們是臨海居民，他們早已習慣了嚇人的天災。
一切都有禮又秩序井然，民眾會在救援中心脫掉鞋子，因為習慣如此。接受疏散民眾的年紀實在讓人難以忽視；女人靠著助行器蹣跚前行，銀髮男人圍坐於暖爐四周。準備救援任務之時，滿足七十多歲的人的需求是一回事，但面對一大群九十多歲老人則是另一回事。小孩仍在嬉戲，他們不懂發生了什麼事。
有個四處流傳的謠言指出，外地人已經跑來災區四處翻找；沿海居民的大部分儲蓄都是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所以災區可能滿是鈔票。但這個流言不可能是真的，士兵、警察、救難人員四處可見，不可能讓人真的有機會去翻找殘骸。
日本政府要見到屍體才計入死亡人數，也只在有人回報姓名之時，才計入失蹤人數；但有些時候整個家庭都被沖走了，還有誰能回報失蹤？像大船渡市這樣的地方，就連位於高處的避難區域都遭大浪襲擊。身著藍色工作服、頭戴安全帽和面罩的男人漫步於殘骸之間，用長棍插入殘骸尋找屍體，但大部分屍體埋得實在太深，讓人找都找不著。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朝日新聞》記者 野嶋剛：冷靜不誇大是媒體的基本道德
《朝日新聞》記者 野嶋剛：冷靜不誇大是媒體的基本道德
作者：蕭富元、孫曉萍採訪，蕭富元整理 出處：天下雜誌 468期 2011/03
四十二歲的野嶋剛，在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聞》跑新聞已經二十年，曾經擔任報社駐台、駐星特派，以及阿富汗戰地記者。
上，看到東京人不安的臉孔。
三天後他回到東京，觀察電車上的旅客，又恢復平日的模樣，玩手機的玩手機，打電動的打電動。他在接受《天下》採訪團隊採訪時透露，扎實的訓練，是日本媒體震災表現沉穩的重要原因。
一九九二年我從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期望一開始就到《朝日新聞》跑國際外交新聞。沒想到前三年被派到偏僻的佐賀縣，因為表現不錯，之後再調到福岡三年，然後又調回東京總社社會部三年。我是當了九年記者，才如願採訪國際新聞。
這是日本培訓記者的過程，讓你先從鄉下新聞開始做起，慢慢再處理複雜的新聞。
記者不能哽咽、流淚、激動
一開始寫稿，天天被上司罵、改稿，說不能太煽情、激動，否則就別當記者了。記者的責任是傳達事實和資訊，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慢慢的，我們已經習慣要客觀、冷靜的報導新聞。對日本媒體來說，冷靜、客觀、不誇大，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記者尤其不能在播報新聞時哽咽、流淚、激動，我在阿富汗戰地親眼看過很多屍體，也會難過的哭。但是，我可以對自己表達這種感情，卻不能在報導中流露。
《朝日新聞》總共有三千多個記者，地震一發生，報社就召集社會部、政治部、經濟部的編輯主管開會，成立對策本部，大家互相分享情報，並且組成一百多人的採訪團隊，深入災區採訪。後方還有兩百多個各路線的記者，提供各自專業的分析稿。
因為紙張供應不足，原本報紙每天一份四十張，地震過後，縮減為每天二十張。記者跑回來的新聞，除了報紙，還透過許多管道發表，例如推特、臉書和微博，我們每三分鐘就會發一則新聞。
我二十六歲時跑阪神大地震新聞，每天採訪十八個小時，卻因為版面有限，只能登一百多字。現在多元化的刊登管道，讓記者有更多方式，提供資訊給讀者。這是日本媒體從來沒用過的方式，相信未來會成為重大事件的標準處理模式。
作者：蕭富元、孫曉萍採訪，蕭富元整理 出處：天下雜誌 468期 2011/03
四十二歲的野嶋剛，在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聞》跑新聞已經二十年，曾經擔任報社駐台、駐星特派，以及阿富汗戰地記者。
上，看到東京人不安的臉孔。
三天後他回到東京，觀察電車上的旅客，又恢復平日的模樣，玩手機的玩手機，打電動的打電動。他在接受《天下》採訪團隊採訪時透露，扎實的訓練，是日本媒體震災表現沉穩的重要原因。
一九九二年我從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期望一開始就到《朝日新聞》跑國際外交新聞。沒想到前三年被派到偏僻的佐賀縣，因為表現不錯，之後再調到福岡三年，然後又調回東京總社社會部三年。我是當了九年記者，才如願採訪國際新聞。
這是日本培訓記者的過程，讓你先從鄉下新聞開始做起，慢慢再處理複雜的新聞。
記者不能哽咽、流淚、激動
一開始寫稿，天天被上司罵、改稿，說不能太煽情、激動，否則就別當記者了。記者的責任是傳達事實和資訊，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慢慢的，我們已經習慣要客觀、冷靜的報導新聞。對日本媒體來說，冷靜、客觀、不誇大，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記者尤其不能在播報新聞時哽咽、流淚、激動，我在阿富汗戰地親眼看過很多屍體，也會難過的哭。但是，我可以對自己表達這種感情，卻不能在報導中流露。
《朝日新聞》總共有三千多個記者，地震一發生，報社就召集社會部、政治部、經濟部的編輯主管開會，成立對策本部，大家互相分享情報，並且組成一百多人的採訪團隊，深入災區採訪。後方還有兩百多個各路線的記者，提供各自專業的分析稿。
因為紙張供應不足，原本報紙每天一份四十張，地震過後，縮減為每天二十張。記者跑回來的新聞，除了報紙，還透過許多管道發表，例如推特、臉書和微博，我們每三分鐘就會發一則新聞。
我二十六歲時跑阪神大地震新聞，每天採訪十八個小時，卻因為版面有限，只能登一百多字。現在多元化的刊登管道，讓記者有更多方式，提供資訊給讀者。這是日本媒體從來沒用過的方式，相信未來會成為重大事件的標準處理模式。
日人「蘋果花精神」：花謝了，明年會再開
日本大地震，現場日記
日本大地震後，《天下》主筆蕭富元與攝影黃明堂馬上飛到東京採訪，她的採訪日記，傳遞此時此刻日本人所面對最真實的一切。
時間：3月14日
今天中午到達羽田機場，要搭大眾運輸系統到東京，機場服務人員態度極好，說從今天開始，東京輪流停電，部份地鐵不開，她建議我們搭單軌轉JR到池袋。JR線走走停停，有時門開著，說了一堆日文，聽不懂，車子就停在車站，日本人靜靜的，繼續玩他們的手機。
我也不知電車何時要開，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篇短篇小說，想像的愛情就發生在停電的電車上，等到電來了，愛情泡影也碎了。
到旅館，燈光昏暗。櫃台小姐說，房客大量取消訂房，政府又呼籲大家節約用電，飯店也減省著開燈。
到代表處時，從台灣來的搜救隊正好也到了，他們今晚要住在代表官邸，明天再出發，但是到底要去哪？能做什麼？沒人能回答我。在和新聞秘書聊天時，他的手機發出類似蜂鳴的刺耳聲，是地震警報，在長野。沒人驚慌。代表處開車載我們去見採訪對象。在路上，看到車子在排隊，是在搶加油。現在在東京，大家都在搶油。有些加油站都關門了，沒油。
路上有間超商，我和明堂進去。食品貨架上，真的全搬空了。晚上八點多，我回旅館，再去試另一家超商，食品櫃裡，也像是被掃過一樣的空。所以，我買了一罐啤酒，配上行前同事給的乾糧，邊喝邊吃邊寫這封信。
＊＊蘋果之花精神正開
今天的意外之喜，是搭地鐵到慈濟分會。進門時，他們正和證嚴開視訊會議。慈濟督導今天中午去見了政府高層，這位高層穿著救難衣，昨天和菅直人一起搭直昇機到宮城、岩手勘災，講到日本政府救災經驗SOP非常完善，但他們發現，這場災難他們人力不足，這場地震和他們以前的經驗大不相同，不是要在瓦礫堆裡搜尋生還者，而是在茫茫大海中撈針（那時我想，我們今天的救難隊，能幫上什麼忙？）
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一年的慈濟師姊，給了我很多不錯的建議。他們很佩服日本人這次地震的表現。我們以前覺得，日本人有秩序、講團體、怕跟大家不一樣，阻礙了他們的創意，但是，這個弱點，在災難時，反而成為優點。
她還用美空雲雀的蘋果之花（日本人自況蘋果花），說這是日本人的精神，花謝了，但明年還會再開、結果。這是美空雲雀鼓勵大戰後委靡的日本人，再站起來。相信現在也是。
喔，我在慈濟吃到了一碗飯，這是今天十二個小時內，我們吃到的唯一一頓。好感動啊。（by 富元／三月14日）
活著，是愛的力量
時間：3月15日
以為有人用力搖醒我，意識初醒，才發現又地震了。
一開始以為自己在上海（不知道為什麼是上海），想起床，跑，後來徹底醒了，想起自己在東京，日本人蓋房子夠堅固，不必跑。看床頭的鬧鐘，東京清晨五點。之前幾秒，相信訂閱地震消息的手機用戶，手機應該都響了。
電視新聞我聽不懂，但是猜出核電廠機組又爆炸了。不久，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從名古屋來了，說，她第一次遭遇到，被擋在JR站外，地鐵站工作人員站在門口，管制入站人數。日本電車目前的班次，只有平常的七成。
以最多人搭的JR為例，過去一、兩分鐘就有一班，現在是八分鐘一班。即使是趕著上班，日本人還是安靜排隊，沒有焦躁（要是我，一定會衝到站務人員面前質問）。
我們三人搭地鐵去採訪，地鐵站辦公室前排了好長的隊伍。抵達採訪地點，見到受訪者，他說，今天來上班，這輩子沒坐過這麼擠的JR（沒錯，我眼睜睜看著一個人的臉頰貼在自動門的玻璃上）。他還說，今天早上六點多第二號機組爆炸，政府八點多才宣布，應變太差。
【不可思議的便宜午餐】
午餐時間，看到路邊大樓貼出告示，午餐定食500日圓，孫曉萍說，在東京怎麼可能吃到這樣便宜的午餐？原本肚子不餓，想繼續去看看，結果來到一家裝潢很典雅的餐廳，我點了魚定食、同事點了炸蝦定食，真的都只有500日圓。
餐廳說，平常要賣1000日圓，這幾天人太少，所以只有今天半價賣。他們的定食極好吃，孫曉萍說，她來日本二十年，從沒吃到這麼大片的炸蕃薯。她說，日本最近興起一股one coin lunch（日本的one coin是一枚500圓硬幣），沒想到，在東京也能吃到這麼好吃的one coin lunch。
下午去代表處，一到代表處，新聞處就列印了一張通知，法國政府要求法國僑民離開東京，美國也呼籲東京僑民不要出門。因為日本已經三座核電廠爆炸，四號也出問題。代表處整天電話響不停，都是國內關心核輻射的詢問。
晚上，搭JR到新宿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平常擠得水洩不通的新宿嗎？路上沒幾個人，商店都關門了，霓虹燈熄了（那時才七點半）。我們經過賣黑輪的攤子，老阿伯抽著菸，看到我有興趣想吃，馬上把料丟進湯裡，說要煮五分鐘。晚上擺攤那麼久，我是第一個驅前表達想吃的客人。
今天一個受訪者告訴我，這是日本戰後首都第一次大規模輪流停電，供油吃緊，全城都在搶油。最熱鬧的地方，都要節約用電。東京的夜景，恐怕要黯淡好一陣子。
經過藥妝店，貨架上的日用品也差不多全空了。因為手指乾裂流血（出門太匆忙，忘了帶乳液），我買了一條蘆薈護手霜，竟然只要100日幣，三十元台幣。店員說，這是今日特價。
真的不該說，我今天賺了兩次「國難財」。
新聞上說了一個讓人淚奔的故事，一個祖母，看到海嘯即將撲來，將手中的嬰兒（孫子）高高舉起，交給鄰居，說了一句：「拜託你了。」就被海水沖走。嬰兒活下來。活著，是愛的力量。（by 富元／三月15日）
【他們有驚，而無慌】
時間：3月16日
清晨六點，一掃昨天的陰沉，東京太陽出來了。搭副都心線到東新宿的慈濟日本分會，希望能擠上慈濟的車子到茨城。穿著藍衣白長褲的慈濟師兄師姊，把一個個大保溫鍋搬上車，米、水、食物都得從東京運過去。
這是典型的「二桃殺三士」，慈濟督導說，有位置，只能一個人去。我想去，明堂也想去，理智上，該讓攝影去拍不一樣的畫面，我還是想去。怎麼說都沒有用，只好自我了斷，決定讓明堂一人去。但我還是不死心，想，也許，最後一刻，會有人沒辦法到，所以有空位，或者，我很瘦，可以擠擠。
慈濟會員做完行前說明，早上福島四號機起火，輻射量飆升，比昨天多兩倍，大家都要戴帽子、口罩，遮得嚴嚴實實。然後大家上車，我正準備說再見，慈濟督導指著我：「你趕快上車。」車上最後一排有個小座位。
機會真的是屬於等待的人。
車子一路順暢到高速公路，司機在休息站加油。等加油的車子，還是排得很長，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才加到油。司機說，東京都內，很多車子只能加一千日幣的油，不會讓你把油箱灌飽。往茨城的常磐道高速公路，沒有什麼車，有的話，也都是有特殊通行證的救災車。
茨城縣水戶大洗町，第一印象，是個不那麼整齊乾淨的海港，但如果知道，在五天前，它遭受三次海嘯席捲，就會非常驚訝，它恢復得如此迅速。大洗町救災指揮西野先生，是從六十公里外的日立市來的志工。
他帶著我們走了一圈，比手畫腳地形容海嘯來的情景：滿地泥濘的幼稚園，當時有二十五個小朋友在操場玩，遠遠看到黑色海水衝過來，大家都跑進教室。還好，大家都平安無事。
自海嘯後，大洗町停水、停電、停瓦斯至今。文化中心旁邊的廣場，日本自衛隊員在加水車旁為民眾加水，每個人每天配給八公升的水。十二點半，午餐還在準備中，大洗町居民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伍，安靜、耐心的等待，攝氏不到十度的冰冷海風狂吹，人幾乎都站不穩，他們還是一樣有秩序、溫厚的等。等待當中，有人手機響了，接著，又感覺到地震搖晃。現場的民眾，呆了一下，又若無其事排隊。現在對地震，他們有驚，而無慌。
【災難總會過去】
中午吃的是咖哩飯和味增湯。這可能是大洗町人這幾天來第一頓熱食。西野說，每天吃政府分配的飯糰，能夠喝上一碗熱騰騰的味增湯，「實在太好了，」他高高舉起手，比著喝湯的手勢，滿足地笑了。
大洗町三萬多居民，大多是漁民或魚販，海嘯一來，讓他們頓失生計。但他們的臉上，並沒有愁苦，十幾個來做志工的高一學生，學校至今未能上課，還能對著鏡頭做搞笑表情。他們說，災難總會過去，三個月就可以恢復過去美麗的漁港景象。
從台灣的媒體報導，東京好像已經變成很恐怖的地方，外交部也發布紅色警報，但是，在東京，除了電車間隔拖長、超商食物變少，並沒有多大不同。甚至，帶口罩的人，都是為了花粉熱，而非輻射。
我想，A咖國民、A咖媒體，即使搭配C咖政府，平均下來也算A咖表現了。
我們在茨城採訪幾個年輕志工，其中一個來自群馬、綁著藍色包頭毛巾的帥哥。我問他，哪裡來的？他和旁邊另外一個人，同時把頭巾拉下來，指著他們的光頭說：「我們是和尚。」（那樣子實在很爆笑）。
他們是全日本佛教青年聯合總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地震一發生，和尚們就在facebook、email、twitter串連，出來幫忙災區。他們幾個是先來勘災，幫忙發物資、並撫慰災民心靈的。他說，和尚在日本多半是替人念經、超度，他們希望呼籲所有的青年和尚，出來投入社會，「藉此改變和尚的社會印象。」
不瞞您說，我真的笑了。
回東京的路上，天色漸暗，加油站排隊加油的車龍更長了，即使要等上三個小時才加到油，駕駛還是乖乖排隊。
這是日本人對待天災的方式：安靜、耐心、有秩序。也是一種日本式的美學！（by富元三月十六日）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时间：3月17日
東京在萬里晴空中醒來，街上陽光燦爛，風一吹，還是冷得刺骨。
八點，《朝日新聞》資深記者到飯店，我們一起吃早餐。他大學畢業二十年，都待在《朝日新聞》。他大學的夢想，是畢業後到《朝日新聞》跑國際新聞。他用自己的經驗，分析日本媒體訓練記者的方式。
他進報社後，先被派到佐賀縣跑地方新聞三年，後來又轉到福岡三年。這是表現好，才會從偏僻的縣拔擢到大城市。如果表現不好，就會被貶到更偏僻的地方。接著，他調回東京社會部。在這四年間，正好碰上阪神大地震，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經過十年歷練，他派駐到新加坡、台灣採訪國際政治，後來還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
他說，當記者的前幾年，每一篇稿子都被主管修改，只要文章透露個人感情或情緒，就會被主管罵。「記者傳達的是訊息和判斷，而不是自己的感情，」他說，這是日本媒體對新聞專業的定義。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即使面對如此大的災難，日本的媒體，沒有誇張的表情和敘述，報新聞時，聲音也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坐在旁邊的《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補充，NHK某主播，從地震發生當天到昨晚，都非常冷靜播報新聞。
只有昨晚，他播出一則在仙台搶救傷患的醫生，錯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那一刻，他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我正要「動容」時，《朝日新聞》記者馬上答說：「他後來一定被他的主管罵。」因為，公然表達自己的感情，即使是用這麼輕微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有失記者的職業倫理。
日本媒體是用這樣的標準訓練記者。因為，記者的職責是把公眾該知道的訊息，客觀、正確傳達給大眾，不需要添加自己主觀的情感。《朝日新聞》記者說，這幾天，他不斷接到中國和台灣的朋友的電話，焦急詢問他個人安危。他待在東京，卻並不覺得情況如外面形容的那樣危險。
【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今天，日本人民最擔心的是核能輻射，但是昨天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他說，三天前搭電車，還觀察到電車乘客不安的表情；但今天搭電車來受訪時，車上乘客的表情，就和平時沒兩樣：很冷靜。因為日本人相信，輻射問題已獲得控制。
這幾天，從電視到報紙，各種專家不斷深入且詳盡的分析四座出問題的核能機組，各自的問題是什麼？輻射劑量多大？對人體危害？該怎麼面對？……，講得非常完整，又不激情，讓民眾非常安心。
因為，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採訪當中，手機響了。《天下雜誌》總編輯一大早打電話來，要我們立刻趕到機場。我想，她是信了國內媒體報導機場塞爆的消息。我還是按照預定時間結束採訪，搭九點四十分的巴士到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的旅客並不多（擁擠的是成田），不到二十分鐘，就辦完所有出境手續。
晴空下的東京灣，像一雙湛藍深邃的大眼睛。摩天大樓、漁船、貨輪一如往常，在最藍的眼睛裡，各自活著、各自曲折。電車裡的日本人，也許今天上班又遲到了，不過，「大丈夫」（沒問題），總是會到的。
蕭富元（3月17日，寫於羽田飛往松山機場的長榮班機上）
PS.飛機降落前，機上廣播系統說，從日本回國的旅客，都要接受輻射檢查。還沒通過檢測門，先看到一大堆攝影鏡頭。還好，今天不會因為輻射量過高而上電視。我們，不含輻射的回來了。
日本人新遷徙潮
週四上午十點半，在東京搭上開往大阪的新幹線回家。
排在我後面的是背著小娃娃的年輕媽媽。再後面一些，又是個帶著兩個幼兒的媽媽。注意看看月台上的旅客，的確多了許多「媽媽＋寶寶或幼兒」的旅客。會不會是因為怕輻射塵，而紛紛遠離東京
車抵橫濱站，又上來一位背著嬰兒，一手牽著小女兒的太太上車，剛好坐在我旁邊。我先用日本人的禮儀，一再抱歉說突然跟她搭話，然後，開始與她聊了起來。
她住在川崎市（距離東京約二十公里），準備帶孩子到兵庫縣的娘家避一下，「雖然輻射塵不是那麼嚴重，但不放心讓孩子在公園玩，衣服也都曬在屋子裡面。」
購物難是另一個回娘家的原因。她橫濱家附近的大超市，這幾天每天都「限制入場」，必須在外面排隊一陣子，才能進入店內。麵包和礦泉水不是一早被搶購一空，就是不知何時進貨。
她說，住家附近的幾個年輕媽媽都在抱怨，「到店裡買不到，嬰兒尿片快要用完了，」還好，「我都是一大箱的買，還有存貨。」
【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首都圈（東京都及附近的六個縣）輪流停電，更是讓她頭疼。她記得地震當天，從地震發生的兩點多，一直停電到晚上十一點。家裡有線電話打不通，她先生只好打到她的手機，告知自己在橫濱的公司沒事。但，「後來我的手機沒電，又不能充電。直到十一點我先生突然回到家，說他從橫濱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抬頭，剛好看到車廂內的電子螢幕秀出新聞短訊：「地震發生後停開的往宮城縣（到十六日為止，死亡人數是受災縣中最多，達兩千兩百人）長途巴士，今天恢復，眾多背著大包行李的旅客，奔赴他們牽掛的故鄉」。
天搖地動後，日本國民的遷徙流離，不知還會持續多久。（孫曉萍，三月十七日）
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
時間:三月十八日
日本東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碰到鄰居七十歲的椎名老太太。「接到在仙台（宮城縣政府所在，宮城縣是地震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工作的小兒子，打電話報平安，總算昨晚才睡得著，」口氣中透露著放心。
她接著說：「不過，看到電視那些慘不忍睹的畫面，真是辛酸地不得了。但一轉眼，看看窗外的小公園，幾個小男生球踢得那麼高興，覺得有點怪怪的，好像地震跟我們無關。」
名古屋離福島核電廠，有四百公里以上，離仙台也約五百公里。雖然，三一一當天，名古屋附近也有三級的震度，但沒聽到什麼災害報導。
不僅如此，由於供電廠不同，名古屋所在的東海地區各縣，靠中部電力公司供電，不像東京及附近六個縣要輪流停電。這裡的百貨公司照樣開到晚間八點（在東京是六點關門），電車也正常行駛，加油站也沒有排隊加油的情況。
看看超市的供貨情況，泡麵區的確好幾種人氣產品售空不剩，但還是有許多口味等著顧客挑。大眾價格的衛生紙一包也沒有，貨架上站著一支看板，寫著：「因為東北關東大地震的影響，供貨吃緊，非常抱歉。」同樣的牌子，也出現在某品牌的礦泉水冷藏架上。但這兩種商品，都還是有其他廠牌的選擇。
這兩天，日本政府透過各媒體呼籲：國民「不要搶購、囤積商品」，生活用品就能恢復正常供應。昨天，NHK收音機主播的一句話，比政府的呼籲更有效果：「許多人看到災情，非常想盡一點力、幫一點忙。目前，如果您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孫曉萍，三月十八日）
限電、搶購、餘震，東京職業婦女的一星期
我的朋友栗山誠子，住在東京都的北區（東京都共分為二十三區），是個典型職業婦女。我請她敘述大地震發生後一週來，生活上的種種變化。
地震發生那天我人在目黑區辦事，聽到區公所的防災無線播音說：「這裡是目黑區區公所，剛才發生震度5強的地震」，本來想搭電車趕回家，沒想到電車全部停開，家裡太遠，只好步行到下兩個車站的婆家過夜，我沒什麼方向感，只能順著鐵路旁的路走。
還好外子在家，由他到小學去接六年級的兒子。後來聽說，小學負責照顧父母親無法趕去接的孩子，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十一點多我到我家附近的超市，許多商品都消失了，從牛奶、碗裝泡麵、速食珈哩飯、雞蛋，到衛生紙、電池、口罩、蠟燭，我嚇了一跳，決定隔天趕在超市開門時間的十點採購。
十點一到，門外大排長龍，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來購物。一開門大家都是用跑的，每個人都在購物推車內塞進如小山高的商品，店內的氣氛就是人心惶恐，算是一種「人家買我也得趕緊買」的群眾心理吧！
我和外子也買了平常絕對不會買的份量，確保一家三口三天分的糧食。
從十五號（地震後五天）開始，超市供貨慢慢恢復正常，走進超市，有一種安心的感覺，覺得「大丈夫（沒問題）」，我就不再多買東西了，倒不是相信政府說的「只要不搶購，供貨一切沒問題」的那些話。
餘震不斷，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穿著隨時可以跑出去的衣服睡，床頭放著一個小包包，裝了重要的證件和東西，床下放著托鞋。
我的孩子現在每天帶著「防災頭巾（一種耐火耐衝撞的軟帽）」上下學，學校的營養午餐停止供應牛奶，不過聽說有些學校連營養午餐都沒辦法供應。
地震發生後，每一家電台停掉所有的節目，只播地震相關新聞，也沒有廣告。這當然很重要，但連續幾天下來，讓人覺得需要放鬆一下，還好，這幾天開始恢復其他節目，讓人覺得比較安定下來。
我的工作地點是台場的日本科學未來館，因為很多東西受損，館方要我在月底前「自宅待機」。
我擔心的是，東京周圍的幾個縣陸續發生多次餘震，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東京都直下型大地震」？還有福島核廠不知道會演變成怎麼樣？日本的電力供應會不會恢復正常？
日本大地震後，《天下》主筆蕭富元與攝影黃明堂馬上飛到東京採訪，她的採訪日記，傳遞此時此刻日本人所面對最真實的一切。
時間：3月14日
今天中午到達羽田機場，要搭大眾運輸系統到東京，機場服務人員態度極好，說從今天開始，東京輪流停電，部份地鐵不開，她建議我們搭單軌轉JR到池袋。JR線走走停停，有時門開著，說了一堆日文，聽不懂，車子就停在車站，日本人靜靜的，繼續玩他們的手機。
我也不知電車何時要開，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篇短篇小說，想像的愛情就發生在停電的電車上，等到電來了，愛情泡影也碎了。
到旅館，燈光昏暗。櫃台小姐說，房客大量取消訂房，政府又呼籲大家節約用電，飯店也減省著開燈。
到代表處時，從台灣來的搜救隊正好也到了，他們今晚要住在代表官邸，明天再出發，但是到底要去哪？能做什麼？沒人能回答我。在和新聞秘書聊天時，他的手機發出類似蜂鳴的刺耳聲，是地震警報，在長野。沒人驚慌。代表處開車載我們去見採訪對象。在路上，看到車子在排隊，是在搶加油。現在在東京，大家都在搶油。有些加油站都關門了，沒油。
路上有間超商，我和明堂進去。食品貨架上，真的全搬空了。晚上八點多，我回旅館，再去試另一家超商，食品櫃裡，也像是被掃過一樣的空。所以，我買了一罐啤酒，配上行前同事給的乾糧，邊喝邊吃邊寫這封信。
＊＊蘋果之花精神正開
今天的意外之喜，是搭地鐵到慈濟分會。進門時，他們正和證嚴開視訊會議。慈濟督導今天中午去見了政府高層，這位高層穿著救難衣，昨天和菅直人一起搭直昇機到宮城、岩手勘災，講到日本政府救災經驗SOP非常完善，但他們發現，這場災難他們人力不足，這場地震和他們以前的經驗大不相同，不是要在瓦礫堆裡搜尋生還者，而是在茫茫大海中撈針（那時我想，我們今天的救難隊，能幫上什麼忙？）
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一年的慈濟師姊，給了我很多不錯的建議。他們很佩服日本人這次地震的表現。我們以前覺得，日本人有秩序、講團體、怕跟大家不一樣，阻礙了他們的創意，但是，這個弱點，在災難時，反而成為優點。
她還用美空雲雀的蘋果之花（日本人自況蘋果花），說這是日本人的精神，花謝了，但明年還會再開、結果。這是美空雲雀鼓勵大戰後委靡的日本人，再站起來。相信現在也是。
喔，我在慈濟吃到了一碗飯，這是今天十二個小時內，我們吃到的唯一一頓。好感動啊。（by 富元／三月14日）
活著，是愛的力量
時間：3月15日
以為有人用力搖醒我，意識初醒，才發現又地震了。
一開始以為自己在上海（不知道為什麼是上海），想起床，跑，後來徹底醒了，想起自己在東京，日本人蓋房子夠堅固，不必跑。看床頭的鬧鐘，東京清晨五點。之前幾秒，相信訂閱地震消息的手機用戶，手機應該都響了。
電視新聞我聽不懂，但是猜出核電廠機組又爆炸了。不久，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從名古屋來了，說，她第一次遭遇到，被擋在JR站外，地鐵站工作人員站在門口，管制入站人數。日本電車目前的班次，只有平常的七成。
以最多人搭的JR為例，過去一、兩分鐘就有一班，現在是八分鐘一班。即使是趕著上班，日本人還是安靜排隊，沒有焦躁（要是我，一定會衝到站務人員面前質問）。
我們三人搭地鐵去採訪，地鐵站辦公室前排了好長的隊伍。抵達採訪地點，見到受訪者，他說，今天來上班，這輩子沒坐過這麼擠的JR（沒錯，我眼睜睜看著一個人的臉頰貼在自動門的玻璃上）。他還說，今天早上六點多第二號機組爆炸，政府八點多才宣布，應變太差。
【不可思議的便宜午餐】
午餐時間，看到路邊大樓貼出告示，午餐定食500日圓，孫曉萍說，在東京怎麼可能吃到這樣便宜的午餐？原本肚子不餓，想繼續去看看，結果來到一家裝潢很典雅的餐廳，我點了魚定食、同事點了炸蝦定食，真的都只有500日圓。
餐廳說，平常要賣1000日圓，這幾天人太少，所以只有今天半價賣。他們的定食極好吃，孫曉萍說，她來日本二十年，從沒吃到這麼大片的炸蕃薯。她說，日本最近興起一股one coin lunch（日本的one coin是一枚500圓硬幣），沒想到，在東京也能吃到這麼好吃的one coin lunch。
下午去代表處，一到代表處，新聞處就列印了一張通知，法國政府要求法國僑民離開東京，美國也呼籲東京僑民不要出門。因為日本已經三座核電廠爆炸，四號也出問題。代表處整天電話響不停，都是國內關心核輻射的詢問。
晚上，搭JR到新宿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平常擠得水洩不通的新宿嗎？路上沒幾個人，商店都關門了，霓虹燈熄了（那時才七點半）。我們經過賣黑輪的攤子，老阿伯抽著菸，看到我有興趣想吃，馬上把料丟進湯裡，說要煮五分鐘。晚上擺攤那麼久，我是第一個驅前表達想吃的客人。
今天一個受訪者告訴我，這是日本戰後首都第一次大規模輪流停電，供油吃緊，全城都在搶油。最熱鬧的地方，都要節約用電。東京的夜景，恐怕要黯淡好一陣子。
經過藥妝店，貨架上的日用品也差不多全空了。因為手指乾裂流血（出門太匆忙，忘了帶乳液），我買了一條蘆薈護手霜，竟然只要100日幣，三十元台幣。店員說，這是今日特價。
真的不該說，我今天賺了兩次「國難財」。
新聞上說了一個讓人淚奔的故事，一個祖母，看到海嘯即將撲來，將手中的嬰兒（孫子）高高舉起，交給鄰居，說了一句：「拜託你了。」就被海水沖走。嬰兒活下來。活著，是愛的力量。（by 富元／三月15日）
【他們有驚，而無慌】
時間：3月16日
清晨六點，一掃昨天的陰沉，東京太陽出來了。搭副都心線到東新宿的慈濟日本分會，希望能擠上慈濟的車子到茨城。穿著藍衣白長褲的慈濟師兄師姊，把一個個大保溫鍋搬上車，米、水、食物都得從東京運過去。
這是典型的「二桃殺三士」，慈濟督導說，有位置，只能一個人去。我想去，明堂也想去，理智上，該讓攝影去拍不一樣的畫面，我還是想去。怎麼說都沒有用，只好自我了斷，決定讓明堂一人去。但我還是不死心，想，也許，最後一刻，會有人沒辦法到，所以有空位，或者，我很瘦，可以擠擠。
慈濟會員做完行前說明，早上福島四號機起火，輻射量飆升，比昨天多兩倍，大家都要戴帽子、口罩，遮得嚴嚴實實。然後大家上車，我正準備說再見，慈濟督導指著我：「你趕快上車。」車上最後一排有個小座位。
機會真的是屬於等待的人。
車子一路順暢到高速公路，司機在休息站加油。等加油的車子，還是排得很長，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才加到油。司機說，東京都內，很多車子只能加一千日幣的油，不會讓你把油箱灌飽。往茨城的常磐道高速公路，沒有什麼車，有的話，也都是有特殊通行證的救災車。
茨城縣水戶大洗町，第一印象，是個不那麼整齊乾淨的海港，但如果知道，在五天前，它遭受三次海嘯席捲，就會非常驚訝，它恢復得如此迅速。大洗町救災指揮西野先生，是從六十公里外的日立市來的志工。
他帶著我們走了一圈，比手畫腳地形容海嘯來的情景：滿地泥濘的幼稚園，當時有二十五個小朋友在操場玩，遠遠看到黑色海水衝過來，大家都跑進教室。還好，大家都平安無事。
自海嘯後，大洗町停水、停電、停瓦斯至今。文化中心旁邊的廣場，日本自衛隊員在加水車旁為民眾加水，每個人每天配給八公升的水。十二點半，午餐還在準備中，大洗町居民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伍，安靜、耐心的等待，攝氏不到十度的冰冷海風狂吹，人幾乎都站不穩，他們還是一樣有秩序、溫厚的等。等待當中，有人手機響了，接著，又感覺到地震搖晃。現場的民眾，呆了一下，又若無其事排隊。現在對地震，他們有驚，而無慌。
【災難總會過去】
中午吃的是咖哩飯和味增湯。這可能是大洗町人這幾天來第一頓熱食。西野說，每天吃政府分配的飯糰，能夠喝上一碗熱騰騰的味增湯，「實在太好了，」他高高舉起手，比著喝湯的手勢，滿足地笑了。
大洗町三萬多居民，大多是漁民或魚販，海嘯一來，讓他們頓失生計。但他們的臉上，並沒有愁苦，十幾個來做志工的高一學生，學校至今未能上課，還能對著鏡頭做搞笑表情。他們說，災難總會過去，三個月就可以恢復過去美麗的漁港景象。
從台灣的媒體報導，東京好像已經變成很恐怖的地方，外交部也發布紅色警報，但是，在東京，除了電車間隔拖長、超商食物變少，並沒有多大不同。甚至，帶口罩的人，都是為了花粉熱，而非輻射。
我想，A咖國民、A咖媒體，即使搭配C咖政府，平均下來也算A咖表現了。
我們在茨城採訪幾個年輕志工，其中一個來自群馬、綁著藍色包頭毛巾的帥哥。我問他，哪裡來的？他和旁邊另外一個人，同時把頭巾拉下來，指著他們的光頭說：「我們是和尚。」（那樣子實在很爆笑）。
他們是全日本佛教青年聯合總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地震一發生，和尚們就在facebook、email、twitter串連，出來幫忙災區。他們幾個是先來勘災，幫忙發物資、並撫慰災民心靈的。他說，和尚在日本多半是替人念經、超度，他們希望呼籲所有的青年和尚，出來投入社會，「藉此改變和尚的社會印象。」
不瞞您說，我真的笑了。
回東京的路上，天色漸暗，加油站排隊加油的車龍更長了，即使要等上三個小時才加到油，駕駛還是乖乖排隊。
這是日本人對待天災的方式：安靜、耐心、有秩序。也是一種日本式的美學！（by富元三月十六日）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时间：3月17日
東京在萬里晴空中醒來，街上陽光燦爛，風一吹，還是冷得刺骨。
八點，《朝日新聞》資深記者到飯店，我們一起吃早餐。他大學畢業二十年，都待在《朝日新聞》。他大學的夢想，是畢業後到《朝日新聞》跑國際新聞。他用自己的經驗，分析日本媒體訓練記者的方式。
他進報社後，先被派到佐賀縣跑地方新聞三年，後來又轉到福岡三年。這是表現好，才會從偏僻的縣拔擢到大城市。如果表現不好，就會被貶到更偏僻的地方。接著，他調回東京社會部。在這四年間，正好碰上阪神大地震，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經過十年歷練，他派駐到新加坡、台灣採訪國際政治，後來還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
他說，當記者的前幾年，每一篇稿子都被主管修改，只要文章透露個人感情或情緒，就會被主管罵。「記者傳達的是訊息和判斷，而不是自己的感情，」他說，這是日本媒體對新聞專業的定義。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即使面對如此大的災難，日本的媒體，沒有誇張的表情和敘述，報新聞時，聲音也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坐在旁邊的《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補充，NHK某主播，從地震發生當天到昨晚，都非常冷靜播報新聞。
只有昨晚，他播出一則在仙台搶救傷患的醫生，錯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那一刻，他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我正要「動容」時，《朝日新聞》記者馬上答說：「他後來一定被他的主管罵。」因為，公然表達自己的感情，即使是用這麼輕微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有失記者的職業倫理。
日本媒體是用這樣的標準訓練記者。因為，記者的職責是把公眾該知道的訊息，客觀、正確傳達給大眾，不需要添加自己主觀的情感。《朝日新聞》記者說，這幾天，他不斷接到中國和台灣的朋友的電話，焦急詢問他個人安危。他待在東京，卻並不覺得情況如外面形容的那樣危險。
【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今天，日本人民最擔心的是核能輻射，但是昨天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他說，三天前搭電車，還觀察到電車乘客不安的表情；但今天搭電車來受訪時，車上乘客的表情，就和平時沒兩樣：很冷靜。因為日本人相信，輻射問題已獲得控制。
這幾天，從電視到報紙，各種專家不斷深入且詳盡的分析四座出問題的核能機組，各自的問題是什麼？輻射劑量多大？對人體危害？該怎麼面對？……，講得非常完整，又不激情，讓民眾非常安心。
因為，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採訪當中，手機響了。《天下雜誌》總編輯一大早打電話來，要我們立刻趕到機場。我想，她是信了國內媒體報導機場塞爆的消息。我還是按照預定時間結束採訪，搭九點四十分的巴士到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的旅客並不多（擁擠的是成田），不到二十分鐘，就辦完所有出境手續。
晴空下的東京灣，像一雙湛藍深邃的大眼睛。摩天大樓、漁船、貨輪一如往常，在最藍的眼睛裡，各自活著、各自曲折。電車裡的日本人，也許今天上班又遲到了，不過，「大丈夫」（沒問題），總是會到的。
蕭富元（3月17日，寫於羽田飛往松山機場的長榮班機上）
PS.飛機降落前，機上廣播系統說，從日本回國的旅客，都要接受輻射檢查。還沒通過檢測門，先看到一大堆攝影鏡頭。還好，今天不會因為輻射量過高而上電視。我們，不含輻射的回來了。
日本人新遷徙潮
週四上午十點半，在東京搭上開往大阪的新幹線回家。
排在我後面的是背著小娃娃的年輕媽媽。再後面一些，又是個帶著兩個幼兒的媽媽。注意看看月台上的旅客，的確多了許多「媽媽＋寶寶或幼兒」的旅客。會不會是因為怕輻射塵，而紛紛遠離東京
車抵橫濱站，又上來一位背著嬰兒，一手牽著小女兒的太太上車，剛好坐在我旁邊。我先用日本人的禮儀，一再抱歉說突然跟她搭話，然後，開始與她聊了起來。
她住在川崎市（距離東京約二十公里），準備帶孩子到兵庫縣的娘家避一下，「雖然輻射塵不是那麼嚴重，但不放心讓孩子在公園玩，衣服也都曬在屋子裡面。」
購物難是另一個回娘家的原因。她橫濱家附近的大超市，這幾天每天都「限制入場」，必須在外面排隊一陣子，才能進入店內。麵包和礦泉水不是一早被搶購一空，就是不知何時進貨。
她說，住家附近的幾個年輕媽媽都在抱怨，「到店裡買不到，嬰兒尿片快要用完了，」還好，「我都是一大箱的買，還有存貨。」
【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首都圈（東京都及附近的六個縣）輪流停電，更是讓她頭疼。她記得地震當天，從地震發生的兩點多，一直停電到晚上十一點。家裡有線電話打不通，她先生只好打到她的手機，告知自己在橫濱的公司沒事。但，「後來我的手機沒電，又不能充電。直到十一點我先生突然回到家，說他從橫濱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抬頭，剛好看到車廂內的電子螢幕秀出新聞短訊：「地震發生後停開的往宮城縣（到十六日為止，死亡人數是受災縣中最多，達兩千兩百人）長途巴士，今天恢復，眾多背著大包行李的旅客，奔赴他們牽掛的故鄉」。
天搖地動後，日本國民的遷徙流離，不知還會持續多久。（孫曉萍，三月十七日）
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
時間:三月十八日
日本東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碰到鄰居七十歲的椎名老太太。「接到在仙台（宮城縣政府所在，宮城縣是地震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工作的小兒子，打電話報平安，總算昨晚才睡得著，」口氣中透露著放心。
她接著說：「不過，看到電視那些慘不忍睹的畫面，真是辛酸地不得了。但一轉眼，看看窗外的小公園，幾個小男生球踢得那麼高興，覺得有點怪怪的，好像地震跟我們無關。」
名古屋離福島核電廠，有四百公里以上，離仙台也約五百公里。雖然，三一一當天，名古屋附近也有三級的震度，但沒聽到什麼災害報導。
不僅如此，由於供電廠不同，名古屋所在的東海地區各縣，靠中部電力公司供電，不像東京及附近六個縣要輪流停電。這裡的百貨公司照樣開到晚間八點（在東京是六點關門），電車也正常行駛，加油站也沒有排隊加油的情況。
看看超市的供貨情況，泡麵區的確好幾種人氣產品售空不剩，但還是有許多口味等著顧客挑。大眾價格的衛生紙一包也沒有，貨架上站著一支看板，寫著：「因為東北關東大地震的影響，供貨吃緊，非常抱歉。」同樣的牌子，也出現在某品牌的礦泉水冷藏架上。但這兩種商品，都還是有其他廠牌的選擇。
這兩天，日本政府透過各媒體呼籲：國民「不要搶購、囤積商品」，生活用品就能恢復正常供應。昨天，NHK收音機主播的一句話，比政府的呼籲更有效果：「許多人看到災情，非常想盡一點力、幫一點忙。目前，如果您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孫曉萍，三月十八日）
限電、搶購、餘震，東京職業婦女的一星期
我的朋友栗山誠子，住在東京都的北區（東京都共分為二十三區），是個典型職業婦女。我請她敘述大地震發生後一週來，生活上的種種變化。
地震發生那天我人在目黑區辦事，聽到區公所的防災無線播音說：「這裡是目黑區區公所，剛才發生震度5強的地震」，本來想搭電車趕回家，沒想到電車全部停開，家裡太遠，只好步行到下兩個車站的婆家過夜，我沒什麼方向感，只能順著鐵路旁的路走。
還好外子在家，由他到小學去接六年級的兒子。後來聽說，小學負責照顧父母親無法趕去接的孩子，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十一點多我到我家附近的超市，許多商品都消失了，從牛奶、碗裝泡麵、速食珈哩飯、雞蛋，到衛生紙、電池、口罩、蠟燭，我嚇了一跳，決定隔天趕在超市開門時間的十點採購。
十點一到，門外大排長龍，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來購物。一開門大家都是用跑的，每個人都在購物推車內塞進如小山高的商品，店內的氣氛就是人心惶恐，算是一種「人家買我也得趕緊買」的群眾心理吧！
我和外子也買了平常絕對不會買的份量，確保一家三口三天分的糧食。
從十五號（地震後五天）開始，超市供貨慢慢恢復正常，走進超市，有一種安心的感覺，覺得「大丈夫（沒問題）」，我就不再多買東西了，倒不是相信政府說的「只要不搶購，供貨一切沒問題」的那些話。
餘震不斷，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穿著隨時可以跑出去的衣服睡，床頭放著一個小包包，裝了重要的證件和東西，床下放著托鞋。
我的孩子現在每天帶著「防災頭巾（一種耐火耐衝撞的軟帽）」上下學，學校的營養午餐停止供應牛奶，不過聽說有些學校連營養午餐都沒辦法供應。
地震發生後，每一家電台停掉所有的節目，只播地震相關新聞，也沒有廣告。這當然很重要，但連續幾天下來，讓人覺得需要放鬆一下，還好，這幾天開始恢復其他節目，讓人覺得比較安定下來。
我的工作地點是台場的日本科學未來館，因為很多東西受損，館方要我在月底前「自宅待機」。
我擔心的是，東京周圍的幾個縣陸續發生多次餘震，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東京都直下型大地震」？還有福島核廠不知道會演變成怎麼樣？日本的電力供應會不會恢復正常？
日本大地震 台湾启示录
日本大震
台灣啟示錄
「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
日本東北大地震，向世人展示了珍貴的「經驗」。
《天下》採訪團隊於震後三天飛抵東京，
到達災區茨城海邊現場，直擊災後的變局與應對，
並每天發稿通訊日誌，
同步刊登在天下網站（www.cw.com.tw）。
台灣同樣處在天災頻繁的地理帶，
在這次災難中，是否看到自己的危機與警訊？
東京時間：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像一道深深的刺青，永遠烙印在日本人的記憶裡。
將近六兆台幣的經濟損失，供應台灣廠商原料、設備、零組件的工廠停工或減產，使用和台灣類似反應爐和圍阻體的核能機組燃燒。這個連鎖反應，也震撼了台灣。
日本自詡是全球對地震、海嘯準備最周延的國家。唯一沒準備到的，是核電廠。
「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產經新聞》東亞室室長山本秀也對《天下》記者形容，日本人幾近滴水不漏的天災防備體系，在這次「規模九．○地震」的考驗下，被核電廠爆炸熔毀了。
上週《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模擬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晝夜不停推巨石上山，巨石卻又滾回山腳下的徒勞，說明日本人百密而一疏的努力，在面對大自然時是如此渺小。
每年帶著大量資源，往世界賑災、救濟的日本作家曾野綾子，震後在寫給《天下》的獨家專文中，同樣引用希臘神話說：「我們需經常思索：能從人生裡學到什麼？這次，必須從地震的教訓裡學到些什麼才行。這是身為人該做的事。此刻，我耳邊彷彿能聽見希臘先哲奧古斯都，充滿睿智的話語『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善』。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見九十一頁）
事實上，日本人已經向世人展示許多珍貴的「經驗」。
內閣府的「救災總管」
面對創紀錄的規模九地震、十公尺海嘯、四座核能機組起火或爆炸的重度災難，日本的死傷、失蹤人數，已遠低於疏於防震的地區、國家。
紛亂的資訊中，最清楚的是地震第一時間，就飛上天的自衛隊直升機，清楚記錄下海嘯的發生，及之後福島核電廠的狀況。
這個快速紀錄，不斷提供明確資訊給救災中心的體系，是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後，學到經驗，建立的快速反應系統。在內閣府（行政院）裡，直接特命「防災擔當大臣（政務委員）」，在災變發生時，直接指揮各部會、消防隊、警察、自衛隊等救難單位，強化協同行動。
此外更修改規定，只要地震超過五級，自衛隊可不經首相下令、或地方政府請求，自行派遣飛機或直升機，偵察受災狀況。地震規模達到六以上，就可派遣地面部隊直接投入救災。（見九十四頁）
這次震災急救體系的改革，雖然沒準備到規模九地震來襲的規格（是以因應規模八地震為主），卻仍在第一時間，發揮了功效。
○七年擔任日本第一位女性防衛大臣（國防部長）、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小池百合子，大震過後幾分鐘，即從國會大樓趕回自民黨總部。二十分鐘內，自民黨已經成立緊急對策本部，小池被推舉為副主席，負責收集資訊和過往處理經驗，並提供建議給執政的民主黨政府。
曾經來台協助九一一地震的小池告訴《天下》記者，中東革命情勢未朗，再加上日本強震，一個是全球產油重鎮，一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必定讓全球局勢產生變化。
大難當頭，五十九歲的小池一襲紫色西裝外套，優雅從容如昔，只有在電視出現災情最新快報時，才不安地轉頭盯住電視，對記者抱歉說，「這是日本最緊急的時刻。」
她說明，震後幾小時，政府宣布，災民到商店購物，簽字即可，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災民受傷，不需要錢、證件，可立刻就醫。動員十八萬自衛隊，相當於七五％的兵力，到各地協助救災。政府還協調旅館、集會所，開放空間讓災民避難、盥洗。她歸納，這是阪神大地震後，發展出來的管理地震危機守則，現任政府只要按表操課就能做好。
日本媒體，更給各國媒體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合一紙業董事長陳金發，過去十八年，多次代表慈濟到海外賑災，地震後立刻趕到日本。陳金發觀察，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冷靜與自制，最值得台灣學習，「報導該報導的，不加油添醋，不煽動恐慌情緒。」
公營電視ＮＨＫ，就有一本災難新聞採訪和編輯的「手冊」，平日訓練記者。例如，拍照需先經過災民同意。採訪前先說，「遭受災難，您受苦了。」記者和播報員不能隨便使用「大」、「嚴重」、「強烈」等誇張字眼，以免觀眾消沉不安。其他民營電視台，也停播娛樂節目、廣告，只播公益廣告。（為避免轟炸式報導，電視台在震後第五天，已逐漸復播其他節目）
民營媒體、《產經新聞》山本秀也指出，記者都想搶獨家，但不能為此妨礙救災，「這是記者的職業道德。」報導災難新聞時，哪些話該不該說、哪些地方該不該去，「日本記者彼此明白，有共識。」他認同媒體應該追究政府疏失，「但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候。」災難還持續進行，社會內部壓力，反而會批判阻礙團結救災的聲音。
當然，這種新聞處理的方式，也不是沒有批評。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就質疑，「日本人要忍耐到何時？」財經記者鮮於鉦認為，日本媒體只報導政府公布的資訊，是在袒護政府。民眾過於忍耐，會讓救災更沒有效率。
事實上，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正確資訊，也是媒體「配合」恰當與否的考量。災後，日本政府不僅有能力提供資訊，並設有統一窗口，隨時、不間斷地告訴民眾最新狀況與對策，來降低社會焦慮。
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首相智庫首席顧問伊藤元重，從管理學角度剖析，政府表現最好的是資訊溝通，尤其是發言人、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隔一小時開記者會，不看稿，直接回答問題，沉著冷靜，應對得體，「讓民眾覺得可以信賴政府。」
枝野幸男每次出現在鏡頭前，總是穿著同一件淺藍色連身救難衣，雙手緊握講台邊緣，語氣堅定說明最新狀況，以及政府的處置。他成為政府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象徵，日本網友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連署，求他「nero!」（去睡吧）。
日本政府是震後第三天核電廠出狀況後，處理太慢，才開始飽受責難。
《新鮮日本》總編輯點出，日本人習慣按手冊、規則辦事，但日本政府並沒有管理核安事件的ＳＯＰ（標準作業流程），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只能靠出事的東京電力公司報告做判斷，無法掌握真正情勢。
直到核電廠冒煙後兩天，才和東電成立共同對策本部，指派經產省大臣和首相輔佐官常駐，形同政府接管東電，但已錯失先機。
採訪過阪神大地震的野?剛指出，福島核電廠是一九七○年代所建，早就超過平均使用年限。
九○年代反核運動風起雲湧，輿論支持現有核電廠延後除役。東電公司為了節省成本，三十年內偽造一九九次檢修紀錄。
野?剛透露，位在重災區的宮城縣女川町核電廠，遭遇更大海嘯，卻能緊急停止，未釀災情，除了因為較新（九○年代開始啟用），管理者東北電力公司切實檢修也是關鍵因素。
東電給企業的教訓
東電這家六十年歷史、市佔率超過三成、年營業將近兩兆台幣的大企業，因僥倖心態，節省不能省的花費，造成至今還無法控制的後果，是日本東北大震中，企業界值得參考的負面教材。
另外，野?剛也批評，菅政府成立兩年，治國經驗薄弱，閣員年輕、學歷高、會講英文，是學者型政府，「學者的毛病是用自己腦筋想事情，對危機不夠敏感，」他表示，治國還是需要有實戰經驗的人才，他們最知道前線與基層的需要。
福島核災給世界的教訓，是讓各國紛紛重新檢視核能發展計劃。德國宣布關閉七座一九八○年以前興建的核電廠，瑞士和中國也暫緩新建核電廠的審核。
《經濟學人》指出，以往認為在海邊建核電廠最安全，福島核災的教訓卻是海邊並不安全。而且，全球核電廠成長最快的中國，已經運轉、或即將興建的核電廠，有十六個都設在海邊，其中有十二個更設在輻射污染有可能及於台灣的南部海岸。（見一○二頁圖）
台灣的四座核電廠，都在海邊。除了核四廠還在試運轉，另外三座核能廠都已經運轉二、三十年。其中最老的核一廠，到二○一八年將面臨四十年的營運期限，台電已經提出延役申請，目前還在審查中。
台灣斷層上的核電廠
核一廠副廠長吳才基在媒體上說，「核一廠目前運轉已經三十幾年。在國外，這一類的核電廠多在運轉四十年的時候，延役二十年，就是可以運轉到六十年。」事實上，營運四十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年就剛通過延役二十年。
而且，依照福島撤離範圍二十公里來估計，核一、核二、核四廠，疏散範圍擴及台北市；核三廠撤離範圍，涵蓋三分之一個屏東縣。加上台北盆地脆弱的地質、及台灣處處斷層，碰上九級強震，可能等不及核災，就已經整個塌陷。（見一○四頁）
《經濟學人》建議，福島核災對全球核電廠的另個教訓，就是要用核電，就必須要求更高的安全係數與標準，人類也必須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見一七三頁）
對日本人來說，崩壞後重建是再熟悉不過的劇本。
住在東京市區的慈濟日本分會執行長張秀民，地震後三天，終於有空回家整理，發現家裡瓦斯壞了。她打電話請瓦斯公司來修理，不到兩個小時，滿臉疲憊的修理工就準時按門鈴。工人一夜沒睡，認真完成工作，再深深鞠躬告退，「有這麼堅守崗位的人民，國家怎麼會爬不起來？」
《天下》記者在震後五天，來到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災區，從日本各地趕來的志工，有條不紊搬運物資，引導災民用餐領物。
四十二歲的綾小路乘俊，是從群馬縣來的和尚，他所屬的全日本佛教青年會，透過臉書、推特和skype串聯救災。「日本從沒有經歷這麼大的災難，需要很長時間恢復，但我們會努力的，」綾小路乘俊頭上綁著藍色毛巾，空閒時間，就用手機傳資訊給其他無法到災區出力的朋友。
野?剛大學畢業時，日本正經歷失落的十年，他寫了二十年不景氣報導，政府幾乎年年換首相。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韓國、印度又在後虎視眈眈，相較之下，日本顯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日本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野?剛把這次地震，視為第二個戰後的開始，他認為，日本人最擅長面對災難，而且有重建的天份。「別忘了，二次大戰後，東京是平的，你看現在？」四十二歲的野?剛相信，日本人會再度發揮重建才華，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日本。
日本為這世界貢獻了八．七％的ＧＤＰ，它是台灣第二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外資投資國、第二大觀光客來源國，更是台灣產業最依賴的原料、設備和技術來源國。
不僅是日本人，台灣和全世界都希望，「日」落後，太陽依舊會升起。 ■
採訪後記
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文／蕭富元
實地到新聞現場，報導真相、深度解讀，始終是《天下》堅持的信念。日本大震後不到二十小時，編輯部決定赴日採訪，隨即聯絡住在名古屋的駐日特約記者孫曉萍，相約東京會合。
三月十四日清晨，我和攝影黃明堂在松山機場搭上飛機，機上大多是日本旅客，手裡拎著伴手禮，臉上沒有太多表情。
到達羽田機場，東京已開始實施輪流停電。因為缺油，電車異常擁擠，路上交通意外順暢。超商的貨架，像是表演魔術似的，空空如也。平常車水馬龍、霓虹絢爛的新宿街頭，七點以後，燈暗了，人散了。賣黑輪的歐吉桑抽著菸，終於看到有人站在攤子前，才開始把食材倒入湯鍋，生意實在太差了。
一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我們跟著慈濟的救災車，深入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親身感受日本人自制自治的美德。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寺釜堀川集會所裡，幾個歐巴桑正發放物資，「納豆？咖哩？飯糰？」小鎮居民笑嘻嘻接過食物，深深一鞠躬，又回到沒水沒電沒瓦斯的家裡。
大家都說日本人很壓抑，缺水、缺油、缺糧食，也不大聲抱怨。不必政府開口，日本人已自動「共體時艱」。
孫曉萍說，日本民眾睡覺時，習慣把鞋子、安全帽擺床邊，裝著乾糧、飲水、手電筒、乾電池的逃生包，固定放門口。地震一來，隨時往外跑。老師也會提醒學生，要和父母約定，緊急逃生時的集合地點，以免找不到家人。
日本真的對災害準備十足，但我卻感覺，它也是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九○年代初期，村上春樹寫了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思考毀滅與救贖。「你的存在不會結束，只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你所有失去的東西，都會在那邊。」有人認為這場地震是末日預警，有人把它當成重生象徵。
走一趟日本，我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冷酷異境，而是日本那種也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台灣啟示錄
「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
日本東北大地震，向世人展示了珍貴的「經驗」。
《天下》採訪團隊於震後三天飛抵東京，
到達災區茨城海邊現場，直擊災後的變局與應對，
並每天發稿通訊日誌，
同步刊登在天下網站（www.cw.com.tw）。
台灣同樣處在天災頻繁的地理帶，
在這次災難中，是否看到自己的危機與警訊？
東京時間：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像一道深深的刺青，永遠烙印在日本人的記憶裡。
將近六兆台幣的經濟損失，供應台灣廠商原料、設備、零組件的工廠停工或減產，使用和台灣類似反應爐和圍阻體的核能機組燃燒。這個連鎖反應，也震撼了台灣。
日本自詡是全球對地震、海嘯準備最周延的國家。唯一沒準備到的，是核電廠。
「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產經新聞》東亞室室長山本秀也對《天下》記者形容，日本人幾近滴水不漏的天災防備體系，在這次「規模九．○地震」的考驗下，被核電廠爆炸熔毀了。
上週《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模擬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晝夜不停推巨石上山，巨石卻又滾回山腳下的徒勞，說明日本人百密而一疏的努力，在面對大自然時是如此渺小。
每年帶著大量資源，往世界賑災、救濟的日本作家曾野綾子，震後在寫給《天下》的獨家專文中，同樣引用希臘神話說：「我們需經常思索：能從人生裡學到什麼？這次，必須從地震的教訓裡學到些什麼才行。這是身為人該做的事。此刻，我耳邊彷彿能聽見希臘先哲奧古斯都，充滿睿智的話語『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善』。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見九十一頁）
事實上，日本人已經向世人展示許多珍貴的「經驗」。
內閣府的「救災總管」
面對創紀錄的規模九地震、十公尺海嘯、四座核能機組起火或爆炸的重度災難，日本的死傷、失蹤人數，已遠低於疏於防震的地區、國家。
紛亂的資訊中，最清楚的是地震第一時間，就飛上天的自衛隊直升機，清楚記錄下海嘯的發生，及之後福島核電廠的狀況。
這個快速紀錄，不斷提供明確資訊給救災中心的體系，是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後，學到經驗，建立的快速反應系統。在內閣府（行政院）裡，直接特命「防災擔當大臣（政務委員）」，在災變發生時，直接指揮各部會、消防隊、警察、自衛隊等救難單位，強化協同行動。
此外更修改規定，只要地震超過五級，自衛隊可不經首相下令、或地方政府請求，自行派遣飛機或直升機，偵察受災狀況。地震規模達到六以上，就可派遣地面部隊直接投入救災。（見九十四頁）
這次震災急救體系的改革，雖然沒準備到規模九地震來襲的規格（是以因應規模八地震為主），卻仍在第一時間，發揮了功效。
○七年擔任日本第一位女性防衛大臣（國防部長）、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小池百合子，大震過後幾分鐘，即從國會大樓趕回自民黨總部。二十分鐘內，自民黨已經成立緊急對策本部，小池被推舉為副主席，負責收集資訊和過往處理經驗，並提供建議給執政的民主黨政府。
曾經來台協助九一一地震的小池告訴《天下》記者，中東革命情勢未朗，再加上日本強震，一個是全球產油重鎮，一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必定讓全球局勢產生變化。
大難當頭，五十九歲的小池一襲紫色西裝外套，優雅從容如昔，只有在電視出現災情最新快報時，才不安地轉頭盯住電視，對記者抱歉說，「這是日本最緊急的時刻。」
她說明，震後幾小時，政府宣布，災民到商店購物，簽字即可，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災民受傷，不需要錢、證件，可立刻就醫。動員十八萬自衛隊，相當於七五％的兵力，到各地協助救災。政府還協調旅館、集會所，開放空間讓災民避難、盥洗。她歸納，這是阪神大地震後，發展出來的管理地震危機守則，現任政府只要按表操課就能做好。
日本媒體，更給各國媒體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合一紙業董事長陳金發，過去十八年，多次代表慈濟到海外賑災，地震後立刻趕到日本。陳金發觀察，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冷靜與自制，最值得台灣學習，「報導該報導的，不加油添醋，不煽動恐慌情緒。」
公營電視ＮＨＫ，就有一本災難新聞採訪和編輯的「手冊」，平日訓練記者。例如，拍照需先經過災民同意。採訪前先說，「遭受災難，您受苦了。」記者和播報員不能隨便使用「大」、「嚴重」、「強烈」等誇張字眼，以免觀眾消沉不安。其他民營電視台，也停播娛樂節目、廣告，只播公益廣告。（為避免轟炸式報導，電視台在震後第五天，已逐漸復播其他節目）
民營媒體、《產經新聞》山本秀也指出，記者都想搶獨家，但不能為此妨礙救災，「這是記者的職業道德。」報導災難新聞時，哪些話該不該說、哪些地方該不該去，「日本記者彼此明白，有共識。」他認同媒體應該追究政府疏失，「但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候。」災難還持續進行，社會內部壓力，反而會批判阻礙團結救災的聲音。
當然，這種新聞處理的方式，也不是沒有批評。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就質疑，「日本人要忍耐到何時？」財經記者鮮於鉦認為，日本媒體只報導政府公布的資訊，是在袒護政府。民眾過於忍耐，會讓救災更沒有效率。
事實上，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正確資訊，也是媒體「配合」恰當與否的考量。災後，日本政府不僅有能力提供資訊，並設有統一窗口，隨時、不間斷地告訴民眾最新狀況與對策，來降低社會焦慮。
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首相智庫首席顧問伊藤元重，從管理學角度剖析，政府表現最好的是資訊溝通，尤其是發言人、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隔一小時開記者會，不看稿，直接回答問題，沉著冷靜，應對得體，「讓民眾覺得可以信賴政府。」
枝野幸男每次出現在鏡頭前，總是穿著同一件淺藍色連身救難衣，雙手緊握講台邊緣，語氣堅定說明最新狀況，以及政府的處置。他成為政府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象徵，日本網友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連署，求他「nero!」（去睡吧）。
日本政府是震後第三天核電廠出狀況後，處理太慢，才開始飽受責難。
《新鮮日本》總編輯點出，日本人習慣按手冊、規則辦事，但日本政府並沒有管理核安事件的ＳＯＰ（標準作業流程），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只能靠出事的東京電力公司報告做判斷，無法掌握真正情勢。
直到核電廠冒煙後兩天，才和東電成立共同對策本部，指派經產省大臣和首相輔佐官常駐，形同政府接管東電，但已錯失先機。
採訪過阪神大地震的野?剛指出，福島核電廠是一九七○年代所建，早就超過平均使用年限。
九○年代反核運動風起雲湧，輿論支持現有核電廠延後除役。東電公司為了節省成本，三十年內偽造一九九次檢修紀錄。
野?剛透露，位在重災區的宮城縣女川町核電廠，遭遇更大海嘯，卻能緊急停止，未釀災情，除了因為較新（九○年代開始啟用），管理者東北電力公司切實檢修也是關鍵因素。
東電給企業的教訓
東電這家六十年歷史、市佔率超過三成、年營業將近兩兆台幣的大企業，因僥倖心態，節省不能省的花費，造成至今還無法控制的後果，是日本東北大震中，企業界值得參考的負面教材。
另外，野?剛也批評，菅政府成立兩年，治國經驗薄弱，閣員年輕、學歷高、會講英文，是學者型政府，「學者的毛病是用自己腦筋想事情，對危機不夠敏感，」他表示，治國還是需要有實戰經驗的人才，他們最知道前線與基層的需要。
福島核災給世界的教訓，是讓各國紛紛重新檢視核能發展計劃。德國宣布關閉七座一九八○年以前興建的核電廠，瑞士和中國也暫緩新建核電廠的審核。
《經濟學人》指出，以往認為在海邊建核電廠最安全，福島核災的教訓卻是海邊並不安全。而且，全球核電廠成長最快的中國，已經運轉、或即將興建的核電廠，有十六個都設在海邊，其中有十二個更設在輻射污染有可能及於台灣的南部海岸。（見一○二頁圖）
台灣的四座核電廠，都在海邊。除了核四廠還在試運轉，另外三座核能廠都已經運轉二、三十年。其中最老的核一廠，到二○一八年將面臨四十年的營運期限，台電已經提出延役申請，目前還在審查中。
台灣斷層上的核電廠
核一廠副廠長吳才基在媒體上說，「核一廠目前運轉已經三十幾年。在國外，這一類的核電廠多在運轉四十年的時候，延役二十年，就是可以運轉到六十年。」事實上，營運四十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年就剛通過延役二十年。
而且，依照福島撤離範圍二十公里來估計，核一、核二、核四廠，疏散範圍擴及台北市；核三廠撤離範圍，涵蓋三分之一個屏東縣。加上台北盆地脆弱的地質、及台灣處處斷層，碰上九級強震，可能等不及核災，就已經整個塌陷。（見一○四頁）
《經濟學人》建議，福島核災對全球核電廠的另個教訓，就是要用核電，就必須要求更高的安全係數與標準，人類也必須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見一七三頁）
對日本人來說，崩壞後重建是再熟悉不過的劇本。
住在東京市區的慈濟日本分會執行長張秀民，地震後三天，終於有空回家整理，發現家裡瓦斯壞了。她打電話請瓦斯公司來修理，不到兩個小時，滿臉疲憊的修理工就準時按門鈴。工人一夜沒睡，認真完成工作，再深深鞠躬告退，「有這麼堅守崗位的人民，國家怎麼會爬不起來？」
《天下》記者在震後五天，來到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災區，從日本各地趕來的志工，有條不紊搬運物資，引導災民用餐領物。
四十二歲的綾小路乘俊，是從群馬縣來的和尚，他所屬的全日本佛教青年會，透過臉書、推特和skype串聯救災。「日本從沒有經歷這麼大的災難，需要很長時間恢復，但我們會努力的，」綾小路乘俊頭上綁著藍色毛巾，空閒時間，就用手機傳資訊給其他無法到災區出力的朋友。
野?剛大學畢業時，日本正經歷失落的十年，他寫了二十年不景氣報導，政府幾乎年年換首相。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韓國、印度又在後虎視眈眈，相較之下，日本顯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日本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野?剛把這次地震，視為第二個戰後的開始，他認為，日本人最擅長面對災難，而且有重建的天份。「別忘了，二次大戰後，東京是平的，你看現在？」四十二歲的野?剛相信，日本人會再度發揮重建才華，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日本。
日本為這世界貢獻了八．七％的ＧＤＰ，它是台灣第二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外資投資國、第二大觀光客來源國，更是台灣產業最依賴的原料、設備和技術來源國。
不僅是日本人，台灣和全世界都希望，「日」落後，太陽依舊會升起。 ■
採訪後記
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文／蕭富元
實地到新聞現場，報導真相、深度解讀，始終是《天下》堅持的信念。日本大震後不到二十小時，編輯部決定赴日採訪，隨即聯絡住在名古屋的駐日特約記者孫曉萍，相約東京會合。
三月十四日清晨，我和攝影黃明堂在松山機場搭上飛機，機上大多是日本旅客，手裡拎著伴手禮，臉上沒有太多表情。
到達羽田機場，東京已開始實施輪流停電。因為缺油，電車異常擁擠，路上交通意外順暢。超商的貨架，像是表演魔術似的，空空如也。平常車水馬龍、霓虹絢爛的新宿街頭，七點以後，燈暗了，人散了。賣黑輪的歐吉桑抽著菸，終於看到有人站在攤子前，才開始把食材倒入湯鍋，生意實在太差了。
一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我們跟著慈濟的救災車，深入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親身感受日本人自制自治的美德。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寺釜堀川集會所裡，幾個歐巴桑正發放物資，「納豆？咖哩？飯糰？」小鎮居民笑嘻嘻接過食物，深深一鞠躬，又回到沒水沒電沒瓦斯的家裡。
大家都說日本人很壓抑，缺水、缺油、缺糧食，也不大聲抱怨。不必政府開口，日本人已自動「共體時艱」。
孫曉萍說，日本民眾睡覺時，習慣把鞋子、安全帽擺床邊，裝著乾糧、飲水、手電筒、乾電池的逃生包，固定放門口。地震一來，隨時往外跑。老師也會提醒學生，要和父母約定，緊急逃生時的集合地點，以免找不到家人。
日本真的對災害準備十足，但我卻感覺，它也是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九○年代初期，村上春樹寫了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思考毀滅與救贖。「你的存在不會結束，只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你所有失去的東西，都會在那邊。」有人認為這場地震是末日預警，有人把它當成重生象徵。
走一趟日本，我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冷酷異境，而是日本那種也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地震、原子弹与日本人的宿命论
IAN BURUMA
JT Morrow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respects to Katsushika Hokusai
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及海啸后，现任东京都知事的作家及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发表了天谴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言了。石原称，此次地震是当代日本人的自私所引发的天谴。他说，日本人有必要利用这次海啸把自私的贪欲冲洗干净，长期以来，这种自私就像细菌一样附着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
事实上，这正是日本右翼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言论：日本年轻人只考虑自己，太过个人主义，失去了日本人原先所具有的顺从、自律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支持下的日本人应该总是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石原慎太郎未能逃脱舆论的强烈谴责。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指责他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他不得不为此而道歉。不仅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全体日本人在过去这两周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仍然可以做到自律和无私。
石原慎太郎的冷酷言论是利用了一种原始但常见的人类心理反射，这种反射赋予自然界中的非人力以特殊涵义。在古代中国，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被认为是恶兆，意味着一个朝代即将走向灭亡。日本也有这种倾向。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地震是由于一只大鲶鱼在剧烈活动，这只大鲶鱼被奉为神灵，受到膜拜和供奉。
Magnum Photos
1945年9月8日，一处为广岛原子弹爆炸难民提供的救助站中，一名妇女怀抱着她的孩子。
除此之外，生活在火山边或地震带上的脆弱人类还能如何去理解生存这件事呢？这一刻你还在静静地喝茶或做午饭，下一刻，一场强烈的地震、一次火灾或水灾就可能吞噬所有的一切。当然，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人类发现，不解释清楚就难以生存下去。并非只有日本人或中国人才会这样。美国名嘴葛 ·贝克(Glenn Beck)对地震做出的荒唐反应堪比石原慎太郎：他声称他发现此次地震是上帝发出的要求人们遵守“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信号。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熟知大自然的破坏力量。但这种力量有时候也是有益的。1274年，当一支由16,000名蒙古、中国及朝鲜士兵组成的船队试图攻打日本的时候，据称一场可怕的台风摧毁了这支船队，从而阻止了这场侵略。这就是“神风”这个词的来源。那一次，自然力量拯救了日本。
当日本于1944年陷入同样的穷途末路之际，以“神风”为飞行敢死队命名自有其深刻含义。当时，单纯的军事努力已经不足以避免战败，这就需要一些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东西来挽回局面，通过牺牲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使占据上风的美国军队在敬畏中退却。至少日本是这样希望的。
The Yomiuri Shimbun/Associated Press
周二，日本南三陆町，被疏散人员在一个避难所里做运动。
日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核灾难，这个事实具有可怕的嘲弄意味，因为日本也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视为天谴。1945年，当美军B29战斗机投下的密集燃烧弹使东京陷入一片火海并在几夜之间就夺去近10万人生命之时，那个场景非常可怕，但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之后整座城市在几秒钟内被一颗原子弹夷为平地则更像是一种自然力所为。
这不再是常规战争的一部分了。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就不可能进行防御，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日本军方的顽固分子下令接受无条件投降。用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的话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将导致人类文明彻底灭绝的可怕的新型武器”。为了挽救人类文明而投降不能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除了让几十万人承受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外，广岛和长崎遭受的轰炸还产生了其他不幸后果。它扭曲了日本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两颗原子弹使整个这段时期看起来像是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不是一段人类罪恶的历史，在个过程中，所有日本人都受到牵连，而不仅仅是军队。
许多善良的日本人认为这两颗原子弹是来自上天的惩罚，硝烟散尽后，所有的道德记录都变得一清二白。关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著名实录是由受害者之一、放射学专家永井隆(Takashi Nagai)撰写的，他后来死于白血病。他将此次爆炸看作是一种赐福，一场可以使人类赎罪的灾难。和长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他的观点。
Micheal Kenna
日本西海岸的一处避风港湾。
永井隆博士位于长崎的故居已经成为一处圣地。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人现在也许愿意成为人类文明的拯救者，断然摈弃战争，并为永久的和平而祷告。在新和平主义状态下，日本在自然力量面前保持一贯的做法；他们试图通过咒语来安抚自然力量。战争责任基本上被遗忘。军事安全被移交到原先的敌人美国手中，而国家安全最主要的保证竟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永井隆博士很清楚地意识到原子能的破坏力，但他还是将其视为物理学上的一大胜利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长期以来，其他日本人也和他一样对核能抱着非常矛盾的感情。组成美国核保护伞的各种物件在日本海港进进出出一直是个公开（但也被人深恶痛绝）的秘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尽管日本对核能的依赖程度一直要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在最近的核事故中成为最不受信任的机构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掩盖其核反应炉中潜藏的危险缺陷。
对灾难可能随时降临的持续警觉给这个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显著影响。战后日本最著名的产品之一就是《哥斯拉》(Godzilla)怪兽电影系列。哥斯拉的创意不仅仅出自金刚，其灵感还来自1954年的一次核事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破了一颗氢弹，使一位日本渔民受到核污染并因而丧命。哥斯拉正是由海底的核爆炸催生出来的日本毁灭者。（顺便说一句，为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制作特效的口谷英二(Eiji Tsuburaya)还曾为另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制作了惊人的特效，这就是《夏威夷大海战》(Sea Battle from Hawaii to Malaya)，这部电影拍摄于1942年，是为了庆祝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周年。）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感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日本最早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就会举行一些安抚自然力量的宗教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来敬神。由于大自然时而亲切仁慈时而勃然大怒，因此必须通过供品、典礼和献祭来使诸神保持愉悦。和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上帝不同，神道教的神并不把法律、道德标准和教义强加于人。这种宗教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尊重。
佛教对生命的短暂性和无尽的生死轮回有着深刻的领悟，这种宗教也被证明与时刻面临自然灾害威胁的人们非常投契。在形容日本人共有的人生观时，宿命论是经常被用到的一个词语。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这种情绪。看看亲当（Chikamasa）在15世纪写下的这首诗吧：这一天你诞生了/下一日就将死去──/今日/薄暮降临时/秋天的微风拂过。
但是，顺应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命运不会使生命变得轻贱。相反，这会使人更加珍惜活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刻。那些生活在比较安全地区的人们通过憧憬某种形式的永生来与死亡的必然性抗争，即使自己不能求得永生，也要让功德流芳百世。为人修建的纪念馆（比如在曼哈顿或芝加哥）就是为了永久保存下去，至少这是一种理想，为神建造的纪念馆也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大教堂。
居住在火山坡和地震带上的日本人不会建造永久的纪念物。传统的日本建筑是用纸张和木材建造的，其柔韧性足以抵御轻微地震，并不是为了追求永恒。日本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坐落于日本中部的伊势，这座神社是如此之神圣，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担任其高级神职人员。这座神社始建于1,500年前，可以说既很古老又很年轻，因为它每隔20年就要被拆掉重建一次。唯一不变的一点就是它的非永久性。
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现在有许多用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高层建筑，具有抗震结构，但这些都是相对较新的开发专案。尽管现在许多建筑已经不再用木头建造（木材太昂贵而且很难维护），日本的城市建筑看起来还是有些偷工减料，很像电影布景，就好像在建造时就预期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样，看起来不太像曼哈顿，更像洛杉矶。
东京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几乎彻底的损毁，一次是在1923年的毁灭性地震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被美军的燃烧弹烧成废墟之后。在这两次重建首都的活动中，东京人民都行动迅速，干劲十足，而且精神振奋。在19世纪后期以前东京还被称为江户的时候，江户人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能平静地接受地震和火灾，后者美其名曰“江户之花”。
这是宿命论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东京还是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在遭受灾难打击之后都能很快恢复元气。外国观察家们对日本人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团结表示赞叹。没有抢劫，没有骚乱，也没有暴力活动。但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1923年，有关朝鲜侨民在水里下毒的传言引发了一场大屠杀，因为恐慌的日本民众一遇到朝鲜人长相或口音的人就会袭击对方。
在过去这两周里，日本人保持了自律性。这种自律来自所有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的社会从众性，还来自照顾自己的责任感以及怕给陌生人添麻烦的心理。这也要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与灾难相伴的生活所浇筑出来的一种意识：倒下的一切都能被重建。日本有句话叫“随水流逝”，就是说要忘掉过去的一切。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不愿承担过去的责任），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努力开创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最近的这场灾难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有理由相信日本不仅会再次重新振作起来，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强大。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之后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外国援助，这说明日本现在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民族自尊心方面不再那么敏感。
韩国和中国也首次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队，这无疑会大大改善因过去的战争屠杀而变得紧张的韩日和中日关系。日本自卫队被动员起来参与救灾以及日本士兵在帮助国民时的卓越努力将提升他们的形象，使经历了一场悲惨战争后不再相信自我防卫能力的国家恢复一定的信心。日本政府本身也在努力鼓舞民众信心，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应该也会蜕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普通日本国民的行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冷静韧性证明了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不仅是愚蠢和幼稚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们在认真地承担责任，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也为完全陌生的人。如果这种做法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旧习，那么现在正好可以打破陈规。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是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Henry R. Luce教授。最近出版的书籍有《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Taming the Gods: Religion and Democracy on Three Continents)。）
JT Morrow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respects to Katsushika Hokusai
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及海啸后，现任东京都知事的作家及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发表了天谴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言了。石原称，此次地震是当代日本人的自私所引发的天谴。他说，日本人有必要利用这次海啸把自私的贪欲冲洗干净，长期以来，这种自私就像细菌一样附着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
事实上，这正是日本右翼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言论：日本年轻人只考虑自己，太过个人主义，失去了日本人原先所具有的顺从、自律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支持下的日本人应该总是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石原慎太郎未能逃脱舆论的强烈谴责。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指责他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他不得不为此而道歉。不仅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全体日本人在过去这两周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仍然可以做到自律和无私。
石原慎太郎的冷酷言论是利用了一种原始但常见的人类心理反射，这种反射赋予自然界中的非人力以特殊涵义。在古代中国，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被认为是恶兆，意味着一个朝代即将走向灭亡。日本也有这种倾向。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地震是由于一只大鲶鱼在剧烈活动，这只大鲶鱼被奉为神灵，受到膜拜和供奉。
Magnum Photos
1945年9月8日，一处为广岛原子弹爆炸难民提供的救助站中，一名妇女怀抱着她的孩子。
除此之外，生活在火山边或地震带上的脆弱人类还能如何去理解生存这件事呢？这一刻你还在静静地喝茶或做午饭，下一刻，一场强烈的地震、一次火灾或水灾就可能吞噬所有的一切。当然，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人类发现，不解释清楚就难以生存下去。并非只有日本人或中国人才会这样。美国名嘴葛 ·贝克(Glenn Beck)对地震做出的荒唐反应堪比石原慎太郎：他声称他发现此次地震是上帝发出的要求人们遵守“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信号。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熟知大自然的破坏力量。但这种力量有时候也是有益的。1274年，当一支由16,000名蒙古、中国及朝鲜士兵组成的船队试图攻打日本的时候，据称一场可怕的台风摧毁了这支船队，从而阻止了这场侵略。这就是“神风”这个词的来源。那一次，自然力量拯救了日本。
当日本于1944年陷入同样的穷途末路之际，以“神风”为飞行敢死队命名自有其深刻含义。当时，单纯的军事努力已经不足以避免战败，这就需要一些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东西来挽回局面，通过牺牲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使占据上风的美国军队在敬畏中退却。至少日本是这样希望的。
The Yomiuri Shimbun/Associated Press
周二，日本南三陆町，被疏散人员在一个避难所里做运动。
日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核灾难，这个事实具有可怕的嘲弄意味，因为日本也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视为天谴。1945年，当美军B29战斗机投下的密集燃烧弹使东京陷入一片火海并在几夜之间就夺去近10万人生命之时，那个场景非常可怕，但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之后整座城市在几秒钟内被一颗原子弹夷为平地则更像是一种自然力所为。
这不再是常规战争的一部分了。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就不可能进行防御，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日本军方的顽固分子下令接受无条件投降。用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的话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将导致人类文明彻底灭绝的可怕的新型武器”。为了挽救人类文明而投降不能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除了让几十万人承受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外，广岛和长崎遭受的轰炸还产生了其他不幸后果。它扭曲了日本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两颗原子弹使整个这段时期看起来像是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不是一段人类罪恶的历史，在个过程中，所有日本人都受到牵连，而不仅仅是军队。
许多善良的日本人认为这两颗原子弹是来自上天的惩罚，硝烟散尽后，所有的道德记录都变得一清二白。关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著名实录是由受害者之一、放射学专家永井隆(Takashi Nagai)撰写的，他后来死于白血病。他将此次爆炸看作是一种赐福，一场可以使人类赎罪的灾难。和长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他的观点。
Micheal Kenna
日本西海岸的一处避风港湾。
永井隆博士位于长崎的故居已经成为一处圣地。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人现在也许愿意成为人类文明的拯救者，断然摈弃战争，并为永久的和平而祷告。在新和平主义状态下，日本在自然力量面前保持一贯的做法；他们试图通过咒语来安抚自然力量。战争责任基本上被遗忘。军事安全被移交到原先的敌人美国手中，而国家安全最主要的保证竟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永井隆博士很清楚地意识到原子能的破坏力，但他还是将其视为物理学上的一大胜利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长期以来，其他日本人也和他一样对核能抱着非常矛盾的感情。组成美国核保护伞的各种物件在日本海港进进出出一直是个公开（但也被人深恶痛绝）的秘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尽管日本对核能的依赖程度一直要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在最近的核事故中成为最不受信任的机构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掩盖其核反应炉中潜藏的危险缺陷。
对灾难可能随时降临的持续警觉给这个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显著影响。战后日本最著名的产品之一就是《哥斯拉》(Godzilla)怪兽电影系列。哥斯拉的创意不仅仅出自金刚，其灵感还来自1954年的一次核事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破了一颗氢弹，使一位日本渔民受到核污染并因而丧命。哥斯拉正是由海底的核爆炸催生出来的日本毁灭者。（顺便说一句，为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制作特效的口谷英二(Eiji Tsuburaya)还曾为另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制作了惊人的特效，这就是《夏威夷大海战》(Sea Battle from Hawaii to Malaya)，这部电影拍摄于1942年，是为了庆祝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周年。）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感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日本最早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就会举行一些安抚自然力量的宗教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来敬神。由于大自然时而亲切仁慈时而勃然大怒，因此必须通过供品、典礼和献祭来使诸神保持愉悦。和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上帝不同，神道教的神并不把法律、道德标准和教义强加于人。这种宗教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尊重。
佛教对生命的短暂性和无尽的生死轮回有着深刻的领悟，这种宗教也被证明与时刻面临自然灾害威胁的人们非常投契。在形容日本人共有的人生观时，宿命论是经常被用到的一个词语。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这种情绪。看看亲当（Chikamasa）在15世纪写下的这首诗吧：这一天你诞生了/下一日就将死去──/今日/薄暮降临时/秋天的微风拂过。
但是，顺应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命运不会使生命变得轻贱。相反，这会使人更加珍惜活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刻。那些生活在比较安全地区的人们通过憧憬某种形式的永生来与死亡的必然性抗争，即使自己不能求得永生，也要让功德流芳百世。为人修建的纪念馆（比如在曼哈顿或芝加哥）就是为了永久保存下去，至少这是一种理想，为神建造的纪念馆也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大教堂。
居住在火山坡和地震带上的日本人不会建造永久的纪念物。传统的日本建筑是用纸张和木材建造的，其柔韧性足以抵御轻微地震，并不是为了追求永恒。日本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坐落于日本中部的伊势，这座神社是如此之神圣，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担任其高级神职人员。这座神社始建于1,500年前，可以说既很古老又很年轻，因为它每隔20年就要被拆掉重建一次。唯一不变的一点就是它的非永久性。
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现在有许多用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高层建筑，具有抗震结构，但这些都是相对较新的开发专案。尽管现在许多建筑已经不再用木头建造（木材太昂贵而且很难维护），日本的城市建筑看起来还是有些偷工减料，很像电影布景，就好像在建造时就预期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样，看起来不太像曼哈顿，更像洛杉矶。
东京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几乎彻底的损毁，一次是在1923年的毁灭性地震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被美军的燃烧弹烧成废墟之后。在这两次重建首都的活动中，东京人民都行动迅速，干劲十足，而且精神振奋。在19世纪后期以前东京还被称为江户的时候，江户人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能平静地接受地震和火灾，后者美其名曰“江户之花”。
这是宿命论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东京还是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在遭受灾难打击之后都能很快恢复元气。外国观察家们对日本人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团结表示赞叹。没有抢劫，没有骚乱，也没有暴力活动。但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1923年，有关朝鲜侨民在水里下毒的传言引发了一场大屠杀，因为恐慌的日本民众一遇到朝鲜人长相或口音的人就会袭击对方。
在过去这两周里，日本人保持了自律性。这种自律来自所有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的社会从众性，还来自照顾自己的责任感以及怕给陌生人添麻烦的心理。这也要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与灾难相伴的生活所浇筑出来的一种意识：倒下的一切都能被重建。日本有句话叫“随水流逝”，就是说要忘掉过去的一切。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不愿承担过去的责任），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努力开创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最近的这场灾难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有理由相信日本不仅会再次重新振作起来，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强大。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之后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外国援助，这说明日本现在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民族自尊心方面不再那么敏感。
韩国和中国也首次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队，这无疑会大大改善因过去的战争屠杀而变得紧张的韩日和中日关系。日本自卫队被动员起来参与救灾以及日本士兵在帮助国民时的卓越努力将提升他们的形象，使经历了一场悲惨战争后不再相信自我防卫能力的国家恢复一定的信心。日本政府本身也在努力鼓舞民众信心，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应该也会蜕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普通日本国民的行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冷静韧性证明了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不仅是愚蠢和幼稚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们在认真地承担责任，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也为完全陌生的人。如果这种做法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旧习，那么现在正好可以打破陈规。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是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Henry R. Luce教授。最近出版的书籍有《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Taming the Gods: Religion and Democracy on Three Conti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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