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评论员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在担任BBC政治编辑（Political Editor）之前做过《苏格兰人报》、《独立报》的记者、编辑，为《观察家报》、《经济学家》写过专栏。电视的评论时代来了吗？不管它，只知道自从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第一家开辟日报的时评版以来，时评已经日盛一日。如果观众听到在电视上听到更多原创、理性、温暖的声音，那电视可能又获得了一次一再丧失的更新话语方式的良机。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电视要请的评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帮助电视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新闻为何发生？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情形怎样？我们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怎样行动？

比如秋风：2007年8月他就预言中国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物价是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他翻译了《哈耶克传》、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他可以用文字和演讲跟出租车司机谈经济学，冷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可以聊出租车市场的权力关系。如果他没有单位，有人会忌讳他是独立学者吗？如果他挂名民间智库，有人会问他怎么不在大学或社科院呆着吗？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独立、冷静和远见。

比如秦晖：正牌的学者，清华的教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史学为体、思想为用，对中国历史和当今转型期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清晰的概括，温家宝引用过他的“黄宗羲定律”；前不久他又提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尺蠖效应说。

评论员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概括。

比如于建嵘：他研究敏感的群体事件、家庭宗教等等问题，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其实，多年行走乡村和企业调查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中国，研究政治的多，但国内外公认的学者极少，他和香港的李连江算一个。

评论员应该有他一样的理性和激情。

比如吴思：做过中学的团支书，当过生产队队长，还曾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出名是因为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如今是《炎黄春秋》的常务社长。他很关心电视，在出版《潜规则》之前，每周四的下午经常和李大同、展江、于丹到《新闻调查》的办公室跟编辑记者座谈，或漫议时局或策划节目。

评论员，要有他这样的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

比如熊培云：你看他好敏感，“躲猫猫”事件一曝光，马上评：“就像去年流行的‘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一样，无以数计的网民继续用自己‘被磨碎了的激烈’、‘琐碎的怀疑’与‘诙谐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的关心……公众期待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介入，期待真相不能‘躲猫猫’，不能像李荞明一样被人蒙上眼睛，然后被撞到了墙上，夭折了生命”。

《南方周末》的评论版，经常请他评论一周的国内外评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也曾请他代笔。他是著名网站《思想国》的“国王”，是南开大学主讲新闻评论的副教授。他曾留学巴黎，但永远关注乡土。

评论员应该像他一样识时务。

比如姬十三：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科学文章：“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他为好多报刊写科普文章，但不喜欢“科普”这个词，觉得像高高在上的布道一般，他认为自己是在与人分享科学之美。他可不是业余发烧友，头上顶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头衔，他创办的“科学松鼠会”迅速蹿红，靠的就是“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的理念和专业的修养。前不久，他被《南方人物周刊》推举为“青年领袖”。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趣味表达。
作者：庄永志 来源：思想国

拇指文化、手机与社会存在

手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作者：黄鸣奋 来源：《读书》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