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整理回乡的资料，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永修一中校长的博客。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题为“年纪大了，爱看《动物世界》了”的小短文。“现在电视剧——假，演唱会——闹，中国足球——气，新闻——不是领导就是会，烦。”校长先生接着说，“还是返老还童回归自然吧，因为自然最美，动物最纯。”网友们的相关留言也别有情趣，有说电视剧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智商；有说CCTV-7的养牛养猪节目还不错，因为那里有真实的世界；也有说要防止副作用，《动物世界》看多了，可能会和解说《动物世界》一样，“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动物”。
读完让人会心一笑。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万物的生长，为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作一个见证。
还是从乡间正在逝去的耕牛谈起吧，这是我每次回乡时都会看到或者想到的动物。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瘦骨嶙峋”这个词，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及农家子弟对它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如果你把斯大林或其他自称能够引领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领导人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尽管他们在有权有势的时候的确不愿把自己当人看。然而，倘使有人说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与牛还是会欣然同意的。
在前文陆续发表后，有不少读者在网上讨论“生在农村你是否自卑？”这个问题。谈到耕牛时，我想就此做进一步补充——如果你在幼年时期曾经与牛相伴，想自卑都难。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谈到王二回想自己当年在下乡时很有魅力，不仅迷人而且“迷鸡”——小母鸡见到他都晕过去了。当然，这只是王二先生对小母鸡的意淫。而且，乡下的小母鸡也没有那么不堪一迷。事实上，假如你把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五、六岁孩子带到乡下会见小母鸡，恐怕先晕过去的还是孩子——当然他是被吓晕过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城里孩子同龄的乡下孩子此时早已胆大妄为，踩着牛头抓着牛毛爬上了牛背。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一年四季里，夏天的放牧生活无疑最令人追忆。在江南这个季节，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抢种与抢收），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的小二郎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在每天下午到野外放牛。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牛背上“站戗杆”，像杂技演员一样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嬉戏打闹、过性生活时，小孩子们同样团坐在一起寻欢作乐，打扑克、玩石子，或者成群结队摘野果，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小水沟里浇鱼。心血来潮时，有的小孩还会去骑几个月大的小牛，直到被摔得人仰牛翻；甚或挑动公牛打架，大家一起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说到电影，在我看过的无数影片中，如果需要挑出十部最喜欢的电影，一定会有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按其法文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它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当然，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在上面提到的“乡村牛仔”也都是“放牛班”成员。只是，这个“放牛班”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差生们开的留级班。而事实上，我认识的这些乡下孩子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当年“放牛班”的小牛仔们，绝大多数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中国人牵强附会制造了龙图腾，并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忽悠起来团结臣民的大传统——哪位皇帝不希望他的子民自觉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生于山野的草民们毕竟自由散漫，显然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是一种体现个体价值的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肯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自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五月的牛角。和西方的海盗故事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放牛娃的故事。朱元璋小时候也是放过牛的，他开始也不是什么龙，其所谓“真龙”，不过是从“真牛”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江西农业生产之现状及应采之政策》（载《独立评论》143号）一文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辑后记我才知道“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该这篇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耕地少、荒地多，由于独尊稻作，农业畸形发展，危害极大，因此建议江西要多养牛、羊和马，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这个建议自然是好，不过如果董先生能够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来走一走，相信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这次我到乡下发现，如今这里不仅田地大量抛荒，而且原来的村庄也只剩下了一头牛——在那里孤孤单单地唱着单身情歌。想来这头牛一定很绝望，因为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能给它带来点男欢女爱的同伴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自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当地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了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地农业“合作化”渐渐成形，出租经营的“铁牛”不断将耕牛从田里赶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愿意上山砍柴。几年下来，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山川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有些大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奋起反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甚至连几年前村民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这个夏天，我在乡下首先看到的是乡间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熊培云/思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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