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在担任BBC政治编辑（Political Editor）之前做过《苏格兰人报》、《独立报》的记者、编辑，为《观察家报》、《经济学家》写过专栏。电视的评论时代来了吗？不管它，只知道自从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第一家开辟日报的时评版以来，时评已经日盛一日。如果观众听到在电视上听到更多原创、理性、温暖的声音，那电视可能又获得了一次一再丧失的更新话语方式的良机。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电视要请的评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帮助电视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新闻为何发生？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情形怎样？我们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怎样行动？
比如秋风：2007年8月他就预言中国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物价是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他翻译了《哈耶克传》、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他可以用文字和演讲跟出租车司机谈经济学，冷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可以聊出租车市场的权力关系。如果他没有单位，有人会忌讳他是独立学者吗？如果他挂名民间智库，有人会问他怎么不在大学或社科院呆着吗？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独立、冷静和远见。
比如秦晖：正牌的学者，清华的教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史学为体、思想为用，对中国历史和当今转型期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清晰的概括，温家宝引用过他的“黄宗羲定律”；前不久他又提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尺蠖效应说。
评论员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概括。
比如于建嵘：他研究敏感的群体事件、家庭宗教等等问题，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其实，多年行走乡村和企业调查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中国，研究政治的多，但国内外公认的学者极少，他和香港的李连江算一个。
评论员应该有他一样的理性和激情。
比如吴思：做过中学的团支书，当过生产队队长，还曾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出名是因为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如今是《炎黄春秋》的常务社长。他很关心电视，在出版《潜规则》之前，每周四的下午经常和李大同、展江、于丹到《新闻调查》的办公室跟编辑记者座谈，或漫议时局或策划节目。
评论员，要有他这样的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
比如熊培云：你看他好敏感，“躲猫猫”事件一曝光，马上评：“就像去年流行的‘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一样，无以数计的网民继续用自己‘被磨碎了的激烈’、‘琐碎的怀疑’与‘诙谐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的关心……公众期待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介入，期待真相不能‘躲猫猫’，不能像李荞明一样被人蒙上眼睛，然后被撞到了墙上，夭折了生命”。
《南方周末》的评论版，经常请他评论一周的国内外评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也曾请他代笔。他是著名网站《思想国》的“国王”，是南开大学主讲新闻评论的副教授。他曾留学巴黎，但永远关注乡土。
评论员应该像他一样识时务。
比如姬十三：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科学文章：“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他为好多报刊写科普文章，但不喜欢“科普”这个词，觉得像高高在上的布道一般，他认为自己是在与人分享科学之美。他可不是业余发烧友，头上顶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头衔，他创办的“科学松鼠会”迅速蹿红，靠的就是“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的理念和专业的修养。前不久，他被《南方人物周刊》推举为“青年领袖”。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趣味表达。
作者：庄永志 来源：思想国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拇指文化、手机与社会存在
手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作者：黄鸣奋 来源：《读书》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作者：黄鸣奋 来源：《读书》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粮食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一
家乡的人们把１９５９年秋冬、１９６０年春发生的大饥荒叫做“粮食关”。记得小时侯，如果哪家的孩子吃饭时撒了饭粒，或者剩了碗底，大人免不了要责骂：“你没有过过粮食关，不知道粮食金贵！”
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因为外祖父、外祖母招父亲做养老女婿，我从小是在外家长大的。祖父、祖母在本大队，住得也不远。一次去祖母家，吃午饭时小叔掉了一团米饭在地上，已经８０多岁高龄的曾祖母一句话没说，把那团饭捡起来放进嘴里，咀嚼几下咽了下去。那强烈的咀嚼的动作和庄严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明白只有对饥饿有过深刻体验的人才会如此。曾祖母一生中至少有两次难忘的饥饿经历，一次即是粮食关，她讲述过许多次，我那时侯小没往心里去。另一次在她小的时候。她的原籍是在黄河边的河南省滑县，９岁时随父亲和一个弟弟逃荒到我的故乡。１３岁时，父亲准备返乡，没有盘缠，就把她卖给了人家当丫头。
粮食关对我家庭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母亲曾是一个背着一根粗黑辫子的漂亮的女中学生，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我问过外祖母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父亲，她告诉我，父母定亲的时候正赶上粮食关，当时祖父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她和外祖父想，万一他们老俩口饿死了，能有人给母亲一口饭吃。
不断有人提起粮食关，说粮食关饿死了很多人，说在粮食关中人们吃糠咽菜……渐渐的，粮食关在我的记忆和情感的深处拧成了一个需要日后解开的结。
若干年后，我连头也没回地进了城，上了大学。可是等到读了研究生，又开始自觉返顾故乡。现代作家周作人喜欢搜集同乡人的著作，特别对其中所记故乡的事物感兴趣。我也想多知道故乡的事。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需要面对更普遍的世事人情，但可以对故乡这一个点认识得更深一些。同时，对故乡的审视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认知，自己的根在那里。
我的家乡霍邱县位于皖西的大别山之北，淮河的南岸。我家所在的叶集镇在本县的西南，地处安徽霍邱、金寨与河南信阳市的固始三县的交界处，南依大别山，西濒史河，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又是安徽省西向中原的窗口。在皖西，几乎无人不知叶集。
然而，霍邱与周作人的故乡绍兴相比，显得太平庸了。绍兴古往今来人文汇萃，名家辈出。霍邱自隋代置县至清的千余年里，只是在清代出过两个不知名的进士。历史进入了本世纪。出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陶勇，他于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出了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出了几个作家、学者，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因为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未名社”，颇有些文名；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也是霍邱人，不过他家所在的白塔畈解放后划归了金寨县。陶勇与几位“未名社”的乡贤都是叶集人。
我想搜集与霍邱有关的著作。到手的只有台静农为鲁迅所推重以叶集的社会生活为素材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以及近年来印行、出版的《叶集镇志》和《霍邱县志》，台先生所编的《淮南民歌集》只是寻来读过。《叶集镇志》为打印本，１９８７年印行。《霍邱县志》是去年年末从县档案局邮购的，１４０万字的煌煌巨册，１９９２年作为“安徽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
购得这两本地方志后，我都首先急切地寻觅有关粮食关的记载。没有专门或集中的叙述，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文字分散在相关的章节里。我在《叶集镇志》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大事记中分别找见以下两段文字——
是年，由于一些干部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农村推行“少种多收高产”的
方针，以后盲目多报产量，乱放“卫星”（当时称奇迹为放“卫星”），叶集粮食产量表
面上“大跃进”而实际上大幅度下降。
旱情严重，粮食歉收，人民受到饥饿的威胁，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
又于《霍邱县志》１９５９年的大事记中读到：
是年，因灾和“五风”造成粮食大减产，全县仅收粮２．９９亿斤，比１９４９
年还减产２２%,是建国后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
是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严重，开始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
两本地方志的记述都很难使人满意。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１９５９年就发生了，镇志没有记载。虽然１９６０年饿死的人最多，县志人口表上显示这是建国后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大事记中反而只字未提。“发生”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到底发生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今年春节回乡探亲，我决心去调查、采访发生在故乡土地上的粮食关。
二
从元月下旬到２月中旬的半个多月里，除了正月初三送年之前的几天外，我差不多天天在奔波。以当时的叶集人民公社为重点，先后采访了２０多个当事人，其中有当时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死者的家属和我家的亲戚等。２月６日（正月初七）我赶到离家７０公里的县城，在县档案局蹲了两天。档案局里与我所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材料甚少，接触到的所有当时的材料都没说饿死过人。离开县城的那一天，我采访了１９５９年的县委常委、１９６０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老人向我介绍了当时县里全面的情况。许多重要的当事人都已骑鹤西去，健在的人多数年事已高，记忆被历史的风雨剥蚀得有些残缺，他们的叙述时有混乱甚至舛误之处。谈起那３５年前的往事，人们都表情严峻，语调迟缓，然而态度却很平静。我在心里记，在笔记本上记，对搜集、采访到的资料进行甄别、拼贴，努力构制出一幅关于粮食关的完整画面。
几乎众口一词：导致粮食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五风”的盛行。１９５８年８月，全县匆匆地大办人民公社。９月开始在这块已经发烧的土地上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其中，灾难性最大的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呈送地委的《中共霍邱县委关于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汇报了县委工作队为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到俞林公社试点摸到的情况，从中可见全县农村共产风的一斑：这个公社也是在公社化初期就刮起了共产风。１９５９年５月以前，被刮的主要是旧铁、木料、家具、粮食和劳动力。６月以后，公社公开布置基层干部到处刮风，以发展社有经济为借口刮走了社员的大批物质。据１１个大队的调查统计，殃及的群众２，７４９户，平调的门板、床、水车、犁耙、家具、木料、房屋等物资达６８００多件。接着，公社打着办综合副业厂的旗号，从各大队无偿调来家禽家畜。公社妇联会办“三八”羊厂，召开妇女大会，要求妇女带羊上会，否则就被视为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几次会议献了７１只羊，群众称之为“要羊会”。由于刮来了家禽家畜，又接连相应地调来了群众的房屋、木料、碾磨和生产队的饲料等大批物资。
著名的史河灌区工程也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中大规模上马。全县当时人口８３万，而同时调用的民工达２０多万人。精壮劳力要走了，并且调拨去了大量的粮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秋收季节，有的地方收割的稻子捆成了捆，上面一声令下，劳力就得上工地，一些稻子烂在了田里。农业产量的指标反映的不是实际情况，而是干部“热昏”病中的呓语。１９５８年９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霍邱县红星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改名为叶集人民公社——黄按）首届代表大会决议》制定出１９５９年的农业生产任务：粮食平均亩产５千斤，其中水稻平均亩产４千斤，卫星水稻３万到６万斤。１９５９年俞林公社炫耀搞代食品的成绩，本来严重不足，却向县委汇报库存代食品的原料和成品３３８，０００斤。全社实有胡萝卜不到３万斤，而上报２８３，０００斤。既然生产出了这么多的粮食，有这么多的库存，那就应该缴纳公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们比着吹牛，比着卖粮。县里还曾把各大队的书记、副书记、主任弄到县里逼粮。
说是为了方便工作，统一领导，全县城乡于１９５８年秋天办起了８４７８个食堂。社员不再允许拥有粮食，由基层民兵组成的纠察队挨村挨户侦察，搜刮粮食。如有藏粮者，一经发现，就免不了要被吊打。
祖祖辈辈做农民的干部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该怎样种地了，对农业生产进行瞎指挥。１９５８年，红星人民公社要求所有秋种作物全部深挖１尺５寸，其中３０%的面积深挖３尺到５尺以上，全部实行条播密植。深翻土地，浪费了大量的土地不说，许多地方还由于翻得过深，把下面的生土层翻到了上面，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减产。各地都在实验“卫星田”、“卫星地”。我家所在的新桥大队开了一块“卫星地”，把别的地里须子都快黑了的玉米移栽到“卫星地”里。上面来领导参观，大队干部让社员用几台本来用于分离脱粒后米糠的风婆往地里鼓风。周集公社共有１５亩实验田，玉米套种黄豆，拼命地施肥，结果是黄豆颗粒未收，干瘪的玉米收了一笆斗。县志上说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是大旱的年头，其中１９５８年的旱情更大。１９５９年夏天少雨，５月有小雨，一直到种麦时才下了一场透雨。实际上，由于各个公社地理条件不同，受灾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县北部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平原，南部三分之一是丘陵，——人们习惯称之为岗区，叶集公社当时有１８个大队，１０个大队属岗区，８个大队在塆区。岗区容易受旱，平原和塆区的旱情并不严重，镇志记载１９５９年只是“偏旱”年份。在叶集采访的人都说１９５９年没有灾情。全县尽管夏季作物歉收，然而黄豆、花生等获得了大丰收，光花生就收了四百多万斤。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７，２５３，７０７市担，仍明显高于前面三年，而１９５９年的总产量则锐减为４，５４８，７２０市担。造成农业产量剧减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场大饥荒黑色羽翼的巨大阴影紧随着“五风”降临到了霍邱的土地。
吃食堂后的１９５８年的冬天粮食开始紧张，饥饿一步一步地逼近。
１９５９年春节后，每天的伙食定量逐渐减少，一天半斤、四两就算不错了。食堂粮食不够，就往饭里掺菜。社员把饭端回家，还要掺更多的菜。蔬菜不够，只好采集水蓼、灰灰菜、蒿子等野菜充饥。我家屋后竹园边有两棵碗口粗的榆树，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姥爷发现树上部的嫩树皮被剥光了，树干在晨曦中泛着惨白。
疾病流行起来。浮肿、消瘦、妇女闭经与子宫下垂、小儿营养不良的患者数以十万计。每个公社都有医院，里面条件极差，住进去唯一确实的好处是比定量多吃一点饭。对危重的病人通常是给他们服用白术茯苓丸，打强心的樟脑针和肾上腺素，都简单之极。在叶集，塆区死人比岗区少得多，原因是塆区土壤肥沃松软，适于种植蔬菜。可是蔬菜吃多了，引起食物中毒，得一种叫“青紫病”的病。许多人生这种病，症状是头晕，嘴唇乌紫，心里难受。发病后需要立即在人中和手指上扎针，挤出乌紫的血来，然后吃营养品。当时最好的营养品是煮黄豆。如果治疗不及时，病人就会一命呜呼。
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冬、１９６０年春。很多家庭都有死人，有的竟死得绝了户。死人不敢上报，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怎么会有死人？！
石店公社一个生产队３００多人，死剩了９０来个。为了从食堂多分得一份食物，新桥大队一个社员把死去的孩子藏在屋里，饿疯了的老鼠把孩子的耳朵、鼻子都咬掉了。人性、亲情受到严峻的考验，夫妻不相顾，母子不相怜，兄弟之间为一瓢糠菜大打出手……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史河灌区工地上由于饥饿和劳累死亡众多，不少民工晚上收工或生病回家倒毙于路途。殴打民工的事司空见惯，榆林公社一个姓甘的大队副书记，１９５９年在工地上任教导员，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一个社员拿了几根没用的木头给民工烧锅，甘嗾使人将其裤子扒掉，把四五十根大头针钉在这个社员的屁股上。另有社员偷别人的衣物，甘用小刀把他的耳朵割破一寸多宽。
一直到１９６０年的麦收季节，粮食关才告结束。
全面纠正“五风”的是整风整社运动。１９５９年５月，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县和公社曾清算帐目，实行退赔，纠正了一些“一平二调”的错误。然而由于公家也一贫如洗，这次退赔浅尝辄止，只是走了过场。１９６０年秋天，整风整社运动开始，叶集公社是全县首批开展的五个公社之一。新桥大队有１８名干部被关押审查。大队开了几次大的斗争会，民兵押着犯有“五风”错误头戴高帽子的干部游乡。我祖父也被游了乡，他是大队副书记，负责大队灌渠上的工作。他老人家也“左”得可以，天下着雪，上面有人来工地检查，他命令民工光着膀子干活，并要求他们高喊劳动号子。在这次运动中，全县集训和处理了大批基层干部，有的竟被整致死。仅叶集公社重点批判对象就有４２５人。
我一直想知道当时的叶集公社以及全县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当年的公社主任告诉我，叶集死亡１万多人，确切人数不知道。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１９６２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７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７万多人”。显然这个“７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１５万。叶集公社的人口死亡在全县属一般情况。
至于粮食关对农业的破坏性影响，《霍邱县志》“农业”一章写道：
到１９５７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到了３７３．８万亩，单产提高到１７３．８
斤，总产６．５亿多斤……１９５８年以后，由于过早过急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随之
出现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１９５９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２７２．８万亩，单
产下降到１１０斤。总产２．９９亿斤，比１９４９年减产８３５７万多斤，比１９
５７年减产３．５亿斤，人均占有粮食３５１斤。连续三年天灾人祸，使农村生产力
受到极大破坏，后来用了１０多年时间才得以恢复。
三
在采访过程中，有几个人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尤深——
二姨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女。父母早亡，５岁就送给王家做童养媳。王家是佃户，后来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婆婆虐待她，一顿饱饭都不给她吃。饿极了，她就吃刷碗水底下沉淀的饭渣。她１０岁的时候，个子依然很矮，婆婆嫌弃她，不止一次地说她端不动王家的盆。１３岁那年出天花，王家想把她活埋了，幸亏一个邻居偷偷地报信，外祖父出面干涉，她才得以活下来。
她家住在岗区。过粮食关时，家里死了公婆和丈夫三口人。公公在５９年的腊月里饿死，咽气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嘱咐二姨：“孟丫头，人在世上闯，最重要的是要闯人种……”话没说完，脑袋一耷拉命归黄泉。
１７天后，婆母也紧随其夫而去。这个老太太自私、心狠，一次从食堂领回一碗大米，瞒着两个孙子煮饭吃。大孙子已经１０岁，发现奶奶吃锅巴，可怜兮兮地哀求：“俺奶，给我一小块吃！”老太太居然置之不理。二姨从外面回家，儿子讲述遭遇，母子仨抱在一起哭。小儿子只有三、四岁，哭得更厉害，二姨把干瘪的乳头塞进小儿子的嘴里，一手抚摩着大儿子的头，用编织的谎言安慰他。
一天早晨，二姨弄到一点米馇稀饭。见婆母嘴角淌着清水，口不能言，二姨把煮好的稀饭喂到她嘴里，但她已经没有反应。乘她还没有断气，二姨为她梳好头，绾好纂，换上衣裳。公公死的时候，婆婆让儿子拆掉二姨的一个小衣柜，钉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木匣子。等到她自己死，二姨只好用竹床笆把她卷起来，放进挖好的坑里，身上扔放些树枝，埋下了。二姨记得，婆婆一直到卷进床笆，嘴都难看得半张着。二姨叙述到这里时，停顿一下说：“做人不能太恶了，人眼不见天眼见。”
阴历二月的一个晚上，二姨煮了半锅青菜，丈夫嫌没有盐，尽管已饿得头晕眼花，也不愿吃。他吃不了这么大的苦，解放前他家虽然谈不上怎么富有，可也丰衣足食。两个孩子吃了，二姨也把剩下的最后两团菜吃了。当晚丈夫就断了气，这次二姨只好用稻草把他的尸体裹了。庄子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块坟地，去年秋冬以来增添了许多简陋的土堆，这一家就占了三个。
苦难把这个女人磨练出来了，尽管嘴唇未沾过一粒米，但她从来没有感到身上没有劲。他们娘仨吃炒糠，两个孩子屙不下屎，疼得直叫唤，她帮他们用棍子掘，用手指抠。她让两个孩子趴在地上，往里灌清水，然后再掘……三个人就这样一点点地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开来。
正月初三我去给二姨拜年，看到的是一个儿孙满堂的景象。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住上了高大宽敞的砖瓦房，并且都见了孙子，言语间流露出满意之色。二姨仍住在土坯墙的老屋里，穿着破棉袄、破棉裤，盖着破棉被，但看得出来她很满足。二姨今年６８岁。一个差点被活埋的女人，以自己不足１米５０的身躯支撑起了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
在中国农村，几乎到处都能找到这样女人，她们实在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她们像原野上的树，风雨摧残不了，霜雪压迫不倒；相反，它们倒能靠自身顽强的生命力，繁育出一片林子，绿化着一片片黄土地、黑土地。
徐良满在粮食关中被玉皇大队的群众称为“徐青天”。这个大队在岗区，是叶集公社饥荒最严重的大队。
徐良满后来长期担任公社干部，现已离休，在镇农机站兼职。他家就住在我家的邻庄子，正月初四下午，我第二次到他家才找到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板硬朗、说话直爽的老汉。
粮食关开始时，徐良满担任新桥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兼民兵营教导员。５９年夏秋之交，县长下来检查工作，徐亲自陪他到几个生产队的食堂参观，汇报了粮食紧张的情况。为此，公社主任说他闹粮荒，故意捣蛋。两人的关系很僵。
县委得知玉皇大队形势严峻，调徐良满任该大队书记。他上任后了解到，本来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队，已饿死１，５００人，外逃１，２００人，大队病院住了近百个病号。
那里离新桥大队有２０多里路，徐良满到的时间是阴历１０月２５日早晨。他没有先到大队部，而是背一个黄军用包转了几个生产队。吃晚饭时，他到了大队病院，病院设在解放时没收地主的十几间房子里。病号每人从食堂里打得一碗稀饭，那稀饭里的米粒少得像秃子顶上的头发，能清楚地照出人影。他走进厨房，在案桌底下发现半盆米团子，显然那是从病号的稀饭锅里捞出来的。
日头快落山了，他看见一间土坯房的门楣上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太平室”，感到很好奇。独扇门被他吱呀一声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光线暗淡的屋里堆满了尸体，看到的几副面孔十分瘆人。他慌忙把门带上，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晨，他提出埋一具尸体给２斤米，并让病院馇稠稀饭。病院负责人问粮食不够怎么办，新书记说他想办法。徐良满后来知道，为了掩埋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尸体，共支付了２４斤大米。
上午，他打电话，向县里、公社汇报他所掌握的情况，向上求救。听筒里传来县监委书记怀疑的声音：“你是不是搞错了，咋会死那么多人？！”徐良满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道：“要是错了，开除我党籍！”放下电话，他又匆匆赶到公社，从粮站暂借下１万斤稻子。
第三天，有人向他举报了两起吃人肉的事件。一个老头发现，昨天刚埋的两个年轻人的尸体被扒了出来，屁股、大腿上的肉被割走了。有人昨晚碰见一个姓李的青年拿一把铁锹从那边回来，怀疑此事系他所为。徐良满带几个民兵赶到李家，人已经逃跑了，见锅屋还在冒烟，就走进去，揭开锅盖。锅里正煮着人肉，他们闻到一股难闻的腥味。“人肉真腥哪！”事隔３５年，徐良满仍然痛苦地撇下了嘴角，皱起了眉头。
另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姓陈的妇女１０岁的女儿奄奄一息，这女人把孩子掐死了，把右腿卸了下来。这事被邻居知道，报告了大队干部。民兵把女人抓了起来，他们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脖子上看到了手指掐的痕迹。正准备第二天往公社押送，那女人半夜里死了。
１万斤稻子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徐良满回到塆区他曾经工作过的大队、生产队化缘，弄到了几万斤青菜、萝卜、山芋藤等，发动全大队尚能走动的男女老少数百人，牵着五、六头耕牛下塆。山芋藤披挂在牛身上，人们肩扛手拿，一列特殊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１９５９年冬日的阳光中，一张张蜡黄、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些许希望的亮色。那悲壮的情景至今留在很多乡亲们的记忆里。
过阳历年，徐悄悄地停办了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发到每户社员的手中。“玉皇”是叶集公社最早停办食堂的大队，“徐青天”的称呼由此而来。
春天他想方设法筹集稻种，弄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他把多余的部分分给社员。一直到接到新麦，粮食关才终算过去。
整风整社时，全公社的大小干部差不多人人过关，惟独徐良满没有挨整。要是整他，群众也不答应。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整风整社运动在叶集人民公社开展。
新桥大队被关押审查的干部有１８人，最后判刑的３人。３人中一个情况不明。有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妇女溜进队房偷稻种，被抓住后他罚她跪碎碗片，并以粗话侮辱她。这女人不堪其辱，晚上回家上吊死了。她膝下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也因为没有人照顾饿死。
另外一个被判刑的叫徐忠仁，我认识这人。他在解放前读过多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穷得叮当响，住在草庵里。每逢春节，挨家挨户给人家写对联，挣一点钱花。
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因为能写会算，当上了连队秘书。１９５８年底，为了响应毛泽东“全民皆兵”的号召，仿部队编制，县成立民兵师，公社建立民兵团，团下设营、连、排。５９年初，营改为大队，排改为生产队，连改为工作点，介于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管理几个生产队。工作点的负责人依旧是原先的连长、指导员、秘书，老百姓也仍旧称之为连部。
本来应该知书达理，可徐忠仁却作恶多端。打人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饿极了，钻进玉米地，掰了一个嫩玉米棒子。他逮住了她，一手抓着她的发辫，一手用嫩玉米往她嘴里戳，小姑娘满嘴流血。一个男社员不知因为什么得罪他了，徐把他反绑起来罚站，背上捆一盘用来磨玉米面的有二三十斤的小磨，被罚的人不胜重负，沉沉地摔倒在地上。
打人的事当时十分普遍，乡亲们中间至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１９５８年，吃饭不要钱；１９５９年，干部打社员。致使他被判刑３年的原因，是别人把两条人命的帐算到了他的头上。
严长霞的丈夫在５９年的正月里为生产队犁大麻地，当时犁地有照顾，每天可以从食堂多打两碗稀饭。他有老病，刚做了一天活，第二天就没有下地。徐忠仁去，背过他的一只手臂，把他从家里带到庄子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命令其跪下，骂道：“驴日的，我恨不得把你脑袋瓜子剖两瓣，浇一瓢凉水，共产党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严长霞的丈夫本来有吐血的毛病，从此一病不起，于阴历三月下旬亡故。
阴历八月，严长霞产下一男婴。大队发给她５斤白面，１斤香油。她此前已生了４个孩子，从来就没有奶水，靠嚼米饭喂养。男婴发育不好，长得瘦小，四天后即夭折。
整风运动开始了。斗争徐忠仁的群众大会召开之前，连部来了两名干部做严的思想工作，动员她控诉徐忠仁害死两条人命。开斗争会那天，望着台下在义愤和看热闹心情双重鼓舞下的黑压压的人群，望着台上被五花大绑低着头的徐忠仁，她心里直发憷。曾做过她思想工作的一名干部把她推上了台，没有退路了，她稍微平静一下慌乱的心情，就开始诉苦。她本来就能说会道。她说她丈夫被打一病不起，但没有交代他本来就有病。她说孩子生下后徐忠仁不按规定分给她食品。最后她侧向斗争对象，问：“徐忠仁，你认罪么？”徐忠仁没有吭声。下面群众七嘴八舌地要求徐忠仁认罪。腰背弯成了大虾米的徐忠仁终于开口：“我认罪！”民兵们带头喊“打倒徐忠仁”的口号，斗争会被推向了高潮。
严长霞是我家的邻居，当我和她谈到这件事时，她说，孩子的死与徐忠仁无关，而她丈夫本来有老病，他的死不能讲与徐忠仁无关，也不能全算在他头上。她如实地叙述了这些情况，但没有承认是她在斗争会上把两条人命推到他的头上。她说她当时是据实陈述。
不用说这是一桩冤案。造成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是那两个干部和严长霞。我想，是什么促使他们那样做的呢？我问严长霞那两个干部的目的，她说他们想整倒他，好表现自己。她自己呢？有好几个人说，除了报复外，她当时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想借整风往上爬。
我小的时候常见到徐忠仁，多少年里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不爱跟别人打招呼。这次听说他皈依天主教了。他的信教与早年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他为此忏悔过吗？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怎么表现得那么恶劣？我想听听他的回答。
我推开了他家的院门，他的妻子告诉我，他因病已卧床半月有余。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的平静，我又带着疑问走了。
四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囊，我走到从我家东边掠过的公路边。东面、北面是一大片麦田远近处分布着几个庄子，数家灯火在夜幕中闪烁。今晚阴了，不见星月。凉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面颊，我感觉到了一些暖湿的气息。又要离乡了，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着这片生我养我、多灾多难的土地！泪水汪满了我的双眼，朦胧了那几点灯火。
回乡之前，我就着手收集关于大饥荒的资料。返京后，继续做这个工作。但结果非常令我失望，没有发现国内发表或出版的专题文章和著作，只是找到一些背景的与侧面的材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八章有专门的叙述，然而看得出来，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
我也一直关注全国在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想知道安徽和其它省份相比是一种什么情况。我翻开了国家统计局与公安部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５）》，资料显示，非正常死亡主要出现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这三年。根据提供的资料，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的平均死亡率为１１．９３‰，其中最高的是１９５４年的１３．１８‰，最低的是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８０‰。这说明正常情况下相近年份的死亡率相差不大。而大饥荒年份的死亡率剧增：１９５９年的死亡率为１４．５９‰，１９６０年的死亡率为２５．４３‰，１９６１年的死亡率为１４．３３‰。关于１９６０的人口死亡情况，我在胡绳主编的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找到如下记载：“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１９６０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１９６０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１００‰，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１９６０年是全国总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安徽人口死亡率最高，其次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按比率高低依次是贵州、四川、河南、湖南、山东、湖北。四川因人口居各省市之首，死亡人口的绝对数也最大。１９６１年出现负增长的只有四川、湖南、贵州、青海，四川自然增长率仍为―１６．３６‰。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是四川，其次要数安徽了。后来，农村改革在这两个省率先进行，这是有历史原由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的死亡率肯定比实际比率差得很远。这从霍邱县人口统计资料上可见一斑。据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１９８０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上册），霍邱县１９５９年死亡人数为９，６７０，１９６０年为４１，３６０人，两年相加为５１，０３０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统计的混乱和草率令人咋舌！
统计资料是枯燥的，然而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有一段凄怆的故事，都是一个破碎的人生之梦，都会给他活着的亲人和熟人带去苦涩的记忆和黑色的梦魇。
大饥荒中的粮食政策是怎样的呢？柳随年等人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一书中说，全国粮食产量从１９５９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但粮食征购量非但没有相应地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９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９．７%，１９６０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５．６%，可谓竭泽而渔！《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记载，１９５９年粮食净出口量为４１５５．５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室的张厚义研究员告诉我，对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般估计为两千万。他还说，河南有人完成了关于大饥荒的著作，有关方面不让出版。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文过饰非，太习惯遗忘，太缺乏正视苦难和悲剧的勇气。
至于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我们一般把它归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总结。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广大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也是他们自身悲剧的制造者。
那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该知道一亩地没有产也不可能产那么多的粮食，可是他们偏偏争先恐后地浮夸产量；那些挨打的群众本来是人老几辈都能彼此叫出乳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他们却把拳头挥向他们。驱使他们的是内心中的带着小生产者特点的个人私欲，经验告诉他们，每一次席卷而过的政治运动都为自己提供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在运动中总是想把“左”的政策执行地更“左”一些，从而表现自己。他们嗜爱权力，又惧怕权力，在羊面前，他们是狼，在狼面前，他们又是羊。我于是想起了一篇报告文学里的一句话：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权力之花盛开。作为小生产者的地位和视野使他们难以预见自我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的私欲就会恶性膨胀，并演化为越轨的行动。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奴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成了农民们普遍的行为原则。在故乡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每当受到“官”的欺压，他们就会想起这个自慰的哲学。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不少农民依然活得很愚昧，我感到如果再遇到粮食关这样的事，他们依旧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广大农民那里，一直缺乏最普通意义上的“人”的启蒙。
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五风”的错误，可是采取的仍然是那种“左”的运动的方式，一些人被整死了，一些人受到了不该有的惩罚。参与其中的干部、群众的动机和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今后又以别的形式延续，继续给农村和他们自身造成悲剧。一句话，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是“左”的农村政策得以盛行的沃土。
我问徐良满：“你认为粮食关是咋造成的？”他回答：“都是干部扯谎×的！”话有点粗，倒也直截了当，基层干部正是极左路线和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他说，现在不少干部还是不顾农民的利益。在他家的门前不远，高耸着改建的３１２国道的路基，宽２５米，坡度１比２．５，好几个桥涵都没修，便道却修出了，单就他家所在的生产组来说，就占去了绝大多数的良田。路基是去年春天建的，占用的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麦田，每亩给了承包户８０块钱，以后就不了了之。今年这条路还是修不好。叶集镇这几年发展迅速，去年春天同样占用麦地，清理出一条从镇上通往新３１２国道，有四五里路长的马路路基。徐良满陪我站在３１２国道的路基上，问：“能不能一段一段地修，让老百姓多收几季庄稼？”
春节期间，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各地农村的喜讯。是的，改革以来的农村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能否多一些忧患意识，去反映一下，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大饥荒中，由于浮夸农业产量，以为粮食真的过了关，可以大炼钢铁、大办一切事业了，使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农业生产所能负担的限度。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农业做坚强的后盾。去年全国粮食减产，随着今年年初１２亿人口日的到来，粮食问题再次向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强调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然而，出台的政策、措施如何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农村的基层，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课题。
对粮食关的调查和采访匆匆地结束了，获得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我无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采访、调查这个２０世纪最大的饥荒。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解开了那个在记忆和情感深处的结。我知道，与共和国历史这极其沉重的一页相比，这篇小文显得太轻太轻。在我的家乡，人们至今保留着清明节给先人上坟烧纸的习俗，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谨以此文作一刀纸，祭奠那些死于粮食关未及谋面的父老乡亲，祭奠那些倒在大饥荒中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千万个饿殍！
本文来自叶集论坛：http://www.ahyeji.gov.cn/bbs/forum_view.php?fid=1375&tid=7
作者简介：黄开发，男，1963年12月生。安徽叶集人。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另发表现当代文学论文40余篇。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文/鲁嘉宾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12月号，总第25期）
（相关简介：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12月号，总第25期）
（相关简介：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乡村纪事：感谢董时进
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农村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后来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新闻纸上写我关于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的切身感悟与零星见解。
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至于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所以我答应了他们“指路”的请求。之后没多久，我听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做了几天的采访，直到碍于上面的宣传纪律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如果没错，在历史上这个闭塞的村庄唯一来过的外国人就是“人不高马却很大”的日本人（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起日本马如何高大，可以够得着屋檐——想必当时是茅草房的原故）。所以，当中文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到这个村庄采访时，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只是不知为何，这位美国记者采访村民时将我的那篇文章复印了许多份，并且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一些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独自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至少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同样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美国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庄能够在“国际社会”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近乎荒诞，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是因为美国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被惩罚，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要不怎么连“洋鬼子”都带来了？尽管这些善良的村民最终会原谅我一时的“冒失”，更不会像网上“愤青”一样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像嗑了摇头丸一般奋力否认他人的作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消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几年后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字典或者人生经验中从来就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有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这样的优秀少年“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见证并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蓬勃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集体所有的山地被人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之时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能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一套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读经到主义之争，从土地制度、税赋改革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才子佳人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讨论更自由、更深刻。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也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始发于关天茶舍，后正式发表于《同舟共济》）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系列评论《乡居杂记》。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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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至于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所以我答应了他们“指路”的请求。之后没多久，我听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做了几天的采访，直到碍于上面的宣传纪律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如果没错，在历史上这个闭塞的村庄唯一来过的外国人就是“人不高马却很大”的日本人（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起日本马如何高大，可以够得着屋檐——想必当时是茅草房的原故）。所以，当中文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到这个村庄采访时，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只是不知为何，这位美国记者采访村民时将我的那篇文章复印了许多份，并且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一些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独自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至少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同样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美国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庄能够在“国际社会”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近乎荒诞，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是因为美国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被惩罚，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要不怎么连“洋鬼子”都带来了？尽管这些善良的村民最终会原谅我一时的“冒失”，更不会像网上“愤青”一样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像嗑了摇头丸一般奋力否认他人的作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消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几年后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字典或者人生经验中从来就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有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这样的优秀少年“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见证并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蓬勃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集体所有的山地被人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之时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能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一套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读经到主义之争，从土地制度、税赋改革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才子佳人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讨论更自由、更深刻。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也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始发于关天茶舍，后正式发表于《同舟共济》）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系列评论《乡居杂记》。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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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董时进生平及主张
谈到中国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我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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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
乡村纪事：百年游思，何处是归程
我将要回访的村庄位于江西省永修县，隶属九江市管辖。九江居“吴头蜀尾”，因为紧临长江，历史上又被称作江州或者浔阳。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官场失意，便是被贬到这里当了副市长。一个秋天的晚上，他与几位朋友在江边的夜总会多喝了几杯闷酒，临别时鬼使神差爬上了来自京城的某位过气歌伎的船。正是在这条船上，白先生发了一通“琵琶行，但官运不行”的感慨，对着茫茫江水、惨白秋月，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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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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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轮子上的乡村
谈到今日中国乡村交通的变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适先生写在1927年的一段话，“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注：胡适说的摩托车包括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胡适,《漫游的感想》)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从构词法来看，“蹬士”一词多少有点像现在被译得不伦不类的“博客”——它既指写网志(blog)的人，也指网志。同样，“蹬士”一方面向“的士”看齐，代表人力车；另一方面，它又不忘与“战士”、“博士”等优秀青年眉来眼去，所以也被用来代指人力车夫。有点“人在车在，车在人在”的意味。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六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 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们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棚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普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叉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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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从构词法来看，“蹬士”一词多少有点像现在被译得不伦不类的“博客”——它既指写网志(blog)的人，也指网志。同样，“蹬士”一方面向“的士”看齐，代表人力车；另一方面，它又不忘与“战士”、“博士”等优秀青年眉来眼去，所以也被用来代指人力车夫。有点“人在车在，车在人在”的意味。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六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 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们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棚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普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叉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乡村纪事：哀民“生”之多艰——生育的故事
江西位于中部地区，既临长江，又有高山大湖，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其在经济与文化最繁华时则在宋朝，如果没记错，《宋词三百首》里三分之一的词人便是出自江西。但在宋以后，江西荣光渐失，又只剩下几处赫赫有名的战场。在九江的抗洪大堤上，有一段浮雕长墙，上面除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文景之外，余下多半是对历朝历代所谓的“可歌可泣”的战乱的颂扬：从三国到岳飞，从陈友谅和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十八年到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自九江东进，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数战争……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马世芳：解读罗大佑
●前言
尝试替某些歌下定义，论述莫可名状的音乐和旋律，等于要强行介入别人私密的记忆，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当我们论述的主题是罗大佑这么一个集众多争议于一身的人物时这件差事显得十分困难，纵观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大概没有任何人像罗大佑这样既承受这么多的景仰和膜拜，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和质疑。即使到了今日，他的作为仍然不断引来许多错愕的眼神。寻找出公允适切的论述角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有几个问题：罗大佑到底通过音乐做到了些什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回头去听这些作品，除了怀旧，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而言罗大佑的音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九十年代以来，罗大佑的作品一度使不少人摸不清楚他在想些什么，“妥协”、“商业”、“投机”之类的字眼不时出现在老歌迷的脑海，我们能否通过创作者自己的陈述，试着重新体会他埋藏在这些作品中的种种企图？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假如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来的乐坛会清冷，失色许多。他独立闯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验，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都树立了新的标杆，成为无数后辈极欲追寻超越的典范；十几年来在音乐形态和内容诉求上不停的扩张，也使他影响的层面更加复杂。在面对罗大佑为数庞大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创作的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时期，而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出内在的连结。当聆听者面对这些涵盖了二十年历程的作品时，我们若能藉此看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理路，相信对了解这些歌曲会有一定的帮助。
负责这次文字撰写的两个人，都是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当年罗大佑的“黑色旋风”对他们来说只是童年依稀的回忆，谈不上什么震撼跟省思，这样的身分使他们在论述罗大佑的时候会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并且格外在意这些作品摆在今天仍然能够呈现出来的意义，他们对罗大佑许多后来的作品有着和多数人一样的困惑，在和创作者本人进行冗长的访谈之后，这些疑惑得到一部分解决。所以在呈现这部分的论述时，撰稿者将尽量重现罗大佑自己口中的企图，而不是做太多直觉的臆测与论断。
历史上许多艺术作品的最终评价，是在作者死后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后获确认的。短短二十年就要替罗大佑这个目前仍在继续创作的音乐工作者判定历史地位，是失之卤莽了。我们不妨把这个自选辑看作一份音乐史料，它告诉我们罗大佑自认最有资格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不妨想像一下：多年之后，假如我们孙辈的孙辈凑巧找到这套古董唱片而当他通过未来的音响聆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却流下了和我们相同的眼泪，那么这段路就真的是没有白走了。
●1974－1979年概述
罗大佑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才。他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掀起史无前例的“黑色旋风”，其实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歌曲，经过多年磨练累积的结果。他在南台湾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之后考进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一直到实习医生阶段才正式到台北生活。和当时许多小伙子一样，罗大佑在青春期大量聆听西洋摇滚的翻版唱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在名为“洛克斯”的热门唱团里弹键盘，“洛克斯”一度成为南台湾餐厅、俱乐部之间小有名气的团体，不过这毕竟是年轻人玩票而已，等大家高中毕业，各分东西，乐团也就无疾而终了。
就在同时，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正在台北酝酿着后来轰传全岛的“现代民歌”运动。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乡愁四韵》；当时身在南部的罗大佑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却在次年无独有偶地也选择《乡愁四韵》作第一首尝试谱曲的作品，这首创作曲过了八年才面世，收录在《之乎者也》里面。罗大佑对这首诗的诠释方式和杨弦大相径庭，却也表现出他对旋律的独特体会。
考进中国医药学院之后，罗大佑自承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仍然花很多时间买唱片，听音乐，写歌。1976年，旧日搞团的朋友替他牵线，接下了刘文正《闪亮的日子》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撰写工作。他交出了《闪亮的日子》、《神话》和《歌》三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创作。其中《歌》这首作品是在旋律涌现之后，一直想不出可填的诗，直到偶然读了徐志摩的诗，觉得颇合用，才把它放进这个旋律，这种“曲比词先走”的情形，也在后来成为罗大佑基本的创作模式。
当时席卷台湾的校园民歌对他来说还是有距离的，在他脑海里萦绕的都是更厚重的摇滚乐。《童年》从1976年开始写，花了将近三年才完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这首歌成为罗大佑创作上的分水岭，自此“词曲胶合”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诉求的讯息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让旋律和字句一体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
歌写得多了，做一张个人专辑的构想也渐渐成形，却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北上实习，身处台北这个大都市，直接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这种环境的转移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出《鹿港小镇》这首充满幻灭感的歌，尽管写歌的时候罗大佑根本没去过鹿港。1981年，罗大佑替张艾嘉制作了《张艾嘉的童年》专辑，不仅贡献了好几首自己的创作，也替罗大佑的个人专辑预先铺下了路子。
综观罗大佑在《童年》之前的创作，叙述方式仍然有浓厚的文艺腔，内容也多半是年少轻狂的浪漫怀想；之后的作品像《恋曲1980》、《将进酒》便多了几分抑郁之气，也更贴近真实。有人把这段长长的酝酿称作“青色时期”，替少年罗大佑摸索前进的挣扎身态染上了一层不安的愁绪。这段时期是罗大佑从“词曲作者／制作人”的幕后身分跃居台前，转变成“创作歌手”的开始，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他最鲜明的外在形象。这段时间他一共只出版了三张个人专辑和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但是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创造过。
罗大佑并不是那种一挥而就，下笔千行的天才，除了极少数例外，他的歌总是旋律先出现，然后再寻索适切的歌词来和它配合，填词的工作往往长达三年以上，可见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密合是煞费苦心的。《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里有许多作品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经过一再的修改才写定问世。所有罗大佑在八十年代初造成轰动的这些歌曲，其实是长期淤积沉淀之后迸放出来的结果。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所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做出他要求的音色和质感，所以罗大佑通过学校认识的日籍同学，把自己写好的一部分作品连同曲谱带到大阪，委由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一切都由他独自负担，整个过程旷日废时，极花工夫。不过完成了大部分的录制工作之后，罗大佑抱着这堆母带四处寻找愿意发行的唱片公司，却连连碰壁，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和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
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甫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终于接下了这个案子。滚石当初只是想让这样的作品也有面世的机会，并不敢高估市场的接受程度；罗大佑也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青春；之后他准备重披白袍，继续以医生为正业。没想到这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唱片卖得极好，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圈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这几年里，他与歌曲审查制度之间的撷抗，对恶质的传播媒体亳不妥协的尖锐态度，加上作品中充满的压抑情绪，以及他特异的装扮带来的几分神秘感，都相当符合一身墨黑的形象。有人把罗大佑的这段历史称作“黑色时期”，相信是十分贴切的，这段时间的罗大佑不仅在医生和歌手的角色之间挣扎，还得独自和恶质媒体加上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庞大怪兽对抗，甚至要面对起伏剧烈的感情波折。他一直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怀抱着许多不确定，在论述个别专辑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看看它们对罗大佑创作带来的影响。
●之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把从事歌曲创作六、七年以来累积的一切反复咀嚼之后，贯注全力提炼出来的呕心沥血之作，虽然仅仅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已经有着极高的完成度和收放自如的成熟火候，这与前期制作耗费的可观时间，以及他自己在替别人写歌，制作专辑时累积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唱针落下，你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鹿港小镇》，石破天惊的电吉他前奏，这是我们聆听台湾流行音乐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声音。它是道道地地的摇滚乐：大鼓小鼓、电吉他、木吉他、贝斯和键盘共同织出生动，厚实的音场，连罗大佑粗哑的声喉和不符合标准的咬字，都在这种粗犷的音场中显得恰如其份。
《之乎者也》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创造出这种蕴涵着饱满能量和炽热情绪的“声音”，利用摇滚的形式来传递歌词中极富“现代感”的信息，若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流行音乐革命，那么《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踢开了另一扇大门，只身替台湾乐坛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乐种。《之乎者也》的魔鬼曲式，《乡愁四韵》细腻精致的木吉他编曲，《将进酒》和《摇篮曲》浓郁的钢琴音色，《错误》在抒情曲中途嵌入摇滚段落的尝试，都在当时让我们看到台湾流行音乐的无数可能性。
最受注意的当然还是它的歌词，我们听到了小镇青年在大都市求生换来的幻灭；听到了对教育，文化，代沟，以及流行歌曲本身的讽刺；也听到了关于家国历史以及昨日恋情的纠葛情怀。《恋曲1980》完全翻转了传统情歌的写法，看似潇洒，其实几近残酷；《童年》则生动地唱出了那一辈孩子们共同拥有的特殊回忆；《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凭悼过往青春，拼贴出一幅动人的图像，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各自有不同的主题，也替流行音乐和现实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漂亮的示范。由于罗大佑用的都是“活的语言”，使这些作品不但过耳难忘，而且意象缠绵，充满了诗的口感。原本十分个人化的经验，就这么通过音乐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
即使摆在今天的唱片市场来看，《之乎者也》仍然具备成为经典的资格。过去十几年来问世的唱片何止千万，但无论在旋律与编曲的原创性，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密合度，或是对整个大时代的影响力方面，能和《之乎者也》一较长短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这张唱片上市不久便卖掉十四万张，在八十年代初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台北不是我的家”唱遍大街小巷，横扫整个时代，“黑色旋风”就此开始。
●未来的主人翁
这张专辑花了九个月才录制完成，《之乎者也》的成功带来了无数的争议和期许，使罗大佑在这段时间遭到了极大的压力。“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罗大佑自己说《未来的主人翁》从头到尾弥漫着一种抑郁苍凉的情绪。相信和作者当时内在面临的矛盾，以及外界充满无力感的时代气氛都有关系。
“一定是第二张唱片最难做。因为第一张你可以慢慢做，完全没有前面的负担，所有前面的年轻生命的累积都可以放在第一张。如果第一张不幸成功，人家会要求第二张也成功，而且要变……又要有成长，又要有磨练，又要有新的东西，新的看法，新的音乐方向，然后在音乐上必须诚实，因为新的方向必须是来自你自己人生观，音乐观的彻底改变”，罗大佑这番话替《未来的主人翁》里面的种种改变做了最好的注释。当这张唱片终于问世，我们发现这是一张比《之乎者也》更深沉复杂的作品；也证明罗大佑的才情与实力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之乎者也》时而还能嗅出的些许生涩莽撞之气，在这张专辑里被一种更醇厚，更凝练的声音取代，划时代的制作水准使整张唱片的面目十分统整，也更精确有力地传达了歌词中沉重无比的信息。在那个MIDI尚未面世的时代，《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张力十足的音场至今听来仍然令人赞叹，不仅领先当时所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作品，即使摆在全世界的标准
来看也未必逊色。无论《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团，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慑人的气势，还是《爱的箴言》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来的空间感，都证明罗大佑在处理声音元素的功力上愈显成熟。甚至在唱腔和咬字上，他也有长足的进步；令人血脉膨胀的摇滚乐和叫人黯然心碎的抒情曲同时并存，收尾的《稻草人》不仅让我们见识到超凡的编曲功力，也是罗大佑唱得最精彩的歌之一。
说到歌词，《未来的主人翁》实在给我们太多太多震撼与感动，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光凭《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这三首分别献给台湾的历史、现代与未来的巨作，便足以让这张专辑名列史册；再看看《爱的箴言》、《盲聋》，更今人不能不对罗大佑处理诗语言的功力大表叹服。《亚细亚的孤儿》甚至被收录在前卫出版的年度诗选中，显示这张专辑的意义已经有某方面远远超出流行音乐的范围，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无数年轻人的深层意识，改变了许多人的思考方式，对大时代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未来的主人翁》是一张几乎不可能被超越的经典之作，不仅替已呈巅峰状态的罗大佑留下完整的见证，也绝对是台湾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家
《家》的发行，让许多人感到错愕莫名：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处处可闻的悲壮气势。当时任职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说得很直接，“《家》的创作可能更成熟，音乐可能更花钱，更精致，更动听，但是《家》的温情与保守，证明所谓的“抗议歌手”是十足的谎言。”王明辉则认为，《家》里呈现的罗大佑“应该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环境跟人的依存关系之后所引发的一种心灵上的疲倦”，那个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急着要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的情绪”。讽刺的是，向来被视为风格最保守的《家》反而是罗大佑专辑中送审未通过的歌曲最多的一张。
事隔多年，罗大佑对这张专辑的处境有更清楚的体会，他表示当时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所能容忍的极限，“自己觉得有很多东西扛不下来了，也就是说自己想讲的话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掀起的风暴使他被冠上“抗议歌手”之类的头衔，甚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同时遭到来自政府当局和党外势力的压力——前者嫌他不规矩，后者嫌他不够激进，《家》风格上的凸变，其实也代表着打破这个既定形象的企图。可惜当内在外在的矛盾都没有获得解决时，当时的罗大佑并没有办法独力从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解脱出来。回头去看《家》，罗大佑认为这是一张“企图跳出某个框框，却又受限于更大的框框”，以致仍然无法充份淋漓施展的一张作品。
《家》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迄今做得最精致，层次最丰富的一张，为了追求和前两张摇滚曲的不同质感，罗大佑亲自赴日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是在东京录制的。《吾乡印象》八分多钟的曲子里加入了胡琴、月琴、把乌等传统乐器，层层叠叠的音效，细腻的编曲结构加上罗大佑吟哦式的唱腔，透露出和前作完全不同的企图；《青珂嫂》则是他首次收录的台语歌，都替这张专辑增添了一份贴近故乡土地的眷恋之情。《家Ⅰ》，《家Ⅱ》不仅诚恳地道出创作者内在的渴盼，也和前作处理爱情时低调抑郁的情绪大异其趣，是罗大佑专辑中首次出现明朗温暖，情绪诉求“正向”的情歌。浓郁深情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以及潇洒中掩不住落寞的深切内省之作《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都是罗大佑炉火纯青的经典歌曲。而《超级市民》这首唯一对现实直接批判反讽的作品，反倒和整张专辑的基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张专辑出版之后，罗大佑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的时候了，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划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顶礼膜拜早已成为图腾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走进了历史。
●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是从罗大佑1983，1984两年岁末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中选出十一首歌做成的合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演唱会实况专辑。
据他自己回忆，早在《家》出版之前就已经打算推出演唱会实况录音，而且有出版双专辑(double album)的意思，但整个计划却因种种缘故一再延宕，等到《青春舞曲》终于问世，罗大佑已经收拾好行囊，在唱片内页写道：“也到了我告别一段时间的时候了，我总不能骗你说我脑袋里充满着音符……”
这是一张经常被忽视的专辑，许多人以为它“只不过是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而匆匆跳过不听，殊不知这样便错过了罗大佑在脱下黑衣，远走他乡之前，替我们留下最精彩动人的四十分钟。《青春舞曲》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罗大佑是第一个以“个人身分”办大型演唱会的歌手，在完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必须一一从头摸索。当时参与罗大佑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地创造历史”，完成了今日看来仍然令人咋舌的高难度工程，而现场收音的不尽理想使罗大佑后来不得不重新进录音室，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将进酒》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重录和声，也替专辑中某些部分做了若干修补；而这些“非绝对真实的修正”也还算谨守分寸，不至于影响整张唱片所要忠实传达的临场气氛。
几首在原专辑中并不算最抢眼的歌曲，在舞台上重获新生。《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节奏放慢，乐器回归淡薄之后，那些复杂的长句反而有了许多让听众参与思考的空间，罗大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属意的诠释方式。而《盲聋》原本四平八稳的中板曲式，在这里成为迎面扑来的炽热摇滚乐，是罗大佑最放肆的一次演出，也使这首原本有些劝世腔调的作品变得怒火袭人。在《现象七十二变》里，罗大佑不仅即兴添加了一些歌词，后来还独自坐在钢琴前，把这首歌唱成了柔情万种的晚安曲。《青春舞曲》的每一首歌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从乐手名单可以看到罗大佑网罗了当时台湾最优秀的演奏人才，个个都身经百战，名震一方，整张专辑一路听完毫无冷场，闭上眼睛便仿佛置身爆满的中华体育馆，要跟着台上足蹬白球鞋的黑色身影一起嘶吼高唱。
但也是在中华体育馆的舞台上，罗大佑面对成千上万骚动的歌迷，第一次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他无法只身负荷的，当人潮散去，他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有种被击败的感觉”。他不知道把自己当着千万人面前掏干净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来面对自己。“我确实是演唱会中那个最孤独的人”，他如此写到。罗大佑在《青春舞曲》出版后不久终于离台赴美长住，这张唱片就这样成为他“黑色时期”最后的纪念品。
●1985－1989年概述
从现在回头看，1985年的“出走”，对于罗大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唯有将自己重新“归零”。让身体机制秉天赋有的敏锐观察力自然运作，才有可能再度汲取到一位真诚创作者建立新视野所需的生活养料，并且叩寻其他生命样态涌现的可能。
于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艺术家群集的大都市里，罗大佑开始领略到一个创作者“应有”的态度，那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然后不断接受外来刺激的生活状态。身处于各方人种汇聚的纽约，使罗大佑获得一个迥异于台湾制式教育下成长经验的角度。他看到东方移民在异乡里共同的悲哀与相似的命运。每一张黄色脸孔下血脉相连的搏动频率其实正扣着整个种族在大时代中的归属渴求，不论你是来自台湾、大陆、香港或是亚洲任何地方。
而台湾的音乐环境仍然恶劣如前，整个体制无情地在摧残每一个尝试撑起时代大业的创作心灵。1985年《明天会更好》便是一个连作词、作曲者都会被骗的丑陋实例。无数音乐人在“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没有人晓得年底大选国民党的诉求标语便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由好几个人集体创作，但所有被“政治利用”的责难却由罗大佑一个人承担。这个不愉快的经验，也成为罗大佑日后舍台湾而注册香港建立“音乐工厂”的关键。
1986年，在长期沉淀中自然结晶而出的《海上花》，明显表现出罗大佑音乐风格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传统民谣多为小调起头）的东方曲式，再一次震动台港两地的流行乐坛，也影响了其它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你走你的路》、《鬼迷心窍》等歌曲），成为罗大佑作品日后最根底的主轴。
然而，曲式的转化更新只是罗大佑宏阔意图的先声。所有对于黄种人宿命情结的精确剖析和对于中国人的深切关怀，都需要一个更深，更广，更完整的架构去承接。于是在长达三年的酝酿之后，《爱人同志》问世了。罗大佑带着这张全新的专辑回到台湾，正如他当年独力敲开一扇创作大门那样。《爱人同志》再次震惊乐坛，打开了流行音乐另外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罗大佑随着电影主题聚焦在中国移民的“故乡情结”里。不论是齐豫在《船歌》中流淌的故乡山川，暖暖人情，或是罗大佑在《传说》中浓郁厚重的思乡情怀，都企图通过音乐来抚慰中国人宿命的伤痕。这段时期罗大佑还与意籍音乐家花比傲合作了许多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在1991年重新制作，收录在名为《追梦》的演奏曲辑中。这些替别人制作的作品也承担了罗大佑对东方曲调的探索，花比傲精致的编曲功力使它们呈现出典雅的外貌。基于罗大佑这段时期作品中对于中国人的浓烈情感，我们可将它视为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黄色时期”。
●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是罗大佑沉寂了四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也是1984年《家》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正是台湾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全面释放的顶点。这张在港台两地四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通过强势宣传成功地塑造出“新罗大佑”形象；短短几天就卖出二十万张，之后更创下五十三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罗大佑迄今最畅销的作品。
在罗大佑“出走”的这几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逝世，戒严令解除，台湾经历了战后最剧烈的政经结构转变。唱片工业的体制也在这段时间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MIDI的普及带动了林立的唱片工作室，港星大举来台加上青春偶像大行其道使唱片市场全面低龄化，整个唱片业在朝向“娱乐工业”的方向迈进。凡此种种，都使《爱人同志》和《家》之间仿佛存在着不只四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差距。这张专辑的标题和歌中使用大量大陆用语，在当时仍然有逾越官方尺度的可能，没想到所有歌曲送审一次就全数通过，不仅当事人“受宠若惊”，也反映出审查制度渐渐轻松的事实。
在《家》只做到一半的“跳出框框，创造不同格局”的企图，终于在沉潜酝酿了四年多之后，由《爱人同志》完成。和“黑色时期”礼聘日人编曲的情况不同，这个时候的罗大佑对MIDI已经有娴熟的掌控能力。也对编曲有绝对的主导权。《暗恋》、《爱人同志》暴烈的摇滚曲风，《恋曲1990》、《你的样子》的浓郁抒情，乃至于《黄色脸孔》、《京城夜》波澜壮阔，层层叠叠的慑人气势，一再显示出挥洒自如的编曲功力。这张专辑对音乐元素的处理方式曾经造成圈内人极大的震撼，再一次替唱片制作概念的可能性树立了新的标杆，不仅被誉为当年度最好的专辑，也是另一张至今听来仍然难以超越的力作。在歌词的写作上，罗大佑尝试让人声融入编曲，扮演乐器的角色，而非总是站在最前面“讲道理”的工具，所以我们听见了许多纯由音节构成的吟咏。格外在意音乐性的结果，使词意反而不再那么明朗易解，往往得和旋律编曲一并欣赏方能领会其中的奥妙。这样的改变使许多老歌迷难以适应，认为罗大佑“变节”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的样子》朦胧绵密的长串意象，或是《京城夜》四字叠名和连续长句相互撞击出来的震撼力，相信是早年那个蓬发黑衣的愤怒青年所写不出来的。
这张专辑想呈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是否成功，则见仁见智。但这方面的关心一直延续到“音乐工厂”时代，成为罗大佑日后所有创作的中心主题。《爱人同志》或许不再拥有他早年作品那股青春的锐气，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明显的匠气，但是整张唱片精密庞大的结构，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企图，使《爱人同志》仍然值得名列经典，也是了解八十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时所不能遗漏的巨作。
●1990－1994年概述
从台湾到纽约再转进香港，罗大佑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回到东方资本主义集结的重地。1988年“音乐工厂”的成立，象征罗大佑从一个戮力撑开创作空间，单打独斗的创作者，转换成一个运筹帷幄，集结众人之力的组织者。
随着“音乐工厂”架构的日渐完备，一个健全的“制度”为罗大佑展翅欲飞的音乐鸿图打下专业的强固根基。因此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往往从整体结构而非单曲本身的突出性，更能看出他的苦心与创意。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是拥有最多方向而又能集中角度去观察中国人的地方。她本身殖民地的过去与回归祖国的未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营造出一个时空开阔的回旋地带。在这里，罗大佑得以将早期《亚细亚的孤儿》幻想似的描绘从现实中逐一印证，也能将《黄色脸孔》里满腔血脉共流的情怀具象到生活细部。于是我们听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在《皇后大道东》、《原乡》和《首都》三张专辑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倘若我们再将视线拉到罗大佑创作光谱的主轴之外，就会看到其他零散的镜面折射出更为缤纷的色彩。早年的罗大佑原本就是为人写歌而投入唱片事业，到了成立“音乐工厂”后，则以专业作曲者的身分谱出无数动人的曲子。即使从歌词的意涵去回顾罗大佑的创作历程，情歌的数量仍然超过“非情歌”的部分。1989年底两张《情歌罗大佑》专辑的出版，正是由这个观点出发，意图挑战一般人心中“黑色罗大佑”的刻版印象而制作出来的全集。整套专辑的企划方向希望引领听众重新咀嚼每首歌的特别意义，体会在“黑色罗大佑”爆发力之外另一种丰富的色彩层次，同时也意图冷却稍早《爱人同志》炸射出来的滚烫能量，为罗大佑日后的创作预留更宽阔的可能性。
稍有察觉力的歌迷一定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罗大佑为别人写的歌，和他自己个人专辑中收录的作品往往有极大的曲风差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以更专业的态度面对自己作为“职业作曲人”身分及投入替别人量身写歌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在聆听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滚滚红尘》，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与娃娃的《我生》而感慨不已时，其实也说明了罗大佑多元的创作观，是不愿意局限在任何单一的色彩里的。
1995年的个人专辑《恋曲2000》，则是罗大佑攀上巨塔后登高远望的力作。我们依旧听到罗大佑对中国人未来前途深沉的期待，然而这张专辑是之前的总结也是全新的发端，要精确描述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进程上的历史地位，委实言之过早。综观这段时期多元化的音乐方向和主题，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罗大佑的“彩色时期”。
●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
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 依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恋曲2000
这张唱片是《爱人同志》出版六年以来，罗大佑第一次暂时放弃群体合作的方式，独自完成所有词曲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也是六年来第一张完全用国语演唱的专辑。
作品的私密性和浓重的个人色彩，也使罗大佑在诠释这些歌曲时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在编曲和制作上，《恋曲2000》为九十年代的台港流行音乐再次找到了新的可能。在MIDI编曲泛滥成灾之后，中国大陆冒出无数回归自然的摇滚乐团，加上另类音乐和“不插电 unplugged”的原音风格席卷全球，都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新主流。罗大佑并没有在此刻跟这趟热闹，反而另开路径选择和上海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共同录制这张专辑，并且仍然利用大量的MIDI做润饰。弦乐加上合唱团铺盖出来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及吉他，曼陀铃画龙点睛的表现，在MIDI编曲的节奏感撞击下，创造出罗大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声音，柔和了雍容的古典韵味与磅礴的摇滚气势，这样的音乐必须在上海录制乐团的演奏部分，在香港配唱混音，在台湾做mastering 方能让每个音节都圆满纯熟。
《五十块钱》和《台北红玫瑰》是整张专辑风格最不一样的两首歌，前者是道地的摇滚节奏，不妨看作《现象七十二变》的九十年代版，只不过这次讽刺的对象从台湾扩大为两岸三地，歌词更直指政治现实，丝毫不留情面，若是十年前，这首歌非被禁不可。《台北红玫瑰》则是罗大佑多年来第一首曲风如此妖娆的情歌，摆在众多表情严肃的作品中间，显得格外惹眼，其他的八首歌中《东风》和《天雨》编曲层层递进，近力十足，在创意和结构上都是不输《京城夜》的力作，聆听罗大佑在《天雨》中的唱腔，会觉得他终于找回了“放开来唱”的勇气，那种粗犷却震撼力十足的唱法竟遥遥和《鹿港小镇》对望起来。《就这么样吧》是沧桑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最透彻的一曲，那种放不下却也无计可施的郁闷情绪完全超脱了男女之间的爱欲纠缠，而拔升到极高极远之处去关照整个历史，整个民族的宿命，这使它不像前两首“恋曲”那么平易近人，却承载了创作者此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对撰稿者而言，《恋曲2000》造成的震撼并不亚于六年前的《爱人同志》，只是它实在太沉重，让人有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的压迫感，整张听完的感受是“回首过往繁华落尽，放眼未来前程茫茫”。从《未来的主人翁》之后就难得听见的压抑、悲壮和苍凉，居然在整整十年之后弥天盖地而来，而且添染了一层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的无奈。对这张在四十岁这年完成的作品，连罗大佑自己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撰稿者也还没有办法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去论述它的历史价值，只能说这是一张意涵丰富，需要反复聆听的作品。
●结语
走笔至此，已经精疲力竭，彷佛跟着我们的主角从七十年代一路挣扎到现在，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提醒您：这套自选辑出版的时候，罗大佑仍然在创作，继续参与着历史。他在《恋曲2000》之后的作品或许又将缔造新的历史，但是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留下“待续”之类的尾巴。音乐与灵魂直接撞击的经验，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清楚的，当一首歌脱离创作者，通过唱机传进一只只的耳朵，它便经由千千万万人的聆听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首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有时还是连原作者本人也无法干涉的，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歌的时代背景，创作经历，词曲特色……，却无法解释何以音乐与灵魂相撞时，会释放出如此令自己目眩神摇的能量。当你听见某段旋律，某句歌词竟然与你最深层的经验完全扣合，甚至更明白地替你表达了莫可名状的某种情绪时，这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之一。我们花去了那么多篇幅在论述的东西，都还只是表面而已，最珍贵的其实是这种属于你自已的记忆，是它让歌缓缓渗透，进入你的灵魂，甚至渐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打开你的音响吧，这套自选辑对罗大佑自己而言，是个阶段性的总回顾；但是对你——聆听者而言，这套自选辑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是得等细细听完一遍才会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歌曲曾经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腾出一个角落，让它们在你心里也占一块空间了。
尝试替某些歌下定义，论述莫可名状的音乐和旋律，等于要强行介入别人私密的记忆，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当我们论述的主题是罗大佑这么一个集众多争议于一身的人物时这件差事显得十分困难，纵观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大概没有任何人像罗大佑这样既承受这么多的景仰和膜拜，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和质疑。即使到了今日，他的作为仍然不断引来许多错愕的眼神。寻找出公允适切的论述角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有几个问题：罗大佑到底通过音乐做到了些什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回头去听这些作品，除了怀旧，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而言罗大佑的音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九十年代以来，罗大佑的作品一度使不少人摸不清楚他在想些什么，“妥协”、“商业”、“投机”之类的字眼不时出现在老歌迷的脑海，我们能否通过创作者自己的陈述，试着重新体会他埋藏在这些作品中的种种企图？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假如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来的乐坛会清冷，失色许多。他独立闯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验，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都树立了新的标杆，成为无数后辈极欲追寻超越的典范；十几年来在音乐形态和内容诉求上不停的扩张，也使他影响的层面更加复杂。在面对罗大佑为数庞大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创作的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时期，而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出内在的连结。当聆听者面对这些涵盖了二十年历程的作品时，我们若能藉此看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理路，相信对了解这些歌曲会有一定的帮助。
负责这次文字撰写的两个人，都是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当年罗大佑的“黑色旋风”对他们来说只是童年依稀的回忆，谈不上什么震撼跟省思，这样的身分使他们在论述罗大佑的时候会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并且格外在意这些作品摆在今天仍然能够呈现出来的意义，他们对罗大佑许多后来的作品有着和多数人一样的困惑，在和创作者本人进行冗长的访谈之后，这些疑惑得到一部分解决。所以在呈现这部分的论述时，撰稿者将尽量重现罗大佑自己口中的企图，而不是做太多直觉的臆测与论断。
历史上许多艺术作品的最终评价，是在作者死后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后获确认的。短短二十年就要替罗大佑这个目前仍在继续创作的音乐工作者判定历史地位，是失之卤莽了。我们不妨把这个自选辑看作一份音乐史料，它告诉我们罗大佑自认最有资格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不妨想像一下：多年之后，假如我们孙辈的孙辈凑巧找到这套古董唱片而当他通过未来的音响聆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却流下了和我们相同的眼泪，那么这段路就真的是没有白走了。
●1974－1979年概述
罗大佑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才。他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掀起史无前例的“黑色旋风”，其实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歌曲，经过多年磨练累积的结果。他在南台湾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之后考进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一直到实习医生阶段才正式到台北生活。和当时许多小伙子一样，罗大佑在青春期大量聆听西洋摇滚的翻版唱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在名为“洛克斯”的热门唱团里弹键盘，“洛克斯”一度成为南台湾餐厅、俱乐部之间小有名气的团体，不过这毕竟是年轻人玩票而已，等大家高中毕业，各分东西，乐团也就无疾而终了。
就在同时，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正在台北酝酿着后来轰传全岛的“现代民歌”运动。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乡愁四韵》；当时身在南部的罗大佑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却在次年无独有偶地也选择《乡愁四韵》作第一首尝试谱曲的作品，这首创作曲过了八年才面世，收录在《之乎者也》里面。罗大佑对这首诗的诠释方式和杨弦大相径庭，却也表现出他对旋律的独特体会。
考进中国医药学院之后，罗大佑自承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仍然花很多时间买唱片，听音乐，写歌。1976年，旧日搞团的朋友替他牵线，接下了刘文正《闪亮的日子》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撰写工作。他交出了《闪亮的日子》、《神话》和《歌》三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创作。其中《歌》这首作品是在旋律涌现之后，一直想不出可填的诗，直到偶然读了徐志摩的诗，觉得颇合用，才把它放进这个旋律，这种“曲比词先走”的情形，也在后来成为罗大佑基本的创作模式。
当时席卷台湾的校园民歌对他来说还是有距离的，在他脑海里萦绕的都是更厚重的摇滚乐。《童年》从1976年开始写，花了将近三年才完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这首歌成为罗大佑创作上的分水岭，自此“词曲胶合”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诉求的讯息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让旋律和字句一体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
歌写得多了，做一张个人专辑的构想也渐渐成形，却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北上实习，身处台北这个大都市，直接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这种环境的转移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出《鹿港小镇》这首充满幻灭感的歌，尽管写歌的时候罗大佑根本没去过鹿港。1981年，罗大佑替张艾嘉制作了《张艾嘉的童年》专辑，不仅贡献了好几首自己的创作，也替罗大佑的个人专辑预先铺下了路子。
综观罗大佑在《童年》之前的创作，叙述方式仍然有浓厚的文艺腔，内容也多半是年少轻狂的浪漫怀想；之后的作品像《恋曲1980》、《将进酒》便多了几分抑郁之气，也更贴近真实。有人把这段长长的酝酿称作“青色时期”，替少年罗大佑摸索前进的挣扎身态染上了一层不安的愁绪。这段时期是罗大佑从“词曲作者／制作人”的幕后身分跃居台前，转变成“创作歌手”的开始，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他最鲜明的外在形象。这段时间他一共只出版了三张个人专辑和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但是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创造过。
罗大佑并不是那种一挥而就，下笔千行的天才，除了极少数例外，他的歌总是旋律先出现，然后再寻索适切的歌词来和它配合，填词的工作往往长达三年以上，可见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密合是煞费苦心的。《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里有许多作品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经过一再的修改才写定问世。所有罗大佑在八十年代初造成轰动的这些歌曲，其实是长期淤积沉淀之后迸放出来的结果。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所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做出他要求的音色和质感，所以罗大佑通过学校认识的日籍同学，把自己写好的一部分作品连同曲谱带到大阪，委由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一切都由他独自负担，整个过程旷日废时，极花工夫。不过完成了大部分的录制工作之后，罗大佑抱着这堆母带四处寻找愿意发行的唱片公司，却连连碰壁，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和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
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甫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终于接下了这个案子。滚石当初只是想让这样的作品也有面世的机会，并不敢高估市场的接受程度；罗大佑也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青春；之后他准备重披白袍，继续以医生为正业。没想到这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唱片卖得极好，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圈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这几年里，他与歌曲审查制度之间的撷抗，对恶质的传播媒体亳不妥协的尖锐态度，加上作品中充满的压抑情绪，以及他特异的装扮带来的几分神秘感，都相当符合一身墨黑的形象。有人把罗大佑的这段历史称作“黑色时期”，相信是十分贴切的，这段时间的罗大佑不仅在医生和歌手的角色之间挣扎，还得独自和恶质媒体加上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庞大怪兽对抗，甚至要面对起伏剧烈的感情波折。他一直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怀抱着许多不确定，在论述个别专辑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看看它们对罗大佑创作带来的影响。
●之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把从事歌曲创作六、七年以来累积的一切反复咀嚼之后，贯注全力提炼出来的呕心沥血之作，虽然仅仅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已经有着极高的完成度和收放自如的成熟火候，这与前期制作耗费的可观时间，以及他自己在替别人写歌，制作专辑时累积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唱针落下，你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鹿港小镇》，石破天惊的电吉他前奏，这是我们聆听台湾流行音乐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声音。它是道道地地的摇滚乐：大鼓小鼓、电吉他、木吉他、贝斯和键盘共同织出生动，厚实的音场，连罗大佑粗哑的声喉和不符合标准的咬字，都在这种粗犷的音场中显得恰如其份。
《之乎者也》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创造出这种蕴涵着饱满能量和炽热情绪的“声音”，利用摇滚的形式来传递歌词中极富“现代感”的信息，若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流行音乐革命，那么《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踢开了另一扇大门，只身替台湾乐坛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乐种。《之乎者也》的魔鬼曲式，《乡愁四韵》细腻精致的木吉他编曲，《将进酒》和《摇篮曲》浓郁的钢琴音色，《错误》在抒情曲中途嵌入摇滚段落的尝试，都在当时让我们看到台湾流行音乐的无数可能性。
最受注意的当然还是它的歌词，我们听到了小镇青年在大都市求生换来的幻灭；听到了对教育，文化，代沟，以及流行歌曲本身的讽刺；也听到了关于家国历史以及昨日恋情的纠葛情怀。《恋曲1980》完全翻转了传统情歌的写法，看似潇洒，其实几近残酷；《童年》则生动地唱出了那一辈孩子们共同拥有的特殊回忆；《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凭悼过往青春，拼贴出一幅动人的图像，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各自有不同的主题，也替流行音乐和现实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漂亮的示范。由于罗大佑用的都是“活的语言”，使这些作品不但过耳难忘，而且意象缠绵，充满了诗的口感。原本十分个人化的经验，就这么通过音乐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
即使摆在今天的唱片市场来看，《之乎者也》仍然具备成为经典的资格。过去十几年来问世的唱片何止千万，但无论在旋律与编曲的原创性，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密合度，或是对整个大时代的影响力方面，能和《之乎者也》一较长短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这张唱片上市不久便卖掉十四万张，在八十年代初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台北不是我的家”唱遍大街小巷，横扫整个时代，“黑色旋风”就此开始。
●未来的主人翁
这张专辑花了九个月才录制完成，《之乎者也》的成功带来了无数的争议和期许，使罗大佑在这段时间遭到了极大的压力。“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罗大佑自己说《未来的主人翁》从头到尾弥漫着一种抑郁苍凉的情绪。相信和作者当时内在面临的矛盾，以及外界充满无力感的时代气氛都有关系。
“一定是第二张唱片最难做。因为第一张你可以慢慢做，完全没有前面的负担，所有前面的年轻生命的累积都可以放在第一张。如果第一张不幸成功，人家会要求第二张也成功，而且要变……又要有成长，又要有磨练，又要有新的东西，新的看法，新的音乐方向，然后在音乐上必须诚实，因为新的方向必须是来自你自己人生观，音乐观的彻底改变”，罗大佑这番话替《未来的主人翁》里面的种种改变做了最好的注释。当这张唱片终于问世，我们发现这是一张比《之乎者也》更深沉复杂的作品；也证明罗大佑的才情与实力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之乎者也》时而还能嗅出的些许生涩莽撞之气，在这张专辑里被一种更醇厚，更凝练的声音取代，划时代的制作水准使整张唱片的面目十分统整，也更精确有力地传达了歌词中沉重无比的信息。在那个MIDI尚未面世的时代，《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张力十足的音场至今听来仍然令人赞叹，不仅领先当时所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作品，即使摆在全世界的标准
来看也未必逊色。无论《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团，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慑人的气势，还是《爱的箴言》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来的空间感，都证明罗大佑在处理声音元素的功力上愈显成熟。甚至在唱腔和咬字上，他也有长足的进步；令人血脉膨胀的摇滚乐和叫人黯然心碎的抒情曲同时并存，收尾的《稻草人》不仅让我们见识到超凡的编曲功力，也是罗大佑唱得最精彩的歌之一。
说到歌词，《未来的主人翁》实在给我们太多太多震撼与感动，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光凭《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这三首分别献给台湾的历史、现代与未来的巨作，便足以让这张专辑名列史册；再看看《爱的箴言》、《盲聋》，更今人不能不对罗大佑处理诗语言的功力大表叹服。《亚细亚的孤儿》甚至被收录在前卫出版的年度诗选中，显示这张专辑的意义已经有某方面远远超出流行音乐的范围，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无数年轻人的深层意识，改变了许多人的思考方式，对大时代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未来的主人翁》是一张几乎不可能被超越的经典之作，不仅替已呈巅峰状态的罗大佑留下完整的见证，也绝对是台湾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家
《家》的发行，让许多人感到错愕莫名：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处处可闻的悲壮气势。当时任职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说得很直接，“《家》的创作可能更成熟，音乐可能更花钱，更精致，更动听，但是《家》的温情与保守，证明所谓的“抗议歌手”是十足的谎言。”王明辉则认为，《家》里呈现的罗大佑“应该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环境跟人的依存关系之后所引发的一种心灵上的疲倦”，那个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急着要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的情绪”。讽刺的是，向来被视为风格最保守的《家》反而是罗大佑专辑中送审未通过的歌曲最多的一张。
事隔多年，罗大佑对这张专辑的处境有更清楚的体会，他表示当时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所能容忍的极限，“自己觉得有很多东西扛不下来了，也就是说自己想讲的话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掀起的风暴使他被冠上“抗议歌手”之类的头衔，甚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同时遭到来自政府当局和党外势力的压力——前者嫌他不规矩，后者嫌他不够激进，《家》风格上的凸变，其实也代表着打破这个既定形象的企图。可惜当内在外在的矛盾都没有获得解决时，当时的罗大佑并没有办法独力从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解脱出来。回头去看《家》，罗大佑认为这是一张“企图跳出某个框框，却又受限于更大的框框”，以致仍然无法充份淋漓施展的一张作品。
《家》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迄今做得最精致，层次最丰富的一张，为了追求和前两张摇滚曲的不同质感，罗大佑亲自赴日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是在东京录制的。《吾乡印象》八分多钟的曲子里加入了胡琴、月琴、把乌等传统乐器，层层叠叠的音效，细腻的编曲结构加上罗大佑吟哦式的唱腔，透露出和前作完全不同的企图；《青珂嫂》则是他首次收录的台语歌，都替这张专辑增添了一份贴近故乡土地的眷恋之情。《家Ⅰ》，《家Ⅱ》不仅诚恳地道出创作者内在的渴盼，也和前作处理爱情时低调抑郁的情绪大异其趣，是罗大佑专辑中首次出现明朗温暖，情绪诉求“正向”的情歌。浓郁深情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以及潇洒中掩不住落寞的深切内省之作《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都是罗大佑炉火纯青的经典歌曲。而《超级市民》这首唯一对现实直接批判反讽的作品，反倒和整张专辑的基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张专辑出版之后，罗大佑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的时候了，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划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顶礼膜拜早已成为图腾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走进了历史。
●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是从罗大佑1983，1984两年岁末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中选出十一首歌做成的合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演唱会实况专辑。
据他自己回忆，早在《家》出版之前就已经打算推出演唱会实况录音，而且有出版双专辑(double album)的意思，但整个计划却因种种缘故一再延宕，等到《青春舞曲》终于问世，罗大佑已经收拾好行囊，在唱片内页写道：“也到了我告别一段时间的时候了，我总不能骗你说我脑袋里充满着音符……”
这是一张经常被忽视的专辑，许多人以为它“只不过是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而匆匆跳过不听，殊不知这样便错过了罗大佑在脱下黑衣，远走他乡之前，替我们留下最精彩动人的四十分钟。《青春舞曲》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罗大佑是第一个以“个人身分”办大型演唱会的歌手，在完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必须一一从头摸索。当时参与罗大佑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地创造历史”，完成了今日看来仍然令人咋舌的高难度工程，而现场收音的不尽理想使罗大佑后来不得不重新进录音室，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将进酒》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重录和声，也替专辑中某些部分做了若干修补；而这些“非绝对真实的修正”也还算谨守分寸，不至于影响整张唱片所要忠实传达的临场气氛。
几首在原专辑中并不算最抢眼的歌曲，在舞台上重获新生。《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节奏放慢，乐器回归淡薄之后，那些复杂的长句反而有了许多让听众参与思考的空间，罗大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属意的诠释方式。而《盲聋》原本四平八稳的中板曲式，在这里成为迎面扑来的炽热摇滚乐，是罗大佑最放肆的一次演出，也使这首原本有些劝世腔调的作品变得怒火袭人。在《现象七十二变》里，罗大佑不仅即兴添加了一些歌词，后来还独自坐在钢琴前，把这首歌唱成了柔情万种的晚安曲。《青春舞曲》的每一首歌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从乐手名单可以看到罗大佑网罗了当时台湾最优秀的演奏人才，个个都身经百战，名震一方，整张专辑一路听完毫无冷场，闭上眼睛便仿佛置身爆满的中华体育馆，要跟着台上足蹬白球鞋的黑色身影一起嘶吼高唱。
但也是在中华体育馆的舞台上，罗大佑面对成千上万骚动的歌迷，第一次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他无法只身负荷的，当人潮散去，他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有种被击败的感觉”。他不知道把自己当着千万人面前掏干净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来面对自己。“我确实是演唱会中那个最孤独的人”，他如此写到。罗大佑在《青春舞曲》出版后不久终于离台赴美长住，这张唱片就这样成为他“黑色时期”最后的纪念品。
●1985－1989年概述
从现在回头看，1985年的“出走”，对于罗大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唯有将自己重新“归零”。让身体机制秉天赋有的敏锐观察力自然运作，才有可能再度汲取到一位真诚创作者建立新视野所需的生活养料，并且叩寻其他生命样态涌现的可能。
于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艺术家群集的大都市里，罗大佑开始领略到一个创作者“应有”的态度，那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然后不断接受外来刺激的生活状态。身处于各方人种汇聚的纽约，使罗大佑获得一个迥异于台湾制式教育下成长经验的角度。他看到东方移民在异乡里共同的悲哀与相似的命运。每一张黄色脸孔下血脉相连的搏动频率其实正扣着整个种族在大时代中的归属渴求，不论你是来自台湾、大陆、香港或是亚洲任何地方。
而台湾的音乐环境仍然恶劣如前，整个体制无情地在摧残每一个尝试撑起时代大业的创作心灵。1985年《明天会更好》便是一个连作词、作曲者都会被骗的丑陋实例。无数音乐人在“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没有人晓得年底大选国民党的诉求标语便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由好几个人集体创作，但所有被“政治利用”的责难却由罗大佑一个人承担。这个不愉快的经验，也成为罗大佑日后舍台湾而注册香港建立“音乐工厂”的关键。
1986年，在长期沉淀中自然结晶而出的《海上花》，明显表现出罗大佑音乐风格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传统民谣多为小调起头）的东方曲式，再一次震动台港两地的流行乐坛，也影响了其它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你走你的路》、《鬼迷心窍》等歌曲），成为罗大佑作品日后最根底的主轴。
然而，曲式的转化更新只是罗大佑宏阔意图的先声。所有对于黄种人宿命情结的精确剖析和对于中国人的深切关怀，都需要一个更深，更广，更完整的架构去承接。于是在长达三年的酝酿之后，《爱人同志》问世了。罗大佑带着这张全新的专辑回到台湾，正如他当年独力敲开一扇创作大门那样。《爱人同志》再次震惊乐坛，打开了流行音乐另外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罗大佑随着电影主题聚焦在中国移民的“故乡情结”里。不论是齐豫在《船歌》中流淌的故乡山川，暖暖人情，或是罗大佑在《传说》中浓郁厚重的思乡情怀，都企图通过音乐来抚慰中国人宿命的伤痕。这段时期罗大佑还与意籍音乐家花比傲合作了许多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在1991年重新制作，收录在名为《追梦》的演奏曲辑中。这些替别人制作的作品也承担了罗大佑对东方曲调的探索，花比傲精致的编曲功力使它们呈现出典雅的外貌。基于罗大佑这段时期作品中对于中国人的浓烈情感，我们可将它视为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黄色时期”。
●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是罗大佑沉寂了四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也是1984年《家》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正是台湾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全面释放的顶点。这张在港台两地四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通过强势宣传成功地塑造出“新罗大佑”形象；短短几天就卖出二十万张，之后更创下五十三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罗大佑迄今最畅销的作品。
在罗大佑“出走”的这几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逝世，戒严令解除，台湾经历了战后最剧烈的政经结构转变。唱片工业的体制也在这段时间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MIDI的普及带动了林立的唱片工作室，港星大举来台加上青春偶像大行其道使唱片市场全面低龄化，整个唱片业在朝向“娱乐工业”的方向迈进。凡此种种，都使《爱人同志》和《家》之间仿佛存在着不只四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差距。这张专辑的标题和歌中使用大量大陆用语，在当时仍然有逾越官方尺度的可能，没想到所有歌曲送审一次就全数通过，不仅当事人“受宠若惊”，也反映出审查制度渐渐轻松的事实。
在《家》只做到一半的“跳出框框，创造不同格局”的企图，终于在沉潜酝酿了四年多之后，由《爱人同志》完成。和“黑色时期”礼聘日人编曲的情况不同，这个时候的罗大佑对MIDI已经有娴熟的掌控能力。也对编曲有绝对的主导权。《暗恋》、《爱人同志》暴烈的摇滚曲风，《恋曲1990》、《你的样子》的浓郁抒情，乃至于《黄色脸孔》、《京城夜》波澜壮阔，层层叠叠的慑人气势，一再显示出挥洒自如的编曲功力。这张专辑对音乐元素的处理方式曾经造成圈内人极大的震撼，再一次替唱片制作概念的可能性树立了新的标杆，不仅被誉为当年度最好的专辑，也是另一张至今听来仍然难以超越的力作。在歌词的写作上，罗大佑尝试让人声融入编曲，扮演乐器的角色，而非总是站在最前面“讲道理”的工具，所以我们听见了许多纯由音节构成的吟咏。格外在意音乐性的结果，使词意反而不再那么明朗易解，往往得和旋律编曲一并欣赏方能领会其中的奥妙。这样的改变使许多老歌迷难以适应，认为罗大佑“变节”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的样子》朦胧绵密的长串意象，或是《京城夜》四字叠名和连续长句相互撞击出来的震撼力，相信是早年那个蓬发黑衣的愤怒青年所写不出来的。
这张专辑想呈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是否成功，则见仁见智。但这方面的关心一直延续到“音乐工厂”时代，成为罗大佑日后所有创作的中心主题。《爱人同志》或许不再拥有他早年作品那股青春的锐气，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明显的匠气，但是整张唱片精密庞大的结构，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企图，使《爱人同志》仍然值得名列经典，也是了解八十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时所不能遗漏的巨作。
●1990－1994年概述
从台湾到纽约再转进香港，罗大佑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回到东方资本主义集结的重地。1988年“音乐工厂”的成立，象征罗大佑从一个戮力撑开创作空间，单打独斗的创作者，转换成一个运筹帷幄，集结众人之力的组织者。
随着“音乐工厂”架构的日渐完备，一个健全的“制度”为罗大佑展翅欲飞的音乐鸿图打下专业的强固根基。因此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往往从整体结构而非单曲本身的突出性，更能看出他的苦心与创意。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是拥有最多方向而又能集中角度去观察中国人的地方。她本身殖民地的过去与回归祖国的未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营造出一个时空开阔的回旋地带。在这里，罗大佑得以将早期《亚细亚的孤儿》幻想似的描绘从现实中逐一印证，也能将《黄色脸孔》里满腔血脉共流的情怀具象到生活细部。于是我们听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在《皇后大道东》、《原乡》和《首都》三张专辑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倘若我们再将视线拉到罗大佑创作光谱的主轴之外，就会看到其他零散的镜面折射出更为缤纷的色彩。早年的罗大佑原本就是为人写歌而投入唱片事业，到了成立“音乐工厂”后，则以专业作曲者的身分谱出无数动人的曲子。即使从歌词的意涵去回顾罗大佑的创作历程，情歌的数量仍然超过“非情歌”的部分。1989年底两张《情歌罗大佑》专辑的出版，正是由这个观点出发，意图挑战一般人心中“黑色罗大佑”的刻版印象而制作出来的全集。整套专辑的企划方向希望引领听众重新咀嚼每首歌的特别意义，体会在“黑色罗大佑”爆发力之外另一种丰富的色彩层次，同时也意图冷却稍早《爱人同志》炸射出来的滚烫能量，为罗大佑日后的创作预留更宽阔的可能性。
稍有察觉力的歌迷一定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罗大佑为别人写的歌，和他自己个人专辑中收录的作品往往有极大的曲风差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以更专业的态度面对自己作为“职业作曲人”身分及投入替别人量身写歌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在聆听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滚滚红尘》，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与娃娃的《我生》而感慨不已时，其实也说明了罗大佑多元的创作观，是不愿意局限在任何单一的色彩里的。
1995年的个人专辑《恋曲2000》，则是罗大佑攀上巨塔后登高远望的力作。我们依旧听到罗大佑对中国人未来前途深沉的期待，然而这张专辑是之前的总结也是全新的发端，要精确描述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进程上的历史地位，委实言之过早。综观这段时期多元化的音乐方向和主题，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罗大佑的“彩色时期”。
●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
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 依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恋曲2000
这张唱片是《爱人同志》出版六年以来，罗大佑第一次暂时放弃群体合作的方式，独自完成所有词曲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也是六年来第一张完全用国语演唱的专辑。
作品的私密性和浓重的个人色彩，也使罗大佑在诠释这些歌曲时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在编曲和制作上，《恋曲2000》为九十年代的台港流行音乐再次找到了新的可能。在MIDI编曲泛滥成灾之后，中国大陆冒出无数回归自然的摇滚乐团，加上另类音乐和“不插电 unplugged”的原音风格席卷全球，都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新主流。罗大佑并没有在此刻跟这趟热闹，反而另开路径选择和上海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共同录制这张专辑，并且仍然利用大量的MIDI做润饰。弦乐加上合唱团铺盖出来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及吉他，曼陀铃画龙点睛的表现，在MIDI编曲的节奏感撞击下，创造出罗大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声音，柔和了雍容的古典韵味与磅礴的摇滚气势，这样的音乐必须在上海录制乐团的演奏部分，在香港配唱混音，在台湾做mastering 方能让每个音节都圆满纯熟。
《五十块钱》和《台北红玫瑰》是整张专辑风格最不一样的两首歌，前者是道地的摇滚节奏，不妨看作《现象七十二变》的九十年代版，只不过这次讽刺的对象从台湾扩大为两岸三地，歌词更直指政治现实，丝毫不留情面，若是十年前，这首歌非被禁不可。《台北红玫瑰》则是罗大佑多年来第一首曲风如此妖娆的情歌，摆在众多表情严肃的作品中间，显得格外惹眼，其他的八首歌中《东风》和《天雨》编曲层层递进，近力十足，在创意和结构上都是不输《京城夜》的力作，聆听罗大佑在《天雨》中的唱腔，会觉得他终于找回了“放开来唱”的勇气，那种粗犷却震撼力十足的唱法竟遥遥和《鹿港小镇》对望起来。《就这么样吧》是沧桑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最透彻的一曲，那种放不下却也无计可施的郁闷情绪完全超脱了男女之间的爱欲纠缠，而拔升到极高极远之处去关照整个历史，整个民族的宿命，这使它不像前两首“恋曲”那么平易近人，却承载了创作者此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对撰稿者而言，《恋曲2000》造成的震撼并不亚于六年前的《爱人同志》，只是它实在太沉重，让人有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的压迫感，整张听完的感受是“回首过往繁华落尽，放眼未来前程茫茫”。从《未来的主人翁》之后就难得听见的压抑、悲壮和苍凉，居然在整整十年之后弥天盖地而来，而且添染了一层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的无奈。对这张在四十岁这年完成的作品，连罗大佑自己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撰稿者也还没有办法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去论述它的历史价值，只能说这是一张意涵丰富，需要反复聆听的作品。
●结语
走笔至此，已经精疲力竭，彷佛跟着我们的主角从七十年代一路挣扎到现在，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提醒您：这套自选辑出版的时候，罗大佑仍然在创作，继续参与着历史。他在《恋曲2000》之后的作品或许又将缔造新的历史，但是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留下“待续”之类的尾巴。音乐与灵魂直接撞击的经验，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清楚的，当一首歌脱离创作者，通过唱机传进一只只的耳朵，它便经由千千万万人的聆听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首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有时还是连原作者本人也无法干涉的，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歌的时代背景，创作经历，词曲特色……，却无法解释何以音乐与灵魂相撞时，会释放出如此令自己目眩神摇的能量。当你听见某段旋律，某句歌词竟然与你最深层的经验完全扣合，甚至更明白地替你表达了莫可名状的某种情绪时，这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之一。我们花去了那么多篇幅在论述的东西，都还只是表面而已，最珍贵的其实是这种属于你自已的记忆，是它让歌缓缓渗透，进入你的灵魂，甚至渐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打开你的音响吧，这套自选辑对罗大佑自己而言，是个阶段性的总回顾；但是对你——聆听者而言，这套自选辑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是得等细细听完一遍才会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歌曲曾经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腾出一个角落，让它们在你心里也占一块空间了。
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
乡村纪事：放牛班的夏天
为了整理回乡的资料，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永修一中校长的博客。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题为“年纪大了，爱看《动物世界》了”的小短文。“现在电视剧——假，演唱会——闹，中国足球——气，新闻——不是领导就是会，烦。”校长先生接着说，“还是返老还童回归自然吧，因为自然最美，动物最纯。”网友们的相关留言也别有情趣，有说电视剧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智商；有说CCTV-7的养牛养猪节目还不错，因为那里有真实的世界；也有说要防止副作用，《动物世界》看多了，可能会和解说《动物世界》一样，“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动物”。
读完让人会心一笑。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万物的生长，为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作一个见证。
还是从乡间正在逝去的耕牛谈起吧，这是我每次回乡时都会看到或者想到的动物。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瘦骨嶙峋”这个词，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及农家子弟对它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如果你把斯大林或其他自称能够引领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领导人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尽管他们在有权有势的时候的确不愿把自己当人看。然而，倘使有人说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与牛还是会欣然同意的。
在前文陆续发表后，有不少读者在网上讨论“生在农村你是否自卑？”这个问题。谈到耕牛时，我想就此做进一步补充——如果你在幼年时期曾经与牛相伴，想自卑都难。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谈到王二回想自己当年在下乡时很有魅力，不仅迷人而且“迷鸡”——小母鸡见到他都晕过去了。当然，这只是王二先生对小母鸡的意淫。而且，乡下的小母鸡也没有那么不堪一迷。事实上，假如你把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五、六岁孩子带到乡下会见小母鸡，恐怕先晕过去的还是孩子——当然他是被吓晕过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城里孩子同龄的乡下孩子此时早已胆大妄为，踩着牛头抓着牛毛爬上了牛背。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一年四季里，夏天的放牧生活无疑最令人追忆。在江南这个季节，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抢种与抢收），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的小二郎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在每天下午到野外放牛。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牛背上“站戗杆”，像杂技演员一样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嬉戏打闹、过性生活时，小孩子们同样团坐在一起寻欢作乐，打扑克、玩石子，或者成群结队摘野果，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小水沟里浇鱼。心血来潮时，有的小孩还会去骑几个月大的小牛，直到被摔得人仰牛翻；甚或挑动公牛打架，大家一起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说到电影，在我看过的无数影片中，如果需要挑出十部最喜欢的电影，一定会有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按其法文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它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当然，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在上面提到的“乡村牛仔”也都是“放牛班”成员。只是，这个“放牛班”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差生们开的留级班。而事实上，我认识的这些乡下孩子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当年“放牛班”的小牛仔们，绝大多数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中国人牵强附会制造了龙图腾，并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忽悠起来团结臣民的大传统——哪位皇帝不希望他的子民自觉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生于山野的草民们毕竟自由散漫，显然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是一种体现个体价值的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肯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自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五月的牛角。和西方的海盗故事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放牛娃的故事。朱元璋小时候也是放过牛的，他开始也不是什么龙，其所谓“真龙”，不过是从“真牛”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江西农业生产之现状及应采之政策》（载《独立评论》143号）一文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辑后记我才知道“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该这篇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耕地少、荒地多，由于独尊稻作，农业畸形发展，危害极大，因此建议江西要多养牛、羊和马，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这个建议自然是好，不过如果董先生能够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来走一走，相信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这次我到乡下发现，如今这里不仅田地大量抛荒，而且原来的村庄也只剩下了一头牛——在那里孤孤单单地唱着单身情歌。想来这头牛一定很绝望，因为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能给它带来点男欢女爱的同伴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自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当地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了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地农业“合作化”渐渐成形，出租经营的“铁牛”不断将耕牛从田里赶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愿意上山砍柴。几年下来，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山川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有些大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奋起反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甚至连几年前村民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这个夏天，我在乡下首先看到的是乡间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熊培云/思想国）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读完让人会心一笑。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万物的生长，为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作一个见证。
还是从乡间正在逝去的耕牛谈起吧，这是我每次回乡时都会看到或者想到的动物。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瘦骨嶙峋”这个词，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及农家子弟对它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如果你把斯大林或其他自称能够引领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领导人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尽管他们在有权有势的时候的确不愿把自己当人看。然而，倘使有人说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与牛还是会欣然同意的。
在前文陆续发表后，有不少读者在网上讨论“生在农村你是否自卑？”这个问题。谈到耕牛时，我想就此做进一步补充——如果你在幼年时期曾经与牛相伴，想自卑都难。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谈到王二回想自己当年在下乡时很有魅力，不仅迷人而且“迷鸡”——小母鸡见到他都晕过去了。当然，这只是王二先生对小母鸡的意淫。而且，乡下的小母鸡也没有那么不堪一迷。事实上，假如你把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五、六岁孩子带到乡下会见小母鸡，恐怕先晕过去的还是孩子——当然他是被吓晕过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城里孩子同龄的乡下孩子此时早已胆大妄为，踩着牛头抓着牛毛爬上了牛背。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一年四季里，夏天的放牧生活无疑最令人追忆。在江南这个季节，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抢种与抢收），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的小二郎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在每天下午到野外放牛。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牛背上“站戗杆”，像杂技演员一样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嬉戏打闹、过性生活时，小孩子们同样团坐在一起寻欢作乐，打扑克、玩石子，或者成群结队摘野果，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小水沟里浇鱼。心血来潮时，有的小孩还会去骑几个月大的小牛，直到被摔得人仰牛翻；甚或挑动公牛打架，大家一起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说到电影，在我看过的无数影片中，如果需要挑出十部最喜欢的电影，一定会有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按其法文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它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当然，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在上面提到的“乡村牛仔”也都是“放牛班”成员。只是，这个“放牛班”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差生们开的留级班。而事实上，我认识的这些乡下孩子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当年“放牛班”的小牛仔们，绝大多数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中国人牵强附会制造了龙图腾，并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忽悠起来团结臣民的大传统——哪位皇帝不希望他的子民自觉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生于山野的草民们毕竟自由散漫，显然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是一种体现个体价值的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肯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自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五月的牛角。和西方的海盗故事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放牛娃的故事。朱元璋小时候也是放过牛的，他开始也不是什么龙，其所谓“真龙”，不过是从“真牛”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江西农业生产之现状及应采之政策》（载《独立评论》143号）一文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辑后记我才知道“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该这篇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耕地少、荒地多，由于独尊稻作，农业畸形发展，危害极大，因此建议江西要多养牛、羊和马，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这个建议自然是好，不过如果董先生能够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来走一走，相信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这次我到乡下发现，如今这里不仅田地大量抛荒，而且原来的村庄也只剩下了一头牛——在那里孤孤单单地唱着单身情歌。想来这头牛一定很绝望，因为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能给它带来点男欢女爱的同伴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自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当地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了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地农业“合作化”渐渐成形，出租经营的“铁牛”不断将耕牛从田里赶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愿意上山砍柴。几年下来，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山川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有些大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奋起反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甚至连几年前村民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这个夏天，我在乡下首先看到的是乡间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熊培云/思想国）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乡村纪事：乡村性生活与计划不生育
即便那些只是零星读过我几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之情。今天，当我离开巴黎，离开西布列塔尼，总会不时想起自己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想起塞纳河畔摆满窗台的鲜花、袒露着乳房的雕塑以及西布列塔尼乡下明晃晃的太阳雨。而当年在我置身其中之时，同样不忘怀想的却是江南乡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点点滴滴。
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美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夏多布里昂所说，文字的作用只在于帮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或者留住往昔，帮助我们“挣扎着反抗时间”，有机会重新爬上“美好岁月的山坡”，看万物在过往的时间里尽情尽性，自由生长。
就在我准备这组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自己早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幼年见到的乡村动物性生活的短文，个中风景精彩纷呈，正好适合我要写的“万物生长”这一节。众所周知，在正常情况下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性。不无遗憾的是，如今当我游走乡间，已经很难见到文中所描述的那些孕育生命、惊天动地的场面了。
印象中，我之所以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听了法国歌手Laurent Voulzy 怀念童年的歌曲《Belle-Île-en-Mer Marie-Galante》，略带忧伤的曲调与歌词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童年时的孤单、混乱，以及一群小孩子在年少无知之时屡屡犯下的管理小鸡、小狗们性生活的过错。
比如说对狗的管理吧。在我农村老家，大家把发生在狗狗之间的性行为叫做“狗连花”。当公狗和母狗双双发情之时，会头朝两端，骄傲地将屁股连在一块。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也无法努力的绝活，然而小公狗轻轻一撩神鞭就做到了。不幸常常是，狗们表演“性杂技”时总在人来人往的院落里，因而时常招来一些顽皮的小男孩儿的追打。在终于无法忍受孩子们的棍棒之后，它们会侧身仄行，依旧屁股相连，且战且退，像一只双头怪物，像两个横行的“π”。即使渐仄渐远，有毅力的小孩仍会追赶上去，猛击为交媾中的公、母狗输送快乐的阳阳结合部，直打得狗们落花流水，性趣全无，裂开为止。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小时候是否干扰过小狗的性生活——这种场面却是非常熟悉的——倘使有过，今天的我会为此感到羞愧。
也许，相较于大人们的丰功伟绩而言，这种自责多少有些矫揉造作。毕竟，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是贪玩，而非贪心、世故甚至恶毒。当然，细心者同样会发现，我所描绘的上述细节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自幼年起便有了管理他者性生活的欲望，有了当上警察便想抓捕看黄碟夫妻的潜质，无法将心比心地体谅或者理解他者的幸福。君不见，时至今日中国不还是有无数好事者将才子佳人们在公众场合接吻视为不洁么？
人和动物有许多区别，比如在性方面：动物虽然有性自由，但终究是免费一对一的单挑，而人却发明了同时2人以上的性行为，发明了三宫六院和性贿赂；动物应季生长与孕育，该性爱时性爱，该生产时生产，而人却制造了避孕套、避孕药，学会了堕胎、结扎和阉割，甚至不忘将种种“计划不生育”的政策用到了自己以及其所能控制的其他动物身上。当然，更准确说，“计划不生育”政策最先是用在了家畜身上，然后才是“国人”。
说到“计划不生育”，有必要继续从猪说起。回望近六十年来之变化，中国乡村已从追求“人多力量大”、“猪多肥多”之“多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过渡到“（要想富，）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继而又在2000年以后渐渐进入“少养孩子少养猪”的时代。如前文所述，由于不合算，今日乡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养猪，而“乡村周杰伦”也因猪业凋零早已收起劁刀，另谋生路。不过了解乡村生活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在过去，家猪们大多都是被“计划不生育”了的。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场景莫过于：老练的兽郎中只需轻轻一挥手，便将小猪们那点祖传的枪支弹药扔上屋顶，接着再在猪身上抹点锅底灰草草了事，阉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从今往后，家猪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为主人长肉，直到有一天被杀。
家猪世界，只有种猪和未被阉过的母猪才有能力过性生活并繁衍后代。种猪一生的任务就是交配，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只是，这个“花花公子”当得也并不容易。在上面提及的回忆性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或可作为见证：
记得我在乡下上学时，经常能见到一些神情焦灼的大男人，将绳子拴在母猪肚子上赶路，为母猪寻找猪郎。不幸常常是，在漫漫长征之后，到款款行礼之时，养尊处优的猪公竟然没有力气爬上母猪后背，以至于主持这场性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得不找来壮士，帮着把猪公前腿架上母猪，抓着它的肉矛朝母猪体内撩拨。如此场面，想必猪公其时也并不十分快乐——要不它叫得怎会那么不动听呢？
在完成配种之后，母猪的主人会给猪公的主人一些费用。依照诸世纪风月场里的规则，彼时的母猪是死活想不通的：大老远送上门来，被猪公聚众蹂躏，还得倒贴，还有没有王法？不过母猪的主人替它想通了，还是务实点吧，别的猪都已经被人阉了，物以稀为贵，何况是阳物！只当买春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是母猪亲赴猪公府上，有时候猪公也会被安排着游幸乡里。从早到晚，猪公被主人牵着，走遍五里三乡，像是幸福的国王、快乐的播种机，只为广大性与体魄都已成熟的母猪奉献琼浆玉液。那是何等奇货可居的骄傲！是故，但凡见到母猪，猪公便抬头看天，摆出一副玉树临风、很有资源的大架子，爱理不理：喂，妳有嫁照么？
其实，猪公也并不自由。毕竟，猪公还是猪，虽说天底下就数它“有种”，它也不会成为《动物庄园》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怎可与我们后宫佳丽三千的国王同日而语。更何况，既然主人恩准服一辈子“性交役”，就必须完成主人下达的任务，按要求及时会见不同肤色与体重的母猪。配种工作做久了，猪公心里大概也叹息着：想当初，看着猪兄猪弟尽受宫刑，还暗自庆幸自己将独享猪世界的性生活，谁料如今日日交公粮，受尽性交苦。
在性生活方面，乡下孩子的确是见过些大世面的。尽管他们不知道英文gay和lesbian，不知道中文“体位”与“巫山云雨”，不知道玩3p就可以冒充全人类都在做爱……然而，由于见过无数动物真刀实枪、五彩斑斓的交配：从蜻蜓上下翻飞的优雅到公牛挥鞭而去的暴走，从小公鸡满院子追小母鸡练背上功夫到小狗上演的“性杂技”、猪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很早便完成了性启蒙，理解了性自然。
正如我，在离乡若干年以后，当我路过荷兰红灯区，在听到同行者描绘里面许多花花绿绿、气喘吁吁的场面时，我在心底多少有些不屑——生猛男女们露肉露骨的表演，我在乡下老家一些健壮动物身上是早早就见过了的。
奇怪的是，乡下人熟视无睹的动物性器一到城里就变成“精神污染”了。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曾收到一份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大礼——大象铜像，由保加利亚籍雕塑家席米诺夫以真实大象为模型雕塑而成。想来“象英雄”真是命苦，虽说在生理上并非“大器晚成”，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三、四年才能赶上一次。一生大多时候，大象的性器不过是个下水漏斗。然而，联合国的几位资深官员却担心它会污染儿童清澈的双眼，遂建议割掉大象无辜的性器。联合国人如此煞有介事，恐怕各国乡下人都要诚惶诚恐了：我们日日得见祼体的牛羊，岂不是早已坏得没救？
有关性禁忌甚至生育禁忌的种种故事，让你有时候不得不去想什么是文明，以及生命与文明的边界。记得同样是在几年前，我曾读到一则资料，据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个名为Tikopia的小岛，那里的男性岛民居然无权触摸自己的阳具，若无异性“帮忙”，抑或偶尔浑然天成的“跑马”，他们通常无从体验射精的快感，甚至连岛外男人比比谁尿得更高的机会都没有。
从旧时的太监文化到Tikopia岛上的原始风俗，从被大人阉割的家猪、小孩打散的“狗连花”到被警察抓走的看黄碟的夫妻以及种种被计划的不生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过去到现在……寻遍人类的足迹，所谓文明似乎就是凡有性器的地方就有“性器官”，我是说，像上述联合国官员一般“偏爱管理性器的官”。
这世界，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性生活不被干扰呢？是乡村天性十足的蜗牛或鼻涕虫们的性爱吗？《自然》杂志曾经详细描述了蜗牛等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的交配，它们虽然行头自备，却也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自慰不息。日常生活中，蜗牛们彼此关爱体贴，只是到了交配之时，才纷纷做起了“拨剑四顾，射不我待”的剑客，终以一方被刺穿而结束“神圣的性生活”。科学家对此“阴茎交锋”的解释是：被刺穿的蜗牛将获得更多的精子，而且上述击剑行为可以帮助蜗牛存储更多的精子和卵子。不断孕育与生长，本是万物的天性。
还是让我的游思重新回到我要叙述的村庄里来吧。以上种种关乎性与自然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并不遥远的故事。稍微明白些事理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
众所周知，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比如举家外逃，或者给妻子下环。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
网上搜集到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当地未曾见到过，但在我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人因生育而失去尊严。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事实上，如今乡村的“计划不生育”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记得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幼年玩伴曾经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里的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双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当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看得出，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的时代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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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别了，我的“六畜兴旺”
Msn上，一位老家在乡下的学生不无骄傲地对我说，“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台笔记本就是我做家教赚的。”
她的骄傲让我羡慕不已。回想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勤工俭学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而且有收成。我曾经在校图书馆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卡片，后来竟忘了去领钱，因为报酬实在太低。那个时候，我经常给租礼堂放电影的同学写海报赚点零花钱，偶尔也上街卖过字。毕业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的便是自己当年街头卖字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也多了一番感悟：同是“写字”，在追求书写内容（写作）与书写形式（书法）之间，显然前者对我更有意义，因为我无法通过书法来充分表达自己。而且，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更会觉得，年轻时让你心动的许多兴趣爱好都不过是你生命里的过眼云烟，你们互相抛弃，而真正能与你终身相伴的，往往不过一两件事。一旦你持之以恒，它就成了最终成就你的所谓事业。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一个人出名早不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其人生的初年及时发现适合自己创作或寄托热情的承载方式。为此，我会时常想起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大凡不愿空度一生的人，无论他如何努力，首先应该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有自知之明。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对美食近乎麻木不仁、视一日三餐为负担的人，倘使在年少时因为厨艺暴得大名，而且必须为此虚妄的声誉炒一辈子菜，那我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了。
感谢班德瑞，让我有机会借着《childhood memory》的空灵乐声走进天堂，或像此时此刻，可以端着键盘追忆自己远在乡村的逝水流年。
接着说写字的事情。不知是何缘故，我所在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那些写得最好的，虽然无意赚个书法家的头衔，但在中国权威书法杂志上经常发表些作品，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不过，前面说的寻章摘句也不能胡来。记得有个秋天，我写了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贴在自己“书房”的墙壁上，便立即引来父亲的训斥。我想他大概是认为“谁无死”之类的话不吉利。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当然，这只是平时题壁抒怀，我还没有愚笨到在春节用它。
体现在春联上的标准化表达无疑为中国乡村虚构了一种和谐盛世的气象。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透过这些红艳艳的小春联，你会发现乡村文化里偶尔也有难得一见的精致，就像在一件破棉袄上突然找到一个崭新的标签。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应该说，在多数时候祝福仍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一畜兴旺”了。记忆中盛极一时的家畜帝国，如今大厦已倾，空空荡荡，但见几条看家狗在村头村尾游弋，勾勒一盘残局。而且，早先活跃于“六畜”体制之外的鸭和鹅也不见了踪影。
事情还不算完全糟糕。夏日炎炎，走在寂静的村子里，偶尔还是会听到几声懒洋洋的猫叫。循声而去，我发现有位农妇家里竟然养了十几只小猫。细问才知是因为无人认养，几窝猫仔都留女主人手里了。虽然猫从未获得“六畜”的名分，但是这并不妨碍阿猫、阿狗凑成一对，成为当今乡下小巧而威武的绝代双骄。
至于阿猫、阿狗为何仍活跃于乡下，自然是得益于它们的社会分工。众所周知，在乡下猫和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它们具体负责看家护院、抓捕老鼠等现场感较强的工作，而非像猪一样可以异地规模圈养，在大长其肉后任人宰割。然而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感觉猫大概也快要退出农家舞台了。自从农民住进了有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能够体现猫之存在价值的老鼠早已另谋生路，逃之夭夭。
谈到“六畜”，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蹄无寸铁的猪甚至升级为“山寨版斯大林”，成为人类分析其“鬼打墙”式革命的一个道具。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家猪早在几十年前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这方面，当年有不少口号可作为见证，如“大养其猪”、“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扫盲不离书，增产不离猪”、“若要穷，提鸟笼；若要富，去养猪”、“作田不养猪，十有九年输”、“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等等，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一场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作‘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羊马、牛、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1960年，作者注）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养猪也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这样谈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这份“雅礼”难免让人想起肯德基的广告——一只拔了毛的肉鸡欢天喜地地向顾客夸耀自己的肉有营养。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据编后记记载，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影片《地下》的温馨结尾只是库斯图里察的想象。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中国人说，屋顶下有猪才成其为“家”。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由于猪仔和饲料太贵，养猪赚不着钱而且过于磨人，再加上偶尔传来某村发了猪瘟的消息，许多村民索性连猪栏都拆了。就这样从此天下太平，看“麻将联播”时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分心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著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幅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她的骄傲让我羡慕不已。回想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勤工俭学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而且有收成。我曾经在校图书馆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卡片，后来竟忘了去领钱，因为报酬实在太低。那个时候，我经常给租礼堂放电影的同学写海报赚点零花钱，偶尔也上街卖过字。毕业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的便是自己当年街头卖字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也多了一番感悟：同是“写字”，在追求书写内容（写作）与书写形式（书法）之间，显然前者对我更有意义，因为我无法通过书法来充分表达自己。而且，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更会觉得，年轻时让你心动的许多兴趣爱好都不过是你生命里的过眼云烟，你们互相抛弃，而真正能与你终身相伴的，往往不过一两件事。一旦你持之以恒，它就成了最终成就你的所谓事业。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一个人出名早不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其人生的初年及时发现适合自己创作或寄托热情的承载方式。为此，我会时常想起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大凡不愿空度一生的人，无论他如何努力，首先应该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有自知之明。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对美食近乎麻木不仁、视一日三餐为负担的人，倘使在年少时因为厨艺暴得大名，而且必须为此虚妄的声誉炒一辈子菜，那我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了。
感谢班德瑞，让我有机会借着《childhood memory》的空灵乐声走进天堂，或像此时此刻，可以端着键盘追忆自己远在乡村的逝水流年。
接着说写字的事情。不知是何缘故，我所在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那些写得最好的，虽然无意赚个书法家的头衔，但在中国权威书法杂志上经常发表些作品，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不过，前面说的寻章摘句也不能胡来。记得有个秋天，我写了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贴在自己“书房”的墙壁上，便立即引来父亲的训斥。我想他大概是认为“谁无死”之类的话不吉利。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当然，这只是平时题壁抒怀，我还没有愚笨到在春节用它。
体现在春联上的标准化表达无疑为中国乡村虚构了一种和谐盛世的气象。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透过这些红艳艳的小春联，你会发现乡村文化里偶尔也有难得一见的精致，就像在一件破棉袄上突然找到一个崭新的标签。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应该说，在多数时候祝福仍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一畜兴旺”了。记忆中盛极一时的家畜帝国，如今大厦已倾，空空荡荡，但见几条看家狗在村头村尾游弋，勾勒一盘残局。而且，早先活跃于“六畜”体制之外的鸭和鹅也不见了踪影。
事情还不算完全糟糕。夏日炎炎，走在寂静的村子里，偶尔还是会听到几声懒洋洋的猫叫。循声而去，我发现有位农妇家里竟然养了十几只小猫。细问才知是因为无人认养，几窝猫仔都留女主人手里了。虽然猫从未获得“六畜”的名分，但是这并不妨碍阿猫、阿狗凑成一对，成为当今乡下小巧而威武的绝代双骄。
至于阿猫、阿狗为何仍活跃于乡下，自然是得益于它们的社会分工。众所周知，在乡下猫和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它们具体负责看家护院、抓捕老鼠等现场感较强的工作，而非像猪一样可以异地规模圈养，在大长其肉后任人宰割。然而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感觉猫大概也快要退出农家舞台了。自从农民住进了有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能够体现猫之存在价值的老鼠早已另谋生路，逃之夭夭。
谈到“六畜”，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蹄无寸铁的猪甚至升级为“山寨版斯大林”，成为人类分析其“鬼打墙”式革命的一个道具。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家猪早在几十年前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这方面，当年有不少口号可作为见证，如“大养其猪”、“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扫盲不离书，增产不离猪”、“若要穷，提鸟笼；若要富，去养猪”、“作田不养猪，十有九年输”、“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等等，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一场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作‘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羊马、牛、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1960年，作者注）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养猪也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这样谈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这份“雅礼”难免让人想起肯德基的广告——一只拔了毛的肉鸡欢天喜地地向顾客夸耀自己的肉有营养。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据编后记记载，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影片《地下》的温馨结尾只是库斯图里察的想象。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中国人说，屋顶下有猪才成其为“家”。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由于猪仔和饲料太贵，养猪赚不着钱而且过于磨人，再加上偶尔传来某村发了猪瘟的消息，许多村民索性连猪栏都拆了。就这样从此天下太平，看“麻将联播”时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分心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著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幅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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