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
2015-02-17 12:27:00 来源: 澎湃新闻网(上海)
编者按：
中国大地上一年之间城乡之间互动最深刻的几天，无疑就是春节。对许多人而言，过年是对家乡的一次检视，故乡人的变化，两地之间的差距，总是让人生发感喟。这就是中国城镇化的现实状况。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
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失落
我觉得，当前农村的亲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老一辈建立的关系维系着。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比如，我和我的众多表哥，小时候一起上山捉鸟，下河摸鱼，关系好得不得了，但这一二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外打工，我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一年最多在过年时见一次，平均下来每年还没有一次，因为他们不是年年都回家。拜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一晚，现在大家都骑着摩托车拜年，去亲戚家匆匆走一遭，放下东西，客套几句，就要离开了。平时的生活啊情感啊什么的，都没有来得及交流。大家拜年，不再是为了亲戚间互相走动，馈赠礼物，交流感情，而只是为了完成传统和长辈交代的一项任务。
悲哀的是：如果老一辈都不在世了，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更让人悲哀的是：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自打工潮于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很多农村人一直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来与父母团聚的时间，平均到每一年可能就十来天。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
每次回家，看到我身边的老人摇摇欲坠的样子，我就觉得心里难受得很。
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连爱父母爱子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他去爱别人，爱社会，爱自然？你怎么可能指望他能用超出金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价值？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
在农村，还有什么可以将农民动员起来？
自从2006年免收农业税之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主要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不再与农民的根本利益发生关系，也不再能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
（1）春节的力量。亲人团聚，过年拜年。过年的力量，亲情的力量，是当下动员中国人最有效的力量。这也是过年最让人感觉温暖的东西。当然，以前过年时的各种集体活动，都已消失殆尽了。
（2）祭祀。中国农村还是保持着过年、过十五给祖宗上坟“送亮”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去祖宗的墓地给祖先点蜡烛，烧纸钱，放鞭炮，与祖先交流。很多已经在城市安家的人，也会赶在大家三十这一天开车回老家给祖宗上坟。许多曾被废弃的祠堂，这些年也逐渐恢复起来了。
（3）葬礼。很多老人没有挨过冬天。过年前后，是老人逝世的高峰时段。丧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今天的社会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媒体上动不动就喜欢报道某某地方为举办葬礼大肆挥霍，让大家误以为这是普遍现象。其实恰恰相反。相比古代，今天的丧葬已是在最大程度上简化了。“贵生重死”的观念早已失衡了——大家越来越贵生，对于死，不再有敬重，不再让死者享受哀荣；对于天地，不再有敬畏。
但丧礼，在现实中依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本家一个叔叔亡故——本家人和四面八方的亲戚来给他守丧，守丧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像过节一般，交流一年的生活情况、见闻和感想，称赞中央的政策，谴责干部的腐败……深夜里交谈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守丧完毕，大家集体出力，将他抬到山上，让他入土为安。
社会学者经常用“原子化”来形容今天农村的现状，说白了就是，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每到过年时相互串门，集体上街玩等等。为死者守丧和送葬，在农村反而成了村里人团聚和交流的一个契机。这也是我在家乡看到的唯一能够让大家团聚的方式。
妻子 房子 车子
（1）妻子。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农村的男青年来说的。在今天的社会，农村男青年在本地找媳妇越来越难。一来，这是由中国男多女少的现状决定的。而且，农村稍微长得好看点的女孩子，基本都嫁到城里去了，愿意嫁在农村的女孩子越来越少。二来，农村青年讨媳妇，要具备的物质条件很高，现在普遍的一个情况是：彩礼六到八万，房子两套：在老家一栋楼，在县城一套房。这个压力，并不比城市青年讨老婆的压力小。
过年的时候，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来了。只要哪一家有适龄女孩子，去她家的媒人可谓络绎不绝。这在乡村已成了一门生意，农村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如果初步说定一个，男方至少要给媒人五百块，最终结婚时，还要给上千的报酬，有的甚至要给到两三千。
传统的农村婚姻，从相亲到定亲到结婚，要三四年时间，男女双方有一个了解和熟悉的过程。现在却不同，年里看对的，过了年，马上定亲，然后女青年跟着男青年出去打工，等到半年过去，女方怀孕了，立刻奉子成婚。
曾听过一个搞量化统计的学者对农民工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农村孩子结婚越来越迟。但我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女孩子难找，男孩子一到二十岁，父母就张罗着给儿子物色对象，物色好对象之后，既怕女孩子变心，又考虑要到城市讨生活的现实情况，就催着孩子赶快结婚。可以想象：在现代社会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样的婚姻会出现多少问题！事实上，农村离婚的情况，也是与日俱增的。
（2）房子。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农村人娶老婆要房子两套：一套在家里，一套在县城。其实县城的那套房，平时都空着，只是过年时回来住，但对年轻人来说，那就是城市生活的一种代表。过年时，有的也会把父母接到县城过年，但父母住不惯，在县城过了大年，初一就赶回来了。在老家的生活是“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而在县城除了那套房，什么都没有。
但是，为了添置这两套房，将来给儿子娶媳妇，很多家庭是举全家之力在外打工。
下面给大家看我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写的一则笔记，涉及到房子和婚姻的问题，但还有其他的含义在其中。
2013年冬天的一则笔记
跟大哥、细哥到二郎庙水库捕鱼。（细哥承包的这座小水库只有三十亩的水面，在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水很纯净，可直接饮用，鱼放在里面长得非常慢，一年下来甚至还要瘦。每年腊月底或者年初，细哥就要从外面进鱼秧，虽说是鱼秧，其实有三斤多一条——这种鱼是在平原地带的池塘里用饲料喂养的，进价是两块多，但是鱼在纯净水里清洗了一年之后，肉味大大改善，可以卖到五块多一斤。）
一个拉砖的师傅把车停在坝上。我们问他，从山下往山上拉一趟要多少钱。他骂了一句话粗话，然后说：“两百块，划不来！”又说，就是这样的生意，也越来越少了。山里的楼房基本都做完了，没有做的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大哥说：“在县城买房又么样，到时住在那里做什么呢？”司机说：“只要是人，总有个生存的法子。”又来了一个人，是细哥的同学，他的摩托车上带着老婆和还在读初中的儿子。得知他在这山里做了楼房，还在县城买了一套房。细哥问：“你要买那么多房做么事！”他叹了一口气：“我们这时代不叫人过的时代！没办法！”“做了一栋楼，买了一套房，还叫没办法！明年还去打工吗？”“不去打工，在家里做么事？”而这座水库上头的两个塆子的人家，基本上都在这里做了一栋楼，在县城买了一套房。
其间来了一人，开小车，戴墨镜，手腕上戴着很粗的黄金链子。老远就用粗嗓子喊正在水上下网的细哥，问有鱼没有。细哥正划着独木船，一只手划，一只手下网，笑着答：“你又不买，问着做么事！”同我们说话时，他的墨镜始终没有摘下来，神气得不得了。墨镜又对细哥喊：“别扑了麻雀（翻船）哈，我是秤砣，到水里就沉了，帮不了你。”说完就独自哈哈地笑。他同我们说起晚上要陪开挖机的斗地主。说是挖山种天麻，规模很大，已经买了十五万斤树。从言谈中得知，他平时在县城住。细哥的同学也说，他准备将家里几面山的树都卖了——分田到户后交了几十年的税，没有沾过任何光。后来听细哥讲，墨镜小学没读完，就在外面混，替人讨债，拿斧头砍人，就这样起家的。
一会儿又来了母女三人，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她们是来买鱼的。跟墨镜是亲戚。墨镜却不认识那个年纪最小的女孩。“跟以前长得不一样了呀！”墨镜说，“在哪里打工？”她说在温州。“属什么？”“属鸡。（刚满20）” 墨镜说：“还没有说人家吧？我帮你介绍个。”女孩的母亲说：“她回来这几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来介绍。”“某某某正为儿子找媳妇急得哼，我把你说到他家。”（说，替人说亲的意思）女孩母亲连忙说：“那怕是不行，她想嫁到县城里。”墨镜说：“他家在县城有套房子。那男孩的娘脾气不好，但你们又不跟她过，你们到县里住，做点小生意。他家也有钱，你叫他们现在拿个四五十万，轻而易举就拿出来了。”墨镜走的时候，表示过两天，要带那男孩上门相亲。
（2013年腊月25）
（3）车子。近些年来，对在外打工五年以上的农村青年来说，对一种东西的渴求，可能比对房子和妻子更为强烈，那就是车子。车子不一定要多么好，五万，八万，二十万，各种档次的都有。老百姓不认识车子的牌子，不知道车子的价位，只知道这些车叫“小车”。不管什么小车，关键是要有！
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媒介，车子更是一个媒介——是你在外面混得好，有身份的代表，房子不能移动，车子却可以四处招摇，表示衣锦还乡。很多二代、三代农民工，当下最大的期待就是买一个车子。尤其对那些好些年没回家的人来说，他再次回家，必须要有辆车，否则他怎么证明自己？
春节的县城，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这些车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外面回来的，与此同步的情况是：物价飞涨。
知识的无力感
这十多年来，外界对于农村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农民工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日子很苦，而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往往无人照料。其中酸甜苦辣自不待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农村日子过得较为殷实的，也恰恰是这些有几个成员在外务工的家庭。（仅仅只有一个成员务工，通常不足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说，他们的辛劳和泪水还是得到了适当的回报。
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
在第一类家庭中，这些老人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有人会问：国家不是有低保吗？是的，他们中的确有部分人吃上了低保。在我的家乡，低保的额度是每年八百。但是，绝大部分这样的老人，仍在低保的福利之外。因为他们处在农村的最底层，没有人替他们说话。低保名额通常被身强体壮者拿走。甚至，有些村干部为了堵住所谓“刁民”的嘴，不让他们到镇上或县里反映村里的问题，就把这些人变成低保户，有的甚至全家吃上低保。“有钱人吃低保”，早已成为农村公认的一桩怪事。过年的时候，大家也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家家户户给这些孤寡老人送点东西。
这里所谓第二类家庭，主要是指有孩子在1980年代出生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都在经受教育收费的最高峰，没有哪一坎能够躲过。并且，二十多年来，农村税费多如牛毛，家里一年的收入，不够交税。大人内外应付，心力交瘁。最要命的是，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时，又面临结婚、买房等种种压力。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农村的80后大学生，都是以牺牲整个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来读大学的。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毕业后没有希望收回成本，倒是让年迈的父母继续陷入困顿。
最近一个博士师兄请吃饭，他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回家，感觉很难融入到村子的生活，所以他每年过年他都回去得很迟，来学校很早。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一出现在村子里，村里人其他的不问，就问一个问题：“你现在能拿多高的工资？”所以，他过年回家，基本不出门。这个体验跟我是一样的。你要问我过年在家乡看什么，其实我没看什么，因为一大半时间是呆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写东西。
作为农村大学生，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你童年那些伙伴都衣锦还乡了，而你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人信任你的知识！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小结
说了上面这些，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对于我这样漂在外的农村大学生，回家过年既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也是一件情怯的事情。
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2012年6月26日星期二
美国人亚洲择邻居 只为孩子学中文
迈克尔•罗默(Michael Roemer)是一位律师，2010年他请了一年的假，把加利福尼亚州奥林达(Orinda)的房子租出去，然后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了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
罗默的目的是让他的一双儿女埃林(Erin)和康纳(Conor)近距离了解中国，并为他们学习正在迅速成为一门必学语言的汉语创造更好的条件。现年57岁的罗默说，会讲普通话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罗默夫妇，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不辞辛苦帮助孩子学说普通话。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父母希望孩子能够与这个国家的13亿人顺畅沟通。这种现象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时期人们争先恐后学习日语的情形非常相似。
不过这次，上补习班对一些人来说已经不够了。家长们把孩子送进了从加州到缅因州不断冒出的纯普通话课堂。他们聘请家庭教师，通过Skype与北京的老师交谈，还雇用讲中文的保姆。一些人在娱乐室里放满了普通话版的迪士尼影碟──更不用提那些旨在教孩子学普通话的iPhone应用程序。
罗默说，克服学说普通话的挑战会让孩子变得非常自信。他还说，学习中文对大脑有好处。不过他也说，孩子们一开始上学时对所处环境一片茫然，自己看着也很有压力。
已经回到美国的两个孩子说，即使现在无法完全坚持学习普通话，他们也很看重在中国学习的那一年。九岁的埃林说，虽然掌握普通话的声调还是很困难，但在另外一个国度生活一年还是非常棒的。11岁的哥哥康纳说，在不想让其他人──比如父亲──听懂自己的话时，他能改说另外一种语言，这让他感觉很好。康纳说，有时候爸爸知道的东西没有我们多，所以在商量送他什么生日礼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让他知道。
据招聘机构说，会讲普通话可以让求职者在就业市场获得加分。高管猎头公司光辉国际(Korn/Ferry International)驻洛杉矶高级副总裁迪斯泰法诺(Michael Distefano)说，美国没有多少讲普通话的人，所以会讲普通话是不是一个竞争优势呢？答案是肯定的。迪斯泰法诺正在上高中的儿子也在学习普通话，并希望有机会在亚洲找一份工作。
69岁的罗杰斯(Jim Rogers)和他43岁的妻子佩奇(Paige Parker) 2007年将他们在纽约城的居所卖掉并搬到新加坡。两人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说中文。这对夫妻在新加坡植物园(Botanic Gardens)对面租了一套房子。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这样他们九岁的女儿Happy就能够进入当地顶尖的南洋小学(Nanyang Primary)学习了。在南洋小学，核心课程都是用中文授课的。Happy四岁的妹妹Bee上的是南洋幼小(Nanyang Kindergarten)。南洋幼小两年的课程完全用中文讲授。
和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一同创立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的罗杰斯并不会说普通话，也从未在亚洲生活过，但他说，让孩子从小自然地学习中文至关重要。罗杰斯说，这个世纪将成为中国的世纪，我们要为孩子做好准备。
中文的难学是出了名的。普通话有四声，想要说的流利必须掌握数千个汉字。美国国务院下设的外交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说，想要掌握普通话需要2,200个课时的学习，其中一半课时要在说普通话的国家学习。而掌握西班牙语则只要600课时到750课时即可。
教育工作者说，学习普通话并没有所谓“唯一正确”的方法。旧金山中美国际学校(Chines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的负责人比塞尔(Jeff Bissell)说，随着指标和标准的确立，教学方法也在不断演进。他赞成让学生到中国学习普通话的方法。比塞尔将这种方法称作一个主要的战略重点。
从中国搬回至美国以后发生的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卡舍尔(Jim Cashel)和他的妻子Anne Ching在2009年带着两个女儿从加州索诺玛(Sonoma)搬到中国成都。他们的目标是学习中文、体验中国。Anne Ching是第四代华裔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学习过中文。
自2010年搬回索诺玛后，Anne Ching和她的大女儿通过Skype定期向成都的汉语老师学习，以保持他们的普通话水平。但Anne Ching也承认，除了远程上课之外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机会练习普通话。她说，我的方法就是未来10年要不断学习普通话。
贝尔德(Jeff Baird)也是那些考虑搬到亚洲让子女学习一年中文的父母之一。贝尔德家住加州伯克利(Berkeley)，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今年4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分别为3岁和6岁）到台北和新加坡旅行，以考察学校，并研究搬到亚洲学习中文的想法。
他的妻子米莉是一位华裔美国人，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长大，但她不会读写中文。米莉说，我们不仅想让孩子学习普通话，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享受在海外体验一门语言的乐趣。
在新加坡，贝尔德一家拜访了罗杰斯一家，探讨在哪里学习中文最好。两家孩子在一同玩耍的过程中，Happy被问到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哪些东西最难，她回答说：口语测试、作文、阅读理解，还有问答。
Happy的母亲不会说中文，她一头雾水地看着Happy。在记者将Happy的回答翻译成英文后她的母亲说：那就是说，全部都很难咯？
是的，Happy点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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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日星期二
各地民众清明节自发前往江西凭吊胡耀邦
各地民众清明节自发前往江西凭吊胡耀邦(图)
2012年04月04日02:36中国新闻网刘占昆 王剑 周宇斌
清明节期间，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胡耀邦墓碑前瞻仰。连日来，来此瞻仰凭吊胡耀邦的当地民众或外地游客络绎不绝。中新社发 刘占昆 摄
中新社共青城4月3日电 嫩柳垂绿，湖波轻皱，四月天气。胡耀邦墓前象征着当时12亿民众的12个大石头无语簇拥，周遭山茶花落红满地，鹧鸪声咽。斯人已去经年，墓前依然思重人稠。
清明时节，中新社记者探访了胡耀邦长眠于斯的江西鄱阳湖畔的共青城富华山。共青城位于庐山南麓，鄱阳湖之滨，南浔铁路穿城而过。从南昌沿昌九高速公路北行约80公里即到共青城胡耀邦墓。
导游童丽红告诉记者，“墓地海拔42.7米，坐西朝东，占地两平方公里。 两条墓道均铺有73级石阶，象征着胡耀邦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
在苍松翠柏环绕的墓区最高处，矗立着一座呈直角三角形的墓碑，形似红旗的一角，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的侧面头像。记者注意到，任凭岁月风雨的洗礼，胡耀邦凝眉忧思的面庞依然清晰。
据记载，共青城缘于建国初期98位青年来此垦荒。胡耀邦一生先后两次来此，三次为此题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京逝世。治丧期间，中共中央批准胡耀邦夫人李昭的请求，将他的骨灰葬于此处。
童丽红说，她是耀邦陵园的第一批讲解员。多年来，胡耀邦陵园年接待近30万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瞻仰、凭吊。摆放在胡耀邦墓碑前的众多祭奠花篮和络绎不绝的瞻仰者印证了童丽红的说法。
“从少共‘红小鬼’到新中国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一直秉持他亲手写的对联里‘利在天下’的理念。我们也就是冲着这个来瞻仰他的”。来自南昌的一改制企业负责人在墓前说，企业改制了，我们对耀邦的崇敬一刻也没有变。清明时节，该企业员工自发来胡耀邦墓前凭吊，以表达敬意。
一位带着自己孩子来耀邦陵园凭吊的当地市民卓玉环告诉记者，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来这里祭奠扫墓，“作为共青城人，现在我们已为人父母，也想让小孩子感受下，希望他们长大后听到胡耀邦这个名字就想到民族脊梁。”
两位同为80岁的耄耋老人喻炳根、范炳秀在儿子、孙女的搀扶下来到墓碑前三次鞠躬以表敬意。喻炳根用手比划着说，“他是一位伟人，人民在他心里有多重，他在我们心中就有多重！”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3周年。据悉，胡耀邦陵园先后接待过8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200多位省部级官员前来祭奠。记者下山时一位带着孩子前来祭奠的年轻妈妈正用湖南口音教训在路边贪玩的孩子，“快走哦，胡爷爷看着呢！”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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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参有参规”
全程标准化体系
獐子岛“参有参规”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你听说过“参有参规”吗？告诉你吧，这不是开玩笑，在獐子岛就有，獐子岛的海参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都有着严格的行为标准规范，这在獐子岛内部叫《海参手册》。在獐子岛，这项系统叫“EPS”，是“全过程标准化”的英文简写。
在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薛强的电脑里，有一份已经修改完的文件——《海参手册》，这里对海参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规范，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每一头海参产自哪个海区，何时采捕、由谁采捕、经过哪些加工手续、水分含量多少，盐分多少，由谁销售，谁来服务，何时何地经过了哪些服务……都一目了然。
薛强告诉记者，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是从2007年10月开始做的，就是将全程做以规范。獐子岛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做出一个范本，给消费者一个参照。
海参是一种名贵的海洋滋补品，有着高贵的品位与血统。近几年，海参养殖风行，海参的加工方法越来越多，传统的海参形态越来越少，而一些新形态的海参又缺乏规范，造成海参市场的混乱。作为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连海参商会的会长单位，獐子岛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制定一套标准化的规范，让消费者有可选择的参照系。”薛强强调，希望通过獐子岛的标准化体系在市场上制造一个样板。
严格控制盐分和水分
普通的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海参中含有大量的盐分和水分，那些摆在柜台上看起来白花花的海参，有些就是用盐水浸泡出来的，那些白色的东西就是密度很大的盐。
就像咸鱼饼子在大连很有市场一样，处于地理标志内的大连人一直对盐渍海参情有独钟，认为这是最实惠的海参形态。海参商家也因此大做盐渍海参文章，从价格200元到1500元不等，同样都是海参，价格上的差异让消费者一头雾水。
加工盐渍海参在大连有着很传统的历史，把活海参剖腹，去肠，洗净，放到锅里煮上一定时间，然后拌上盐，就这么简单。“獐子岛规定，盐渍海参必须是在活海参的基础上，7斤以上煮出1斤盐渍海参来。7斤是我们的‘红灯'。”獐子岛渔业盐渍海参加工车间的马淑梅向记者介绍，由于獐子岛采捕上来的海参个头很大，4头就有1斤重，因此7斤煮出来就是28头，因此，獐子岛的盐渍海参每斤都在30个左右。“这样，海参的水分 才能控制在65%以内，盐分在22%以内的国家标准。”马淑梅告诉记者，如果每斤海参达不到这个数量，盐分和水分就会超标，使消费者的利益受损，“消费者花那么多的钱买到的如果是超标的水和盐，我们做海参的于心何忍？”
12月17日，记者到车间采访时已经是晚上，白天出海作业的人在海底采捕，晚上把活的野生海参送到这里，第一道工序是把活海参放到冰水里剖腹去肠，然后到锅里煮，“煮的时间要保证在半个小时，如果火 候不到，海参的水分就出不去。”在这道工序的加工车间里，有两个重要的工具：台秤和挂表，它们就像马路上的探头一样，严格监控着工作人员的操作程序，时间不到不能出锅，斤两不到不能出厂。为了让消费者花上千元买到的是真正的海参，而非水和盐，獐子岛的员工几十年来一直这样认真的掐着表，盯着秤，谁也不敢“坏了规矩”。
千万元的加工设备
让土特产登上标准化舞台
在大连金石滩，有个投资1.2亿元的建筑，叫金贝广场。这是獐子岛的现代化的工厂，每天，来自黄海深处56海里处的獐子岛号轮源源不断地把采自海底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运到这里，再在这里加工，输送到世界各地。
这里有价值1800多万元、产自日本、德国的高精尖的生产加工设备。“这台从日本引进的新含气调理生产线是国内水产品加工企业中唯一使用的设备，全程电脑控制，对压力、温度、水分等相关指标都有严格的控制，而且全程加工过程随时存储。”公司加工研发部副经理王宇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这套令国外客商也羡慕不已的设备，设备上的黄灯、绿灯和红灯随时提醒正在加工的海参的各项指标状况。“这是海参的信号灯，谁也没有办法闯红灯。”王宇说，设备不会说谎，它每两秒钟记录一次数据，十分严谨和科学。
“参有参规”，记者见识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的能量，要制定全程的标准化，仅有科学的意识还远远不够，他们用科学技术保证了标准化的执行，这个“参规”不是谁都敢喊的。有实力的獐子岛才有实力引进标准化的设备，让土特产加工如同工业品一样登上标准化的舞台。
全程标准化是个系统而繁琐的过程，其涵义博大精深，记者只能挑选其中的一二来告诉读者。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这绝不是一个企业制度的问题，是企业的规则意识和信仰的问题。
獐子岛人与海参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下海采捕海参交给国家，他们深知海参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今天，当普通的消费者也可以购买这种高档的海产品养生时，獐子岛人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方法，什么是好的海参，为了这些“参规“，他们牺牲了很多市场机会，甚至遭到消费者的误解，但是，他们要坚持，这是獐子岛人的良心。就像美国的老太太在红灯亮时坚定地等待在没有车辆通过的马路边一样，獐子岛的“参规”如同“最高指示”一般，规范着他们的行为，这一点，从下海的潜水员开始，就已经在贯彻了。这是他们高于利润之上的利益，是獐子岛人的信仰与追求。
评论：
文/本报记者 宋京 李筱丹 摄影/张瑜 欧阳洋
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杂志《商界》的记者白勇在一篇题为《向教育要什么》的文章中写道：作家梁晓声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老太太：“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但显然是一种信仰和博大爱心的表达。而我们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可以“忘了”规则；其次， 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也看不见警察，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这是一个抢钱都嫌来得慢的浮躁时代，如果有人收购圈养的海参，倒到锅里一煮，简单加工，水涝涝的，贴上野生的牌子拿到市场卖个好价钱，谁还愿意潜到大海深处，采集真正的野生海参，在那里掐着表，盯着秤，一丝不苟地等待着把生的海参煮透，把水分挤干……拿着货真价实的东西上市？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 他身边还冲他大骂：“毛病!”
可是，当“大连海参”的地理标志批下来的瞬间，远在黄海深处，距离大连56海里的獐子岛人却感到了一丝责任。同缝了900多针的九牧王西裤一样，作为水产品的海参同样需要标准化的操作，獐子岛渔业建立了从原料采捕、加工、储藏到服务的獐子岛海参全过程标准控制体系“EPS”（The Entire Process Standard)，树立起“大连海参”的标准形象。记者连续多日在獐子岛采访，全过程体验了獐子岛人对野生海参“红绿灯”的执行。
对于一个水产品龙头企业来说，这样的标准也许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规范，更持久，而对这一行业来说，却树立了一个标杆，一种教育。
獐子岛“参有参规”
全程标准化体系
獐子岛“参有参规”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可你听说过“参有参规”吗？告诉你吧，这不是开玩笑，在獐子岛就有，獐子岛的海参从源头到消费者手中的全过程都有着严格的行为标准规范，这在獐子岛内部叫《海参手册》。在獐子岛，这项系统叫“EPS”，是“全过程标准化”的英文简写。
在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薛强的电脑里，有一份已经修改完的文件——《海参手册》，这里对海参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规范，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每一头海参产自哪个海区，何时采捕、由谁采捕、经过哪些加工手续、水分含量多少，盐分多少，由谁销售，谁来服务，何时何地经过了哪些服务……都一目了然。
薛强告诉记者，这项开创性的工作是从2007年10月开始做的，就是将全程做以规范。獐子岛希望通过自身的力量做出一个范本，给消费者一个参照。
海参是一种名贵的海洋滋补品，有着高贵的品位与血统。近几年，海参养殖风行，海参的加工方法越来越多，传统的海参形态越来越少，而一些新形态的海参又缺乏规范，造成海参市场的混乱。作为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连海参商会的会长单位，獐子岛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制定一套标准化的规范，让消费者有可选择的参照系。”薛强强调，希望通过獐子岛的标准化体系在市场上制造一个样板。
严格控制盐分和水分
普通的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海参中含有大量的盐分和水分，那些摆在柜台上看起来白花花的海参，有些就是用盐水浸泡出来的，那些白色的东西就是密度很大的盐。
就像咸鱼饼子在大连很有市场一样，处于地理标志内的大连人一直对盐渍海参情有独钟，认为这是最实惠的海参形态。海参商家也因此大做盐渍海参文章，从价格200元到1500元不等，同样都是海参，价格上的差异让消费者一头雾水。
加工盐渍海参在大连有着很传统的历史，把活海参剖腹，去肠，洗净，放到锅里煮上一定时间，然后拌上盐，就这么简单。“獐子岛规定，盐渍海参必须是在活海参的基础上，7斤以上煮出1斤盐渍海参来。7斤是我们的‘红灯'。”獐子岛渔业盐渍海参加工车间的马淑梅向记者介绍，由于獐子岛采捕上来的海参个头很大，4头就有1斤重，因此7斤煮出来就是28头，因此，獐子岛的盐渍海参每斤都在30个左右。“这样，海参的水分 才能控制在65%以内，盐分在22%以内的国家标准。”马淑梅告诉记者，如果每斤海参达不到这个数量，盐分和水分就会超标，使消费者的利益受损，“消费者花那么多的钱买到的如果是超标的水和盐，我们做海参的于心何忍？”
12月17日，记者到车间采访时已经是晚上，白天出海作业的人在海底采捕，晚上把活的野生海参送到这里，第一道工序是把活海参放到冰水里剖腹去肠，然后到锅里煮，“煮的时间要保证在半个小时，如果火 候不到，海参的水分就出不去。”在这道工序的加工车间里，有两个重要的工具：台秤和挂表，它们就像马路上的探头一样，严格监控着工作人员的操作程序，时间不到不能出锅，斤两不到不能出厂。为了让消费者花上千元买到的是真正的海参，而非水和盐，獐子岛的员工几十年来一直这样认真的掐着表，盯着秤，谁也不敢“坏了规矩”。
千万元的加工设备
让土特产登上标准化舞台
在大连金石滩，有个投资1.2亿元的建筑，叫金贝广场。这是獐子岛的现代化的工厂，每天，来自黄海深处56海里处的獐子岛号轮源源不断地把采自海底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运到这里，再在这里加工，输送到世界各地。
这里有价值1800多万元、产自日本、德国的高精尖的生产加工设备。“这台从日本引进的新含气调理生产线是国内水产品加工企业中唯一使用的设备，全程电脑控制，对压力、温度、水分等相关指标都有严格的控制，而且全程加工过程随时存储。”公司加工研发部副经理王宇不无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这套令国外客商也羡慕不已的设备，设备上的黄灯、绿灯和红灯随时提醒正在加工的海参的各项指标状况。“这是海参的信号灯，谁也没有办法闯红灯。”王宇说，设备不会说谎，它每两秒钟记录一次数据，十分严谨和科学。
“参有参规”，记者见识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的能量，要制定全程的标准化，仅有科学的意识还远远不够，他们用科学技术保证了标准化的执行，这个“参规”不是谁都敢喊的。有实力的獐子岛才有实力引进标准化的设备，让土特产加工如同工业品一样登上标准化的舞台。
全程标准化是个系统而繁琐的过程，其涵义博大精深，记者只能挑选其中的一二来告诉读者。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这绝不是一个企业制度的问题，是企业的规则意识和信仰的问题。
獐子岛人与海参打了半辈子的交道，早在二三十年前，他们就下海采捕海参交给国家，他们深知海参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今天，当普通的消费者也可以购买这种高档的海产品养生时，獐子岛人告诉记者，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方法，什么是好的海参，为了这些“参规“，他们牺牲了很多市场机会，甚至遭到消费者的误解，但是，他们要坚持，这是獐子岛人的良心。就像美国的老太太在红灯亮时坚定地等待在没有车辆通过的马路边一样，獐子岛的“参规”如同“最高指示”一般，规范着他们的行为，这一点，从下海的潜水员开始，就已经在贯彻了。这是他们高于利润之上的利益，是獐子岛人的信仰与追求。
评论：
文/本报记者 宋京 李筱丹 摄影/张瑜 欧阳洋
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杂志《商界》的记者白勇在一篇题为《向教育要什么》的文章中写道：作家梁晓声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老太太：“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听起来有点出乎意料，但显然是一种信仰和博大爱心的表达。而我们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就可以“忘了”规则；其次， 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也看不见警察，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这是一个抢钱都嫌来得慢的浮躁时代，如果有人收购圈养的海参，倒到锅里一煮，简单加工，水涝涝的，贴上野生的牌子拿到市场卖个好价钱，谁还愿意潜到大海深处，采集真正的野生海参，在那里掐着表，盯着秤，一丝不苟地等待着把生的海参煮透，把水分挤干……拿着货真价实的东西上市？
当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 他身边还冲他大骂：“毛病!”
可是，当“大连海参”的地理标志批下来的瞬间，远在黄海深处，距离大连56海里的獐子岛人却感到了一丝责任。同缝了900多针的九牧王西裤一样，作为水产品的海参同样需要标准化的操作，獐子岛渔业建立了从原料采捕、加工、储藏到服务的獐子岛海参全过程标准控制体系“EPS”（The Entire Process Standard)，树立起“大连海参”的标准形象。记者连续多日在獐子岛采访，全过程体验了獐子岛人对野生海参“红绿灯”的执行。
对于一个水产品龙头企业来说，这样的标准也许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产品更规范，更持久，而对这一行业来说，却树立了一个标杆，一种教育。
2011年4月22日星期五
从印度贫民窟到华尔街的客家银行家
从印度贫民窟到华尔街的客家银行家
印度加尔各答的坦格拉(Tangra)区在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一个荒蛮之地，到处是臭气熏天的皮革厂、垃圾场和未经铺设的道路。坦格拉出身的人极少取得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大约100年前定居此地的华裔客家人。
不过Dan Chu做到了。
Michael Rubenstei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一月,金属和矿业投资银行家Dan Chu在他位于曼哈顿的瑞银(UBS)办公室。
今年51岁的Dan Chu看上去有着华尔街的精明和世故，他是一个人脉极广的银行家，从事矿业并购这项发展迅速的金融业务。他的客户包括美国主要煤炭生产商Alpha Natural Resources和Massey Energy(二者正在进行一桩70亿美元的收购交易)以及印度铝业公司Hindalco Industries Ltd.和钢铁企业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
Dan Chu在瑞银(UBS)的大多数同事都不知道他的经历。他最初曾在一家皮革厂工作，与父母兄妹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
瑞银并购业务全球联席主管柯克曼(Cary Kochman)说，Dan Chu从不谈论自己的出身，所以让人觉得有点神秘。柯克曼说，这些年来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关他的成长经历，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这就是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安之如饴。
客家人在印度历来都是二等公民。大多数客家人过去都以鞣制母牛皮为生，印度人一般则不屑干这种活儿。
Dan Chu从小说的是客家人的方言──客家话。上学前和放学后，他都要在皮革厂帮工，做一些非常累人的活儿，诸如皮革抛光、用钉子把皮革钉起来晾干然后再徒手把钉子取出。
他的父亲曾在当地一所中文学校当过校长，卖过人寿保险，还做过旅行社代理人。他的母亲幼时曾卖过自制米酒，后来经营一家皮革厂。
由于他们房屋后面就是垃圾场，而骑小型摩托车到加尔各答主要商业区需要45分钟左右，因此整个村子共用一个地址：坦格拉南路47号。
Dan Chu说，我没太想过自己长大后要干什么，我也没有做过远走高飞的美梦，因为我无法想象离开后的情景。
14岁时，Dan Chu在一个天主教的寄宿学校里念书，学校里的其他学生多半都来自中产家庭。
美国亚利桑那州坦佩一个新教教会成员在坦格拉学校放假期间到这里进行了参观访问，这是为在当地建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进行筹资努力的一部分。为吸引孩子到教堂来，教会成员向孩子们分发了旧的圣诞卡片。
在一个以当地客家菜为主的宴会上，Dan Chu坐在来访的美国人斯蒂尔(Fred Still)旁边。他们之间的对话改变了Dan Chu的一生。受当地条件的艰苦触动，斯蒂尔最终资助Dan Chu来到美国凤凰城。
17岁时，Dan Chu和斯蒂尔一家住在一起。他当时对美国的唯一认识来自于看到的好莱坞电影。晚上他听收音机，试着模仿美式英语的发音。他还试着去适应美国食品，诸如他从未吃过的沙拉以及从未喝过的凉牛奶等。另外，他还为学校的赛前动员会深深吸引。
放学后，他给草坪除草，粉刷房屋，洗车。斯蒂尔一家希望他成为一名传教士。但Dan Chu想办法进入了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就读。
他获得了向外国学生提供的少量奖学金，一头扎进当时还很神秘的电脑世界。他还学了会计，希望这样的技能会有助于他留在美国。晚上，他去一家中餐馆做服务员，最后升到了副经理的职位。
1982年大学毕业后，他搬到了得克萨斯州米德兰，在米德兰第一国民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Midland)做数据审核员。
他成了永久性美国居民，把全家搬到了美国。他们家后来开了一家意大利三明治披萨店。
他闹着玩地申请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认为自己被录取是因为推荐信。他的推荐人包括他工作过的中餐馆的老板。
刚到哈佛时，他对投行业一无所知。虽然如此，1989年他获得了当时素以高端客户知名的专业银行德威公司(Dillon, Reed & Co.)的面试机会，不过他以为自己去面试的是添惠公司(Dean Witter)，所以对此欣喜若狂。
被德威录用后，他投入了各种各样的投行工作，比如合并、资本重组和债券。他对各项工作没有什么偏好，剩下什么工作他都做。
1997年德威成为瑞银的一部分后，钢铁银行家Dieter Hoeppli把他招入麾下。在金属采矿业向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扩张的时期，他们在全球各地忙着做交易。
2007年印度铝铜生产商Hindalco Industries考虑在美国进行首桩并购交易──斥资60亿美元收购亚特兰大的Novelis，当时该公司依靠的是Dan Chu。
该公司董事总经理Debu Bhattacharya说，他在引导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通常并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他是一个谦逊、灵活的人。
在离开坦格拉大约30年后，他出差时回到了家乡。皮革厂已经迁址了，他的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中餐馆和中印餐馆。
如今，他可以轻松地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特广场(Kennett Square)为年龄分别为10岁和12岁的两个女儿提供舒适的生活。
尽管如此，他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珍惜拥有的生活，因为他年轻时一切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他建议自己的女儿去麦当劳(McDonald's)体验一下努力工作。
他说，如果我把全家在印度的收入加在一起的话，不会超过1,000美元。
Gina Chon
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
西门子广告：以水点灯 生生不息
答长远，行更远
“水能点灯，光大且久，或有风雨，其光亮皆不改变……”100年前，云南石龙坝，古老的滔滔河水化作源源电能；以水点灯，揭开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序幕。西门子工程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当时世界先进的发电机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巍然屹立螳螂川上，点亮了中国水电百年之光。今天，古老的石龙坝水电站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向人们讲述着中国水电的沧桑历程，那件西门子百年前留给未来的礼物——石龙坝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仍能正常运转。
早在19世纪，西门子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曾经说过：“我们绝不会为短期利益而出卖未来”。
当人们享受现代化的舒适生活，天空是否蔚蓝？当阡陌交通车如流水，人们的脚步是否一样从容？当医疗设备日趋先进，边远山区的百姓能否从中受益？西门子在回答今天的同时，从未停止对未来的思考。我们在高效能源、快捷交通、完善医疗、循环洁水、绿色城市、智能楼宇、数字工厂、节能照明等领域，积极为人们探求可持续发展的答案。我们深信，只有考虑答案后面人的福祉，答案才能引领我们走得更远。西门子，答长远，行更远。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心懷感激，但都是一個個悲傷的故事
【日本災後】心懷感激，但都是一個個悲傷的故事
作者：經濟學人 出處：Web Only 2011/03
相關關鍵字：經濟學人
不管是名取市、氣仙沼市、南三陸町、陸前高田市，還是任何位於日本東北海岸、遭海嘯侵襲的城鎮或海灣，各地餘留的殘骸看起來都相差無多。有些損傷一望即知，有些傷害則沒有那麼明顯。倖存者心懷感激，但每張臉也都訴說著一個悲傷的故事。
大地震過後30分鐘，海嘯沖走了一個個社區，對大部分倖存者來說，他們除了自己的故事之外，手上已經沒剩什麼東西；有人仍不放棄尋找親人，有小孩失去了母親，有人差點被海嘯捲走。民眾會在避難中心的留言板上留言和回應，另一面牆上則是避難中心的登記名單，還有已經確認的死亡名單。每個瀏覽名單的人都知道，失蹤者可能都已經過世了。
殘骸堆裡什麼都有，但就是看不到屍體。有位從南三陸町回來的澳洲救援人員說道，海浪把一切都沖走了。南三陸町人口為1.7萬，可能有超過半數居民罹難，官方預估海浪可能高達30公尺；德國救援隊在南三陸町搜尋了數天，一個活人也沒有找到。
海嘯過後的景像有如達利的超現實畫作，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已漸感麻木。從高空看著受創最嚴重的地區，除了幾幢屈指可數的殘留房屋，幾乎看不出來這裡曾是座城市。日本自衛隊清出了道路，但在自衛隊到達之前，放眼只見一整片殘駭。
而在救援中心裡，即使嚴重缺乏物資，還是沒有人大聲抱怨，也沒有人因為核電廠輻射外洩而困擾；他們是倖存者。那麼多人被大水沖走，但他們活了下來；而且他們是臨海居民，他們早已習慣了嚇人的天災。
一切都有禮又秩序井然，民眾會在救援中心脫掉鞋子，因為習慣如此。接受疏散民眾的年紀實在讓人難以忽視；女人靠著助行器蹣跚前行，銀髮男人圍坐於暖爐四周。準備救援任務之時，滿足七十多歲的人的需求是一回事，但面對一大群九十多歲老人則是另一回事。小孩仍在嬉戲，他們不懂發生了什麼事。
有個四處流傳的謠言指出，外地人已經跑來災區四處翻找；沿海居民的大部分儲蓄都是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所以災區可能滿是鈔票。但這個流言不可能是真的，士兵、警察、救難人員四處可見，不可能讓人真的有機會去翻找殘骸。
日本政府要見到屍體才計入死亡人數，也只在有人回報姓名之時，才計入失蹤人數；但有些時候整個家庭都被沖走了，還有誰能回報失蹤？像大船渡市這樣的地方，就連位於高處的避難區域都遭大浪襲擊。身著藍色工作服、頭戴安全帽和面罩的男人漫步於殘骸之間，用長棍插入殘骸尋找屍體，但大部分屍體埋得實在太深，讓人找都找不著。
作者：經濟學人 出處：Web Only 2011/03
相關關鍵字：經濟學人
不管是名取市、氣仙沼市、南三陸町、陸前高田市，還是任何位於日本東北海岸、遭海嘯侵襲的城鎮或海灣，各地餘留的殘骸看起來都相差無多。有些損傷一望即知，有些傷害則沒有那麼明顯。倖存者心懷感激，但每張臉也都訴說著一個悲傷的故事。
大地震過後30分鐘，海嘯沖走了一個個社區，對大部分倖存者來說，他們除了自己的故事之外，手上已經沒剩什麼東西；有人仍不放棄尋找親人，有小孩失去了母親，有人差點被海嘯捲走。民眾會在避難中心的留言板上留言和回應，另一面牆上則是避難中心的登記名單，還有已經確認的死亡名單。每個瀏覽名單的人都知道，失蹤者可能都已經過世了。
殘骸堆裡什麼都有，但就是看不到屍體。有位從南三陸町回來的澳洲救援人員說道，海浪把一切都沖走了。南三陸町人口為1.7萬，可能有超過半數居民罹難，官方預估海浪可能高達30公尺；德國救援隊在南三陸町搜尋了數天，一個活人也沒有找到。
海嘯過後的景像有如達利的超現實畫作，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已漸感麻木。從高空看著受創最嚴重的地區，除了幾幢屈指可數的殘留房屋，幾乎看不出來這裡曾是座城市。日本自衛隊清出了道路，但在自衛隊到達之前，放眼只見一整片殘駭。
而在救援中心裡，即使嚴重缺乏物資，還是沒有人大聲抱怨，也沒有人因為核電廠輻射外洩而困擾；他們是倖存者。那麼多人被大水沖走，但他們活了下來；而且他們是臨海居民，他們早已習慣了嚇人的天災。
一切都有禮又秩序井然，民眾會在救援中心脫掉鞋子，因為習慣如此。接受疏散民眾的年紀實在讓人難以忽視；女人靠著助行器蹣跚前行，銀髮男人圍坐於暖爐四周。準備救援任務之時，滿足七十多歲的人的需求是一回事，但面對一大群九十多歲老人則是另一回事。小孩仍在嬉戲，他們不懂發生了什麼事。
有個四處流傳的謠言指出，外地人已經跑來災區四處翻找；沿海居民的大部分儲蓄都是放在家裡而非銀行，所以災區可能滿是鈔票。但這個流言不可能是真的，士兵、警察、救難人員四處可見，不可能讓人真的有機會去翻找殘骸。
日本政府要見到屍體才計入死亡人數，也只在有人回報姓名之時，才計入失蹤人數；但有些時候整個家庭都被沖走了，還有誰能回報失蹤？像大船渡市這樣的地方，就連位於高處的避難區域都遭大浪襲擊。身著藍色工作服、頭戴安全帽和面罩的男人漫步於殘骸之間，用長棍插入殘骸尋找屍體，但大部分屍體埋得實在太深，讓人找都找不著。
《朝日新聞》記者 野嶋剛：冷靜不誇大是媒體的基本道德
《朝日新聞》記者 野嶋剛：冷靜不誇大是媒體的基本道德
作者：蕭富元、孫曉萍採訪，蕭富元整理 出處：天下雜誌 468期 2011/03
四十二歲的野嶋剛，在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聞》跑新聞已經二十年，曾經擔任報社駐台、駐星特派，以及阿富汗戰地記者。
上，看到東京人不安的臉孔。
三天後他回到東京，觀察電車上的旅客，又恢復平日的模樣，玩手機的玩手機，打電動的打電動。他在接受《天下》採訪團隊採訪時透露，扎實的訓練，是日本媒體震災表現沉穩的重要原因。
一九九二年我從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期望一開始就到《朝日新聞》跑國際外交新聞。沒想到前三年被派到偏僻的佐賀縣，因為表現不錯，之後再調到福岡三年，然後又調回東京總社社會部三年。我是當了九年記者，才如願採訪國際新聞。
這是日本培訓記者的過程，讓你先從鄉下新聞開始做起，慢慢再處理複雜的新聞。
記者不能哽咽、流淚、激動
一開始寫稿，天天被上司罵、改稿，說不能太煽情、激動，否則就別當記者了。記者的責任是傳達事實和資訊，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慢慢的，我們已經習慣要客觀、冷靜的報導新聞。對日本媒體來說，冷靜、客觀、不誇大，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記者尤其不能在播報新聞時哽咽、流淚、激動，我在阿富汗戰地親眼看過很多屍體，也會難過的哭。但是，我可以對自己表達這種感情，卻不能在報導中流露。
《朝日新聞》總共有三千多個記者，地震一發生，報社就召集社會部、政治部、經濟部的編輯主管開會，成立對策本部，大家互相分享情報，並且組成一百多人的採訪團隊，深入災區採訪。後方還有兩百多個各路線的記者，提供各自專業的分析稿。
因為紙張供應不足，原本報紙每天一份四十張，地震過後，縮減為每天二十張。記者跑回來的新聞，除了報紙，還透過許多管道發表，例如推特、臉書和微博，我們每三分鐘就會發一則新聞。
我二十六歲時跑阪神大地震新聞，每天採訪十八個小時，卻因為版面有限，只能登一百多字。現在多元化的刊登管道，讓記者有更多方式，提供資訊給讀者。這是日本媒體從來沒用過的方式，相信未來會成為重大事件的標準處理模式。
作者：蕭富元、孫曉萍採訪，蕭富元整理 出處：天下雜誌 468期 2011/03
四十二歲的野嶋剛，在日本發行量第二大的《朝日新聞》跑新聞已經二十年，曾經擔任報社駐台、駐星特派，以及阿富汗戰地記者。
上，看到東京人不安的臉孔。
三天後他回到東京，觀察電車上的旅客，又恢復平日的模樣，玩手機的玩手機，打電動的打電動。他在接受《天下》採訪團隊採訪時透露，扎實的訓練，是日本媒體震災表現沉穩的重要原因。
一九九二年我從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期望一開始就到《朝日新聞》跑國際外交新聞。沒想到前三年被派到偏僻的佐賀縣，因為表現不錯，之後再調到福岡三年，然後又調回東京總社社會部三年。我是當了九年記者，才如願採訪國際新聞。
這是日本培訓記者的過程，讓你先從鄉下新聞開始做起，慢慢再處理複雜的新聞。
記者不能哽咽、流淚、激動
一開始寫稿，天天被上司罵、改稿，說不能太煽情、激動，否則就別當記者了。記者的責任是傳達事實和資訊，而不是表達自己的感情。慢慢的，我們已經習慣要客觀、冷靜的報導新聞。對日本媒體來說，冷靜、客觀、不誇大，是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記者尤其不能在播報新聞時哽咽、流淚、激動，我在阿富汗戰地親眼看過很多屍體，也會難過的哭。但是，我可以對自己表達這種感情，卻不能在報導中流露。
《朝日新聞》總共有三千多個記者，地震一發生，報社就召集社會部、政治部、經濟部的編輯主管開會，成立對策本部，大家互相分享情報，並且組成一百多人的採訪團隊，深入災區採訪。後方還有兩百多個各路線的記者，提供各自專業的分析稿。
因為紙張供應不足，原本報紙每天一份四十張，地震過後，縮減為每天二十張。記者跑回來的新聞，除了報紙，還透過許多管道發表，例如推特、臉書和微博，我們每三分鐘就會發一則新聞。
我二十六歲時跑阪神大地震新聞，每天採訪十八個小時，卻因為版面有限，只能登一百多字。現在多元化的刊登管道，讓記者有更多方式，提供資訊給讀者。這是日本媒體從來沒用過的方式，相信未來會成為重大事件的標準處理模式。
日人「蘋果花精神」：花謝了，明年會再開
日本大地震，現場日記
日本大地震後，《天下》主筆蕭富元與攝影黃明堂馬上飛到東京採訪，她的採訪日記，傳遞此時此刻日本人所面對最真實的一切。
時間：3月14日
今天中午到達羽田機場，要搭大眾運輸系統到東京，機場服務人員態度極好，說從今天開始，東京輪流停電，部份地鐵不開，她建議我們搭單軌轉JR到池袋。JR線走走停停，有時門開著，說了一堆日文，聽不懂，車子就停在車站，日本人靜靜的，繼續玩他們的手機。
我也不知電車何時要開，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篇短篇小說，想像的愛情就發生在停電的電車上，等到電來了，愛情泡影也碎了。
到旅館，燈光昏暗。櫃台小姐說，房客大量取消訂房，政府又呼籲大家節約用電，飯店也減省著開燈。
到代表處時，從台灣來的搜救隊正好也到了，他們今晚要住在代表官邸，明天再出發，但是到底要去哪？能做什麼？沒人能回答我。在和新聞秘書聊天時，他的手機發出類似蜂鳴的刺耳聲，是地震警報，在長野。沒人驚慌。代表處開車載我們去見採訪對象。在路上，看到車子在排隊，是在搶加油。現在在東京，大家都在搶油。有些加油站都關門了，沒油。
路上有間超商，我和明堂進去。食品貨架上，真的全搬空了。晚上八點多，我回旅館，再去試另一家超商，食品櫃裡，也像是被掃過一樣的空。所以，我買了一罐啤酒，配上行前同事給的乾糧，邊喝邊吃邊寫這封信。
＊＊蘋果之花精神正開
今天的意外之喜，是搭地鐵到慈濟分會。進門時，他們正和證嚴開視訊會議。慈濟督導今天中午去見了政府高層，這位高層穿著救難衣，昨天和菅直人一起搭直昇機到宮城、岩手勘災，講到日本政府救災經驗SOP非常完善，但他們發現，這場災難他們人力不足，這場地震和他們以前的經驗大不相同，不是要在瓦礫堆裡搜尋生還者，而是在茫茫大海中撈針（那時我想，我們今天的救難隊，能幫上什麼忙？）
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一年的慈濟師姊，給了我很多不錯的建議。他們很佩服日本人這次地震的表現。我們以前覺得，日本人有秩序、講團體、怕跟大家不一樣，阻礙了他們的創意，但是，這個弱點，在災難時，反而成為優點。
她還用美空雲雀的蘋果之花（日本人自況蘋果花），說這是日本人的精神，花謝了，但明年還會再開、結果。這是美空雲雀鼓勵大戰後委靡的日本人，再站起來。相信現在也是。
喔，我在慈濟吃到了一碗飯，這是今天十二個小時內，我們吃到的唯一一頓。好感動啊。（by 富元／三月14日）
活著，是愛的力量
時間：3月15日
以為有人用力搖醒我，意識初醒，才發現又地震了。
一開始以為自己在上海（不知道為什麼是上海），想起床，跑，後來徹底醒了，想起自己在東京，日本人蓋房子夠堅固，不必跑。看床頭的鬧鐘，東京清晨五點。之前幾秒，相信訂閱地震消息的手機用戶，手機應該都響了。
電視新聞我聽不懂，但是猜出核電廠機組又爆炸了。不久，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從名古屋來了，說，她第一次遭遇到，被擋在JR站外，地鐵站工作人員站在門口，管制入站人數。日本電車目前的班次，只有平常的七成。
以最多人搭的JR為例，過去一、兩分鐘就有一班，現在是八分鐘一班。即使是趕著上班，日本人還是安靜排隊，沒有焦躁（要是我，一定會衝到站務人員面前質問）。
我們三人搭地鐵去採訪，地鐵站辦公室前排了好長的隊伍。抵達採訪地點，見到受訪者，他說，今天來上班，這輩子沒坐過這麼擠的JR（沒錯，我眼睜睜看著一個人的臉頰貼在自動門的玻璃上）。他還說，今天早上六點多第二號機組爆炸，政府八點多才宣布，應變太差。
【不可思議的便宜午餐】
午餐時間，看到路邊大樓貼出告示，午餐定食500日圓，孫曉萍說，在東京怎麼可能吃到這樣便宜的午餐？原本肚子不餓，想繼續去看看，結果來到一家裝潢很典雅的餐廳，我點了魚定食、同事點了炸蝦定食，真的都只有500日圓。
餐廳說，平常要賣1000日圓，這幾天人太少，所以只有今天半價賣。他們的定食極好吃，孫曉萍說，她來日本二十年，從沒吃到這麼大片的炸蕃薯。她說，日本最近興起一股one coin lunch（日本的one coin是一枚500圓硬幣），沒想到，在東京也能吃到這麼好吃的one coin lunch。
下午去代表處，一到代表處，新聞處就列印了一張通知，法國政府要求法國僑民離開東京，美國也呼籲東京僑民不要出門。因為日本已經三座核電廠爆炸，四號也出問題。代表處整天電話響不停，都是國內關心核輻射的詢問。
晚上，搭JR到新宿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平常擠得水洩不通的新宿嗎？路上沒幾個人，商店都關門了，霓虹燈熄了（那時才七點半）。我們經過賣黑輪的攤子，老阿伯抽著菸，看到我有興趣想吃，馬上把料丟進湯裡，說要煮五分鐘。晚上擺攤那麼久，我是第一個驅前表達想吃的客人。
今天一個受訪者告訴我，這是日本戰後首都第一次大規模輪流停電，供油吃緊，全城都在搶油。最熱鬧的地方，都要節約用電。東京的夜景，恐怕要黯淡好一陣子。
經過藥妝店，貨架上的日用品也差不多全空了。因為手指乾裂流血（出門太匆忙，忘了帶乳液），我買了一條蘆薈護手霜，竟然只要100日幣，三十元台幣。店員說，這是今日特價。
真的不該說，我今天賺了兩次「國難財」。
新聞上說了一個讓人淚奔的故事，一個祖母，看到海嘯即將撲來，將手中的嬰兒（孫子）高高舉起，交給鄰居，說了一句：「拜託你了。」就被海水沖走。嬰兒活下來。活著，是愛的力量。（by 富元／三月15日）
【他們有驚，而無慌】
時間：3月16日
清晨六點，一掃昨天的陰沉，東京太陽出來了。搭副都心線到東新宿的慈濟日本分會，希望能擠上慈濟的車子到茨城。穿著藍衣白長褲的慈濟師兄師姊，把一個個大保溫鍋搬上車，米、水、食物都得從東京運過去。
這是典型的「二桃殺三士」，慈濟督導說，有位置，只能一個人去。我想去，明堂也想去，理智上，該讓攝影去拍不一樣的畫面，我還是想去。怎麼說都沒有用，只好自我了斷，決定讓明堂一人去。但我還是不死心，想，也許，最後一刻，會有人沒辦法到，所以有空位，或者，我很瘦，可以擠擠。
慈濟會員做完行前說明，早上福島四號機起火，輻射量飆升，比昨天多兩倍，大家都要戴帽子、口罩，遮得嚴嚴實實。然後大家上車，我正準備說再見，慈濟督導指著我：「你趕快上車。」車上最後一排有個小座位。
機會真的是屬於等待的人。
車子一路順暢到高速公路，司機在休息站加油。等加油的車子，還是排得很長，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才加到油。司機說，東京都內，很多車子只能加一千日幣的油，不會讓你把油箱灌飽。往茨城的常磐道高速公路，沒有什麼車，有的話，也都是有特殊通行證的救災車。
茨城縣水戶大洗町，第一印象，是個不那麼整齊乾淨的海港，但如果知道，在五天前，它遭受三次海嘯席捲，就會非常驚訝，它恢復得如此迅速。大洗町救災指揮西野先生，是從六十公里外的日立市來的志工。
他帶著我們走了一圈，比手畫腳地形容海嘯來的情景：滿地泥濘的幼稚園，當時有二十五個小朋友在操場玩，遠遠看到黑色海水衝過來，大家都跑進教室。還好，大家都平安無事。
自海嘯後，大洗町停水、停電、停瓦斯至今。文化中心旁邊的廣場，日本自衛隊員在加水車旁為民眾加水，每個人每天配給八公升的水。十二點半，午餐還在準備中，大洗町居民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伍，安靜、耐心的等待，攝氏不到十度的冰冷海風狂吹，人幾乎都站不穩，他們還是一樣有秩序、溫厚的等。等待當中，有人手機響了，接著，又感覺到地震搖晃。現場的民眾，呆了一下，又若無其事排隊。現在對地震，他們有驚，而無慌。
【災難總會過去】
中午吃的是咖哩飯和味增湯。這可能是大洗町人這幾天來第一頓熱食。西野說，每天吃政府分配的飯糰，能夠喝上一碗熱騰騰的味增湯，「實在太好了，」他高高舉起手，比著喝湯的手勢，滿足地笑了。
大洗町三萬多居民，大多是漁民或魚販，海嘯一來，讓他們頓失生計。但他們的臉上，並沒有愁苦，十幾個來做志工的高一學生，學校至今未能上課，還能對著鏡頭做搞笑表情。他們說，災難總會過去，三個月就可以恢復過去美麗的漁港景象。
從台灣的媒體報導，東京好像已經變成很恐怖的地方，外交部也發布紅色警報，但是，在東京，除了電車間隔拖長、超商食物變少，並沒有多大不同。甚至，帶口罩的人，都是為了花粉熱，而非輻射。
我想，A咖國民、A咖媒體，即使搭配C咖政府，平均下來也算A咖表現了。
我們在茨城採訪幾個年輕志工，其中一個來自群馬、綁著藍色包頭毛巾的帥哥。我問他，哪裡來的？他和旁邊另外一個人，同時把頭巾拉下來，指著他們的光頭說：「我們是和尚。」（那樣子實在很爆笑）。
他們是全日本佛教青年聯合總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地震一發生，和尚們就在facebook、email、twitter串連，出來幫忙災區。他們幾個是先來勘災，幫忙發物資、並撫慰災民心靈的。他說，和尚在日本多半是替人念經、超度，他們希望呼籲所有的青年和尚，出來投入社會，「藉此改變和尚的社會印象。」
不瞞您說，我真的笑了。
回東京的路上，天色漸暗，加油站排隊加油的車龍更長了，即使要等上三個小時才加到油，駕駛還是乖乖排隊。
這是日本人對待天災的方式：安靜、耐心、有秩序。也是一種日本式的美學！（by富元三月十六日）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时间：3月17日
東京在萬里晴空中醒來，街上陽光燦爛，風一吹，還是冷得刺骨。
八點，《朝日新聞》資深記者到飯店，我們一起吃早餐。他大學畢業二十年，都待在《朝日新聞》。他大學的夢想，是畢業後到《朝日新聞》跑國際新聞。他用自己的經驗，分析日本媒體訓練記者的方式。
他進報社後，先被派到佐賀縣跑地方新聞三年，後來又轉到福岡三年。這是表現好，才會從偏僻的縣拔擢到大城市。如果表現不好，就會被貶到更偏僻的地方。接著，他調回東京社會部。在這四年間，正好碰上阪神大地震，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經過十年歷練，他派駐到新加坡、台灣採訪國際政治，後來還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
他說，當記者的前幾年，每一篇稿子都被主管修改，只要文章透露個人感情或情緒，就會被主管罵。「記者傳達的是訊息和判斷，而不是自己的感情，」他說，這是日本媒體對新聞專業的定義。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即使面對如此大的災難，日本的媒體，沒有誇張的表情和敘述，報新聞時，聲音也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坐在旁邊的《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補充，NHK某主播，從地震發生當天到昨晚，都非常冷靜播報新聞。
只有昨晚，他播出一則在仙台搶救傷患的醫生，錯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那一刻，他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我正要「動容」時，《朝日新聞》記者馬上答說：「他後來一定被他的主管罵。」因為，公然表達自己的感情，即使是用這麼輕微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有失記者的職業倫理。
日本媒體是用這樣的標準訓練記者。因為，記者的職責是把公眾該知道的訊息，客觀、正確傳達給大眾，不需要添加自己主觀的情感。《朝日新聞》記者說，這幾天，他不斷接到中國和台灣的朋友的電話，焦急詢問他個人安危。他待在東京，卻並不覺得情況如外面形容的那樣危險。
【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今天，日本人民最擔心的是核能輻射，但是昨天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他說，三天前搭電車，還觀察到電車乘客不安的表情；但今天搭電車來受訪時，車上乘客的表情，就和平時沒兩樣：很冷靜。因為日本人相信，輻射問題已獲得控制。
這幾天，從電視到報紙，各種專家不斷深入且詳盡的分析四座出問題的核能機組，各自的問題是什麼？輻射劑量多大？對人體危害？該怎麼面對？……，講得非常完整，又不激情，讓民眾非常安心。
因為，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採訪當中，手機響了。《天下雜誌》總編輯一大早打電話來，要我們立刻趕到機場。我想，她是信了國內媒體報導機場塞爆的消息。我還是按照預定時間結束採訪，搭九點四十分的巴士到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的旅客並不多（擁擠的是成田），不到二十分鐘，就辦完所有出境手續。
晴空下的東京灣，像一雙湛藍深邃的大眼睛。摩天大樓、漁船、貨輪一如往常，在最藍的眼睛裡，各自活著、各自曲折。電車裡的日本人，也許今天上班又遲到了，不過，「大丈夫」（沒問題），總是會到的。
蕭富元（3月17日，寫於羽田飛往松山機場的長榮班機上）
PS.飛機降落前，機上廣播系統說，從日本回國的旅客，都要接受輻射檢查。還沒通過檢測門，先看到一大堆攝影鏡頭。還好，今天不會因為輻射量過高而上電視。我們，不含輻射的回來了。
日本人新遷徙潮
週四上午十點半，在東京搭上開往大阪的新幹線回家。
排在我後面的是背著小娃娃的年輕媽媽。再後面一些，又是個帶著兩個幼兒的媽媽。注意看看月台上的旅客，的確多了許多「媽媽＋寶寶或幼兒」的旅客。會不會是因為怕輻射塵，而紛紛遠離東京
車抵橫濱站，又上來一位背著嬰兒，一手牽著小女兒的太太上車，剛好坐在我旁邊。我先用日本人的禮儀，一再抱歉說突然跟她搭話，然後，開始與她聊了起來。
她住在川崎市（距離東京約二十公里），準備帶孩子到兵庫縣的娘家避一下，「雖然輻射塵不是那麼嚴重，但不放心讓孩子在公園玩，衣服也都曬在屋子裡面。」
購物難是另一個回娘家的原因。她橫濱家附近的大超市，這幾天每天都「限制入場」，必須在外面排隊一陣子，才能進入店內。麵包和礦泉水不是一早被搶購一空，就是不知何時進貨。
她說，住家附近的幾個年輕媽媽都在抱怨，「到店裡買不到，嬰兒尿片快要用完了，」還好，「我都是一大箱的買，還有存貨。」
【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首都圈（東京都及附近的六個縣）輪流停電，更是讓她頭疼。她記得地震當天，從地震發生的兩點多，一直停電到晚上十一點。家裡有線電話打不通，她先生只好打到她的手機，告知自己在橫濱的公司沒事。但，「後來我的手機沒電，又不能充電。直到十一點我先生突然回到家，說他從橫濱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抬頭，剛好看到車廂內的電子螢幕秀出新聞短訊：「地震發生後停開的往宮城縣（到十六日為止，死亡人數是受災縣中最多，達兩千兩百人）長途巴士，今天恢復，眾多背著大包行李的旅客，奔赴他們牽掛的故鄉」。
天搖地動後，日本國民的遷徙流離，不知還會持續多久。（孫曉萍，三月十七日）
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
時間:三月十八日
日本東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碰到鄰居七十歲的椎名老太太。「接到在仙台（宮城縣政府所在，宮城縣是地震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工作的小兒子，打電話報平安，總算昨晚才睡得著，」口氣中透露著放心。
她接著說：「不過，看到電視那些慘不忍睹的畫面，真是辛酸地不得了。但一轉眼，看看窗外的小公園，幾個小男生球踢得那麼高興，覺得有點怪怪的，好像地震跟我們無關。」
名古屋離福島核電廠，有四百公里以上，離仙台也約五百公里。雖然，三一一當天，名古屋附近也有三級的震度，但沒聽到什麼災害報導。
不僅如此，由於供電廠不同，名古屋所在的東海地區各縣，靠中部電力公司供電，不像東京及附近六個縣要輪流停電。這裡的百貨公司照樣開到晚間八點（在東京是六點關門），電車也正常行駛，加油站也沒有排隊加油的情況。
看看超市的供貨情況，泡麵區的確好幾種人氣產品售空不剩，但還是有許多口味等著顧客挑。大眾價格的衛生紙一包也沒有，貨架上站著一支看板，寫著：「因為東北關東大地震的影響，供貨吃緊，非常抱歉。」同樣的牌子，也出現在某品牌的礦泉水冷藏架上。但這兩種商品，都還是有其他廠牌的選擇。
這兩天，日本政府透過各媒體呼籲：國民「不要搶購、囤積商品」，生活用品就能恢復正常供應。昨天，NHK收音機主播的一句話，比政府的呼籲更有效果：「許多人看到災情，非常想盡一點力、幫一點忙。目前，如果您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孫曉萍，三月十八日）
限電、搶購、餘震，東京職業婦女的一星期
我的朋友栗山誠子，住在東京都的北區（東京都共分為二十三區），是個典型職業婦女。我請她敘述大地震發生後一週來，生活上的種種變化。
地震發生那天我人在目黑區辦事，聽到區公所的防災無線播音說：「這裡是目黑區區公所，剛才發生震度5強的地震」，本來想搭電車趕回家，沒想到電車全部停開，家裡太遠，只好步行到下兩個車站的婆家過夜，我沒什麼方向感，只能順著鐵路旁的路走。
還好外子在家，由他到小學去接六年級的兒子。後來聽說，小學負責照顧父母親無法趕去接的孩子，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十一點多我到我家附近的超市，許多商品都消失了，從牛奶、碗裝泡麵、速食珈哩飯、雞蛋，到衛生紙、電池、口罩、蠟燭，我嚇了一跳，決定隔天趕在超市開門時間的十點採購。
十點一到，門外大排長龍，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來購物。一開門大家都是用跑的，每個人都在購物推車內塞進如小山高的商品，店內的氣氛就是人心惶恐，算是一種「人家買我也得趕緊買」的群眾心理吧！
我和外子也買了平常絕對不會買的份量，確保一家三口三天分的糧食。
從十五號（地震後五天）開始，超市供貨慢慢恢復正常，走進超市，有一種安心的感覺，覺得「大丈夫（沒問題）」，我就不再多買東西了，倒不是相信政府說的「只要不搶購，供貨一切沒問題」的那些話。
餘震不斷，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穿著隨時可以跑出去的衣服睡，床頭放著一個小包包，裝了重要的證件和東西，床下放著托鞋。
我的孩子現在每天帶著「防災頭巾（一種耐火耐衝撞的軟帽）」上下學，學校的營養午餐停止供應牛奶，不過聽說有些學校連營養午餐都沒辦法供應。
地震發生後，每一家電台停掉所有的節目，只播地震相關新聞，也沒有廣告。這當然很重要，但連續幾天下來，讓人覺得需要放鬆一下，還好，這幾天開始恢復其他節目，讓人覺得比較安定下來。
我的工作地點是台場的日本科學未來館，因為很多東西受損，館方要我在月底前「自宅待機」。
我擔心的是，東京周圍的幾個縣陸續發生多次餘震，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東京都直下型大地震」？還有福島核廠不知道會演變成怎麼樣？日本的電力供應會不會恢復正常？
日本大地震後，《天下》主筆蕭富元與攝影黃明堂馬上飛到東京採訪，她的採訪日記，傳遞此時此刻日本人所面對最真實的一切。
時間：3月14日
今天中午到達羽田機場，要搭大眾運輸系統到東京，機場服務人員態度極好，說從今天開始，東京輪流停電，部份地鐵不開，她建議我們搭單軌轉JR到池袋。JR線走走停停，有時門開著，說了一堆日文，聽不懂，車子就停在車站，日本人靜靜的，繼續玩他們的手機。
我也不知電車何時要開，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篇短篇小說，想像的愛情就發生在停電的電車上，等到電來了，愛情泡影也碎了。
到旅館，燈光昏暗。櫃台小姐說，房客大量取消訂房，政府又呼籲大家節約用電，飯店也減省著開燈。
到代表處時，從台灣來的搜救隊正好也到了，他們今晚要住在代表官邸，明天再出發，但是到底要去哪？能做什麼？沒人能回答我。在和新聞秘書聊天時，他的手機發出類似蜂鳴的刺耳聲，是地震警報，在長野。沒人驚慌。代表處開車載我們去見採訪對象。在路上，看到車子在排隊，是在搶加油。現在在東京，大家都在搶油。有些加油站都關門了，沒油。
路上有間超商，我和明堂進去。食品貨架上，真的全搬空了。晚上八點多，我回旅館，再去試另一家超商，食品櫃裡，也像是被掃過一樣的空。所以，我買了一罐啤酒，配上行前同事給的乾糧，邊喝邊吃邊寫這封信。
＊＊蘋果之花精神正開
今天的意外之喜，是搭地鐵到慈濟分會。進門時，他們正和證嚴開視訊會議。慈濟督導今天中午去見了政府高層，這位高層穿著救難衣，昨天和菅直人一起搭直昇機到宮城、岩手勘災，講到日本政府救災經驗SOP非常完善，但他們發現，這場災難他們人力不足，這場地震和他們以前的經驗大不相同，不是要在瓦礫堆裡搜尋生還者，而是在茫茫大海中撈針（那時我想，我們今天的救難隊，能幫上什麼忙？）
一位在日本住了三十一年的慈濟師姊，給了我很多不錯的建議。他們很佩服日本人這次地震的表現。我們以前覺得，日本人有秩序、講團體、怕跟大家不一樣，阻礙了他們的創意，但是，這個弱點，在災難時，反而成為優點。
她還用美空雲雀的蘋果之花（日本人自況蘋果花），說這是日本人的精神，花謝了，但明年還會再開、結果。這是美空雲雀鼓勵大戰後委靡的日本人，再站起來。相信現在也是。
喔，我在慈濟吃到了一碗飯，這是今天十二個小時內，我們吃到的唯一一頓。好感動啊。（by 富元／三月14日）
活著，是愛的力量
時間：3月15日
以為有人用力搖醒我，意識初醒，才發現又地震了。
一開始以為自己在上海（不知道為什麼是上海），想起床，跑，後來徹底醒了，想起自己在東京，日本人蓋房子夠堅固，不必跑。看床頭的鬧鐘，東京清晨五點。之前幾秒，相信訂閱地震消息的手機用戶，手機應該都響了。
電視新聞我聽不懂，但是猜出核電廠機組又爆炸了。不久，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從名古屋來了，說，她第一次遭遇到，被擋在JR站外，地鐵站工作人員站在門口，管制入站人數。日本電車目前的班次，只有平常的七成。
以最多人搭的JR為例，過去一、兩分鐘就有一班，現在是八分鐘一班。即使是趕著上班，日本人還是安靜排隊，沒有焦躁（要是我，一定會衝到站務人員面前質問）。
我們三人搭地鐵去採訪，地鐵站辦公室前排了好長的隊伍。抵達採訪地點，見到受訪者，他說，今天來上班，這輩子沒坐過這麼擠的JR（沒錯，我眼睜睜看著一個人的臉頰貼在自動門的玻璃上）。他還說，今天早上六點多第二號機組爆炸，政府八點多才宣布，應變太差。
【不可思議的便宜午餐】
午餐時間，看到路邊大樓貼出告示，午餐定食500日圓，孫曉萍說，在東京怎麼可能吃到這樣便宜的午餐？原本肚子不餓，想繼續去看看，結果來到一家裝潢很典雅的餐廳，我點了魚定食、同事點了炸蝦定食，真的都只有500日圓。
餐廳說，平常要賣1000日圓，這幾天人太少，所以只有今天半價賣。他們的定食極好吃，孫曉萍說，她來日本二十年，從沒吃到這麼大片的炸蕃薯。她說，日本最近興起一股one coin lunch（日本的one coin是一枚500圓硬幣），沒想到，在東京也能吃到這麼好吃的one coin lunch。
下午去代表處，一到代表處，新聞處就列印了一張通知，法國政府要求法國僑民離開東京，美國也呼籲東京僑民不要出門。因為日本已經三座核電廠爆炸，四號也出問題。代表處整天電話響不停，都是國內關心核輻射的詢問。
晚上，搭JR到新宿站。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平常擠得水洩不通的新宿嗎？路上沒幾個人，商店都關門了，霓虹燈熄了（那時才七點半）。我們經過賣黑輪的攤子，老阿伯抽著菸，看到我有興趣想吃，馬上把料丟進湯裡，說要煮五分鐘。晚上擺攤那麼久，我是第一個驅前表達想吃的客人。
今天一個受訪者告訴我，這是日本戰後首都第一次大規模輪流停電，供油吃緊，全城都在搶油。最熱鬧的地方，都要節約用電。東京的夜景，恐怕要黯淡好一陣子。
經過藥妝店，貨架上的日用品也差不多全空了。因為手指乾裂流血（出門太匆忙，忘了帶乳液），我買了一條蘆薈護手霜，竟然只要100日幣，三十元台幣。店員說，這是今日特價。
真的不該說，我今天賺了兩次「國難財」。
新聞上說了一個讓人淚奔的故事，一個祖母，看到海嘯即將撲來，將手中的嬰兒（孫子）高高舉起，交給鄰居，說了一句：「拜託你了。」就被海水沖走。嬰兒活下來。活著，是愛的力量。（by 富元／三月15日）
【他們有驚，而無慌】
時間：3月16日
清晨六點，一掃昨天的陰沉，東京太陽出來了。搭副都心線到東新宿的慈濟日本分會，希望能擠上慈濟的車子到茨城。穿著藍衣白長褲的慈濟師兄師姊，把一個個大保溫鍋搬上車，米、水、食物都得從東京運過去。
這是典型的「二桃殺三士」，慈濟督導說，有位置，只能一個人去。我想去，明堂也想去，理智上，該讓攝影去拍不一樣的畫面，我還是想去。怎麼說都沒有用，只好自我了斷，決定讓明堂一人去。但我還是不死心，想，也許，最後一刻，會有人沒辦法到，所以有空位，或者，我很瘦，可以擠擠。
慈濟會員做完行前說明，早上福島四號機起火，輻射量飆升，比昨天多兩倍，大家都要戴帽子、口罩，遮得嚴嚴實實。然後大家上車，我正準備說再見，慈濟督導指著我：「你趕快上車。」車上最後一排有個小座位。
機會真的是屬於等待的人。
車子一路順暢到高速公路，司機在休息站加油。等加油的車子，還是排得很長，我們花了一個小時才加到油。司機說，東京都內，很多車子只能加一千日幣的油，不會讓你把油箱灌飽。往茨城的常磐道高速公路，沒有什麼車，有的話，也都是有特殊通行證的救災車。
茨城縣水戶大洗町，第一印象，是個不那麼整齊乾淨的海港，但如果知道，在五天前，它遭受三次海嘯席捲，就會非常驚訝，它恢復得如此迅速。大洗町救災指揮西野先生，是從六十公里外的日立市來的志工。
他帶著我們走了一圈，比手畫腳地形容海嘯來的情景：滿地泥濘的幼稚園，當時有二十五個小朋友在操場玩，遠遠看到黑色海水衝過來，大家都跑進教室。還好，大家都平安無事。
自海嘯後，大洗町停水、停電、停瓦斯至今。文化中心旁邊的廣場，日本自衛隊員在加水車旁為民眾加水，每個人每天配給八公升的水。十二點半，午餐還在準備中，大洗町居民已經排了很長的隊伍，安靜、耐心的等待，攝氏不到十度的冰冷海風狂吹，人幾乎都站不穩，他們還是一樣有秩序、溫厚的等。等待當中，有人手機響了，接著，又感覺到地震搖晃。現場的民眾，呆了一下，又若無其事排隊。現在對地震，他們有驚，而無慌。
【災難總會過去】
中午吃的是咖哩飯和味增湯。這可能是大洗町人這幾天來第一頓熱食。西野說，每天吃政府分配的飯糰，能夠喝上一碗熱騰騰的味增湯，「實在太好了，」他高高舉起手，比著喝湯的手勢，滿足地笑了。
大洗町三萬多居民，大多是漁民或魚販，海嘯一來，讓他們頓失生計。但他們的臉上，並沒有愁苦，十幾個來做志工的高一學生，學校至今未能上課，還能對著鏡頭做搞笑表情。他們說，災難總會過去，三個月就可以恢復過去美麗的漁港景象。
從台灣的媒體報導，東京好像已經變成很恐怖的地方，外交部也發布紅色警報，但是，在東京，除了電車間隔拖長、超商食物變少，並沒有多大不同。甚至，帶口罩的人，都是為了花粉熱，而非輻射。
我想，A咖國民、A咖媒體，即使搭配C咖政府，平均下來也算A咖表現了。
我們在茨城採訪幾個年輕志工，其中一個來自群馬、綁著藍色包頭毛巾的帥哥。我問他，哪裡來的？他和旁邊另外一個人，同時把頭巾拉下來，指著他們的光頭說：「我們是和尚。」（那樣子實在很爆笑）。
他們是全日本佛教青年聯合總會的會長和副會長，地震一發生，和尚們就在facebook、email、twitter串連，出來幫忙災區。他們幾個是先來勘災，幫忙發物資、並撫慰災民心靈的。他說，和尚在日本多半是替人念經、超度，他們希望呼籲所有的青年和尚，出來投入社會，「藉此改變和尚的社會印象。」
不瞞您說，我真的笑了。
回東京的路上，天色漸暗，加油站排隊加油的車龍更長了，即使要等上三個小時才加到油，駕駛還是乖乖排隊。
這是日本人對待天災的方式：安靜、耐心、有秩序。也是一種日本式的美學！（by富元三月十六日）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时间：3月17日
東京在萬里晴空中醒來，街上陽光燦爛，風一吹，還是冷得刺骨。
八點，《朝日新聞》資深記者到飯店，我們一起吃早餐。他大學畢業二十年，都待在《朝日新聞》。他大學的夢想，是畢業後到《朝日新聞》跑國際新聞。他用自己的經驗，分析日本媒體訓練記者的方式。
他進報社後，先被派到佐賀縣跑地方新聞三年，後來又轉到福岡三年。這是表現好，才會從偏僻的縣拔擢到大城市。如果表現不好，就會被貶到更偏僻的地方。接著，他調回東京社會部。在這四年間，正好碰上阪神大地震，他第一時間趕到現場採訪。經過十年歷練，他派駐到新加坡、台灣採訪國際政治，後來還到伊拉克當戰地記者。
他說，當記者的前幾年，每一篇稿子都被主管修改，只要文章透露個人感情或情緒，就會被主管罵。「記者傳達的是訊息和判斷，而不是自己的感情，」他說，這是日本媒體對新聞專業的定義。
【哽咽的主播有失倫理】
即使面對如此大的災難，日本的媒體，沒有誇張的表情和敘述，報新聞時，聲音也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坐在旁邊的《天下》駐日特派孫曉萍補充，NHK某主播，從地震發生當天到昨晚，都非常冷靜播報新聞。
只有昨晚，他播出一則在仙台搶救傷患的醫生，錯過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那一刻，他的聲音似乎有些哽咽。我正要「動容」時，《朝日新聞》記者馬上答說：「他後來一定被他的主管罵。」因為，公然表達自己的感情，即使是用這麼輕微的舉動，都會被認為有失記者的職業倫理。
日本媒體是用這樣的標準訓練記者。因為，記者的職責是把公眾該知道的訊息，客觀、正確傳達給大眾，不需要添加自己主觀的情感。《朝日新聞》記者說，這幾天，他不斷接到中國和台灣的朋友的電話，焦急詢問他個人安危。他待在東京，卻並不覺得情況如外面形容的那樣危險。
【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今天，日本人民最擔心的是核能輻射，但是昨天狀況已經穩定下來。他說，三天前搭電車，還觀察到電車乘客不安的表情；但今天搭電車來受訪時，車上乘客的表情，就和平時沒兩樣：很冷靜。因為日本人相信，輻射問題已獲得控制。
這幾天，從電視到報紙，各種專家不斷深入且詳盡的分析四座出問題的核能機組，各自的問題是什麼？輻射劑量多大？對人體危害？該怎麼面對？……，講得非常完整，又不激情，讓民眾非常安心。
因為，在日本，大家信任專業。
採訪當中，手機響了。《天下雜誌》總編輯一大早打電話來，要我們立刻趕到機場。我想，她是信了國內媒體報導機場塞爆的消息。我還是按照預定時間結束採訪，搭九點四十分的巴士到羽田機場。
羽田機場的旅客並不多（擁擠的是成田），不到二十分鐘，就辦完所有出境手續。
晴空下的東京灣，像一雙湛藍深邃的大眼睛。摩天大樓、漁船、貨輪一如往常，在最藍的眼睛裡，各自活著、各自曲折。電車裡的日本人，也許今天上班又遲到了，不過，「大丈夫」（沒問題），總是會到的。
蕭富元（3月17日，寫於羽田飛往松山機場的長榮班機上）
PS.飛機降落前，機上廣播系統說，從日本回國的旅客，都要接受輻射檢查。還沒通過檢測門，先看到一大堆攝影鏡頭。還好，今天不會因為輻射量過高而上電視。我們，不含輻射的回來了。
日本人新遷徙潮
週四上午十點半，在東京搭上開往大阪的新幹線回家。
排在我後面的是背著小娃娃的年輕媽媽。再後面一些，又是個帶著兩個幼兒的媽媽。注意看看月台上的旅客，的確多了許多「媽媽＋寶寶或幼兒」的旅客。會不會是因為怕輻射塵，而紛紛遠離東京
車抵橫濱站，又上來一位背著嬰兒，一手牽著小女兒的太太上車，剛好坐在我旁邊。我先用日本人的禮儀，一再抱歉說突然跟她搭話，然後，開始與她聊了起來。
她住在川崎市（距離東京約二十公里），準備帶孩子到兵庫縣的娘家避一下，「雖然輻射塵不是那麼嚴重，但不放心讓孩子在公園玩，衣服也都曬在屋子裡面。」
購物難是另一個回娘家的原因。她橫濱家附近的大超市，這幾天每天都「限制入場」，必須在外面排隊一陣子，才能進入店內。麵包和礦泉水不是一早被搶購一空，就是不知何時進貨。
她說，住家附近的幾個年輕媽媽都在抱怨，「到店裡買不到，嬰兒尿片快要用完了，」還好，「我都是一大箱的買，還有存貨。」
【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首都圈（東京都及附近的六個縣）輪流停電，更是讓她頭疼。她記得地震當天，從地震發生的兩點多，一直停電到晚上十一點。家裡有線電話打不通，她先生只好打到她的手機，告知自己在橫濱的公司沒事。但，「後來我的手機沒電，又不能充電。直到十一點我先生突然回到家，說他從橫濱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回到家」。
抬頭，剛好看到車廂內的電子螢幕秀出新聞短訊：「地震發生後停開的往宮城縣（到十六日為止，死亡人數是受災縣中最多，達兩千兩百人）長途巴士，今天恢復，眾多背著大包行李的旅客，奔赴他們牽掛的故鄉」。
天搖地動後，日本國民的遷徙流離，不知還會持續多久。（孫曉萍，三月十七日）
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
時間:三月十八日
日本東北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第二天，碰到鄰居七十歲的椎名老太太。「接到在仙台（宮城縣政府所在，宮城縣是地震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工作的小兒子，打電話報平安，總算昨晚才睡得著，」口氣中透露著放心。
她接著說：「不過，看到電視那些慘不忍睹的畫面，真是辛酸地不得了。但一轉眼，看看窗外的小公園，幾個小男生球踢得那麼高興，覺得有點怪怪的，好像地震跟我們無關。」
名古屋離福島核電廠，有四百公里以上，離仙台也約五百公里。雖然，三一一當天，名古屋附近也有三級的震度，但沒聽到什麼災害報導。
不僅如此，由於供電廠不同，名古屋所在的東海地區各縣，靠中部電力公司供電，不像東京及附近六個縣要輪流停電。這裡的百貨公司照樣開到晚間八點（在東京是六點關門），電車也正常行駛，加油站也沒有排隊加油的情況。
看看超市的供貨情況，泡麵區的確好幾種人氣產品售空不剩，但還是有許多口味等著顧客挑。大眾價格的衛生紙一包也沒有，貨架上站著一支看板，寫著：「因為東北關東大地震的影響，供貨吃緊，非常抱歉。」同樣的牌子，也出現在某品牌的礦泉水冷藏架上。但這兩種商品，都還是有其他廠牌的選擇。
這兩天，日本政府透過各媒體呼籲：國民「不要搶購、囤積商品」，生活用品就能恢復正常供應。昨天，NHK收音機主播的一句話，比政府的呼籲更有效果：「許多人看到災情，非常想盡一點力、幫一點忙。目前，如果您不搶購商品，就是參加救災」。（孫曉萍，三月十八日）
限電、搶購、餘震，東京職業婦女的一星期
我的朋友栗山誠子，住在東京都的北區（東京都共分為二十三區），是個典型職業婦女。我請她敘述大地震發生後一週來，生活上的種種變化。
地震發生那天我人在目黑區辦事，聽到區公所的防災無線播音說：「這裡是目黑區區公所，剛才發生震度5強的地震」，本來想搭電車趕回家，沒想到電車全部停開，家裡太遠，只好步行到下兩個車站的婆家過夜，我沒什麼方向感，只能順著鐵路旁的路走。
還好外子在家，由他到小學去接六年級的兒子。後來聽說，小學負責照顧父母親無法趕去接的孩子，一直到深夜。
第二天十一點多我到我家附近的超市，許多商品都消失了，從牛奶、碗裝泡麵、速食珈哩飯、雞蛋，到衛生紙、電池、口罩、蠟燭，我嚇了一跳，決定隔天趕在超市開門時間的十點採購。
十點一到，門外大排長龍，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來購物。一開門大家都是用跑的，每個人都在購物推車內塞進如小山高的商品，店內的氣氛就是人心惶恐，算是一種「人家買我也得趕緊買」的群眾心理吧！
我和外子也買了平常絕對不會買的份量，確保一家三口三天分的糧食。
從十五號（地震後五天）開始，超市供貨慢慢恢復正常，走進超市，有一種安心的感覺，覺得「大丈夫（沒問題）」，我就不再多買東西了，倒不是相信政府說的「只要不搶購，供貨一切沒問題」的那些話。
餘震不斷，我們一家三口每天晚上穿著隨時可以跑出去的衣服睡，床頭放著一個小包包，裝了重要的證件和東西，床下放著托鞋。
我的孩子現在每天帶著「防災頭巾（一種耐火耐衝撞的軟帽）」上下學，學校的營養午餐停止供應牛奶，不過聽說有些學校連營養午餐都沒辦法供應。
地震發生後，每一家電台停掉所有的節目，只播地震相關新聞，也沒有廣告。這當然很重要，但連續幾天下來，讓人覺得需要放鬆一下，還好，這幾天開始恢復其他節目，讓人覺得比較安定下來。
我的工作地點是台場的日本科學未來館，因為很多東西受損，館方要我在月底前「自宅待機」。
我擔心的是，東京周圍的幾個縣陸續發生多次餘震，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東京都直下型大地震」？還有福島核廠不知道會演變成怎麼樣？日本的電力供應會不會恢復正常？
日本大地震 台湾启示录
日本大震
台灣啟示錄
「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
日本東北大地震，向世人展示了珍貴的「經驗」。
《天下》採訪團隊於震後三天飛抵東京，
到達災區茨城海邊現場，直擊災後的變局與應對，
並每天發稿通訊日誌，
同步刊登在天下網站（www.cw.com.tw）。
台灣同樣處在天災頻繁的地理帶，
在這次災難中，是否看到自己的危機與警訊？
東京時間：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像一道深深的刺青，永遠烙印在日本人的記憶裡。
將近六兆台幣的經濟損失，供應台灣廠商原料、設備、零組件的工廠停工或減產，使用和台灣類似反應爐和圍阻體的核能機組燃燒。這個連鎖反應，也震撼了台灣。
日本自詡是全球對地震、海嘯準備最周延的國家。唯一沒準備到的，是核電廠。
「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產經新聞》東亞室室長山本秀也對《天下》記者形容，日本人幾近滴水不漏的天災防備體系，在這次「規模九．○地震」的考驗下，被核電廠爆炸熔毀了。
上週《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模擬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晝夜不停推巨石上山，巨石卻又滾回山腳下的徒勞，說明日本人百密而一疏的努力，在面對大自然時是如此渺小。
每年帶著大量資源，往世界賑災、救濟的日本作家曾野綾子，震後在寫給《天下》的獨家專文中，同樣引用希臘神話說：「我們需經常思索：能從人生裡學到什麼？這次，必須從地震的教訓裡學到些什麼才行。這是身為人該做的事。此刻，我耳邊彷彿能聽見希臘先哲奧古斯都，充滿睿智的話語『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善』。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見九十一頁）
事實上，日本人已經向世人展示許多珍貴的「經驗」。
內閣府的「救災總管」
面對創紀錄的規模九地震、十公尺海嘯、四座核能機組起火或爆炸的重度災難，日本的死傷、失蹤人數，已遠低於疏於防震的地區、國家。
紛亂的資訊中，最清楚的是地震第一時間，就飛上天的自衛隊直升機，清楚記錄下海嘯的發生，及之後福島核電廠的狀況。
這個快速紀錄，不斷提供明確資訊給救災中心的體系，是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後，學到經驗，建立的快速反應系統。在內閣府（行政院）裡，直接特命「防災擔當大臣（政務委員）」，在災變發生時，直接指揮各部會、消防隊、警察、自衛隊等救難單位，強化協同行動。
此外更修改規定，只要地震超過五級，自衛隊可不經首相下令、或地方政府請求，自行派遣飛機或直升機，偵察受災狀況。地震規模達到六以上，就可派遣地面部隊直接投入救災。（見九十四頁）
這次震災急救體系的改革，雖然沒準備到規模九地震來襲的規格（是以因應規模八地震為主），卻仍在第一時間，發揮了功效。
○七年擔任日本第一位女性防衛大臣（國防部長）、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小池百合子，大震過後幾分鐘，即從國會大樓趕回自民黨總部。二十分鐘內，自民黨已經成立緊急對策本部，小池被推舉為副主席，負責收集資訊和過往處理經驗，並提供建議給執政的民主黨政府。
曾經來台協助九一一地震的小池告訴《天下》記者，中東革命情勢未朗，再加上日本強震，一個是全球產油重鎮，一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必定讓全球局勢產生變化。
大難當頭，五十九歲的小池一襲紫色西裝外套，優雅從容如昔，只有在電視出現災情最新快報時，才不安地轉頭盯住電視，對記者抱歉說，「這是日本最緊急的時刻。」
她說明，震後幾小時，政府宣布，災民到商店購物，簽字即可，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災民受傷，不需要錢、證件，可立刻就醫。動員十八萬自衛隊，相當於七五％的兵力，到各地協助救災。政府還協調旅館、集會所，開放空間讓災民避難、盥洗。她歸納，這是阪神大地震後，發展出來的管理地震危機守則，現任政府只要按表操課就能做好。
日本媒體，更給各國媒體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合一紙業董事長陳金發，過去十八年，多次代表慈濟到海外賑災，地震後立刻趕到日本。陳金發觀察，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冷靜與自制，最值得台灣學習，「報導該報導的，不加油添醋，不煽動恐慌情緒。」
公營電視ＮＨＫ，就有一本災難新聞採訪和編輯的「手冊」，平日訓練記者。例如，拍照需先經過災民同意。採訪前先說，「遭受災難，您受苦了。」記者和播報員不能隨便使用「大」、「嚴重」、「強烈」等誇張字眼，以免觀眾消沉不安。其他民營電視台，也停播娛樂節目、廣告，只播公益廣告。（為避免轟炸式報導，電視台在震後第五天，已逐漸復播其他節目）
民營媒體、《產經新聞》山本秀也指出，記者都想搶獨家，但不能為此妨礙救災，「這是記者的職業道德。」報導災難新聞時，哪些話該不該說、哪些地方該不該去，「日本記者彼此明白，有共識。」他認同媒體應該追究政府疏失，「但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候。」災難還持續進行，社會內部壓力，反而會批判阻礙團結救災的聲音。
當然，這種新聞處理的方式，也不是沒有批評。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就質疑，「日本人要忍耐到何時？」財經記者鮮於鉦認為，日本媒體只報導政府公布的資訊，是在袒護政府。民眾過於忍耐，會讓救災更沒有效率。
事實上，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正確資訊，也是媒體「配合」恰當與否的考量。災後，日本政府不僅有能力提供資訊，並設有統一窗口，隨時、不間斷地告訴民眾最新狀況與對策，來降低社會焦慮。
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首相智庫首席顧問伊藤元重，從管理學角度剖析，政府表現最好的是資訊溝通，尤其是發言人、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隔一小時開記者會，不看稿，直接回答問題，沉著冷靜，應對得體，「讓民眾覺得可以信賴政府。」
枝野幸男每次出現在鏡頭前，總是穿著同一件淺藍色連身救難衣，雙手緊握講台邊緣，語氣堅定說明最新狀況，以及政府的處置。他成為政府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象徵，日本網友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連署，求他「nero!」（去睡吧）。
日本政府是震後第三天核電廠出狀況後，處理太慢，才開始飽受責難。
《新鮮日本》總編輯點出，日本人習慣按手冊、規則辦事，但日本政府並沒有管理核安事件的ＳＯＰ（標準作業流程），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只能靠出事的東京電力公司報告做判斷，無法掌握真正情勢。
直到核電廠冒煙後兩天，才和東電成立共同對策本部，指派經產省大臣和首相輔佐官常駐，形同政府接管東電，但已錯失先機。
採訪過阪神大地震的野?剛指出，福島核電廠是一九七○年代所建，早就超過平均使用年限。
九○年代反核運動風起雲湧，輿論支持現有核電廠延後除役。東電公司為了節省成本，三十年內偽造一九九次檢修紀錄。
野?剛透露，位在重災區的宮城縣女川町核電廠，遭遇更大海嘯，卻能緊急停止，未釀災情，除了因為較新（九○年代開始啟用），管理者東北電力公司切實檢修也是關鍵因素。
東電給企業的教訓
東電這家六十年歷史、市佔率超過三成、年營業將近兩兆台幣的大企業，因僥倖心態，節省不能省的花費，造成至今還無法控制的後果，是日本東北大震中，企業界值得參考的負面教材。
另外，野?剛也批評，菅政府成立兩年，治國經驗薄弱，閣員年輕、學歷高、會講英文，是學者型政府，「學者的毛病是用自己腦筋想事情，對危機不夠敏感，」他表示，治國還是需要有實戰經驗的人才，他們最知道前線與基層的需要。
福島核災給世界的教訓，是讓各國紛紛重新檢視核能發展計劃。德國宣布關閉七座一九八○年以前興建的核電廠，瑞士和中國也暫緩新建核電廠的審核。
《經濟學人》指出，以往認為在海邊建核電廠最安全，福島核災的教訓卻是海邊並不安全。而且，全球核電廠成長最快的中國，已經運轉、或即將興建的核電廠，有十六個都設在海邊，其中有十二個更設在輻射污染有可能及於台灣的南部海岸。（見一○二頁圖）
台灣的四座核電廠，都在海邊。除了核四廠還在試運轉，另外三座核能廠都已經運轉二、三十年。其中最老的核一廠，到二○一八年將面臨四十年的營運期限，台電已經提出延役申請，目前還在審查中。
台灣斷層上的核電廠
核一廠副廠長吳才基在媒體上說，「核一廠目前運轉已經三十幾年。在國外，這一類的核電廠多在運轉四十年的時候，延役二十年，就是可以運轉到六十年。」事實上，營運四十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年就剛通過延役二十年。
而且，依照福島撤離範圍二十公里來估計，核一、核二、核四廠，疏散範圍擴及台北市；核三廠撤離範圍，涵蓋三分之一個屏東縣。加上台北盆地脆弱的地質、及台灣處處斷層，碰上九級強震，可能等不及核災，就已經整個塌陷。（見一○四頁）
《經濟學人》建議，福島核災對全球核電廠的另個教訓，就是要用核電，就必須要求更高的安全係數與標準，人類也必須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見一七三頁）
對日本人來說，崩壞後重建是再熟悉不過的劇本。
住在東京市區的慈濟日本分會執行長張秀民，地震後三天，終於有空回家整理，發現家裡瓦斯壞了。她打電話請瓦斯公司來修理，不到兩個小時，滿臉疲憊的修理工就準時按門鈴。工人一夜沒睡，認真完成工作，再深深鞠躬告退，「有這麼堅守崗位的人民，國家怎麼會爬不起來？」
《天下》記者在震後五天，來到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災區，從日本各地趕來的志工，有條不紊搬運物資，引導災民用餐領物。
四十二歲的綾小路乘俊，是從群馬縣來的和尚，他所屬的全日本佛教青年會，透過臉書、推特和skype串聯救災。「日本從沒有經歷這麼大的災難，需要很長時間恢復，但我們會努力的，」綾小路乘俊頭上綁著藍色毛巾，空閒時間，就用手機傳資訊給其他無法到災區出力的朋友。
野?剛大學畢業時，日本正經歷失落的十年，他寫了二十年不景氣報導，政府幾乎年年換首相。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韓國、印度又在後虎視眈眈，相較之下，日本顯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日本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野?剛把這次地震，視為第二個戰後的開始，他認為，日本人最擅長面對災難，而且有重建的天份。「別忘了，二次大戰後，東京是平的，你看現在？」四十二歲的野?剛相信，日本人會再度發揮重建才華，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日本。
日本為這世界貢獻了八．七％的ＧＤＰ，它是台灣第二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外資投資國、第二大觀光客來源國，更是台灣產業最依賴的原料、設備和技術來源國。
不僅是日本人，台灣和全世界都希望，「日」落後，太陽依舊會升起。 ■
採訪後記
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文／蕭富元
實地到新聞現場，報導真相、深度解讀，始終是《天下》堅持的信念。日本大震後不到二十小時，編輯部決定赴日採訪，隨即聯絡住在名古屋的駐日特約記者孫曉萍，相約東京會合。
三月十四日清晨，我和攝影黃明堂在松山機場搭上飛機，機上大多是日本旅客，手裡拎著伴手禮，臉上沒有太多表情。
到達羽田機場，東京已開始實施輪流停電。因為缺油，電車異常擁擠，路上交通意外順暢。超商的貨架，像是表演魔術似的，空空如也。平常車水馬龍、霓虹絢爛的新宿街頭，七點以後，燈暗了，人散了。賣黑輪的歐吉桑抽著菸，終於看到有人站在攤子前，才開始把食材倒入湯鍋，生意實在太差了。
一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我們跟著慈濟的救災車，深入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親身感受日本人自制自治的美德。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寺釜堀川集會所裡，幾個歐巴桑正發放物資，「納豆？咖哩？飯糰？」小鎮居民笑嘻嘻接過食物，深深一鞠躬，又回到沒水沒電沒瓦斯的家裡。
大家都說日本人很壓抑，缺水、缺油、缺糧食，也不大聲抱怨。不必政府開口，日本人已自動「共體時艱」。
孫曉萍說，日本民眾睡覺時，習慣把鞋子、安全帽擺床邊，裝著乾糧、飲水、手電筒、乾電池的逃生包，固定放門口。地震一來，隨時往外跑。老師也會提醒學生，要和父母約定，緊急逃生時的集合地點，以免找不到家人。
日本真的對災害準備十足，但我卻感覺，它也是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九○年代初期，村上春樹寫了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思考毀滅與救贖。「你的存在不會結束，只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你所有失去的東西，都會在那邊。」有人認為這場地震是末日預警，有人把它當成重生象徵。
走一趟日本，我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冷酷異境，而是日本那種也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台灣啟示錄
「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
日本東北大地震，向世人展示了珍貴的「經驗」。
《天下》採訪團隊於震後三天飛抵東京，
到達災區茨城海邊現場，直擊災後的變局與應對，
並每天發稿通訊日誌，
同步刊登在天下網站（www.cw.com.tw）。
台灣同樣處在天災頻繁的地理帶，
在這次災難中，是否看到自己的危機與警訊？
東京時間：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像一道深深的刺青，永遠烙印在日本人的記憶裡。
將近六兆台幣的經濟損失，供應台灣廠商原料、設備、零組件的工廠停工或減產，使用和台灣類似反應爐和圍阻體的核能機組燃燒。這個連鎖反應，也震撼了台灣。
日本自詡是全球對地震、海嘯準備最周延的國家。唯一沒準備到的，是核電廠。
「有一種沒有辦法的感覺，」《產經新聞》東亞室室長山本秀也對《天下》記者形容，日本人幾近滴水不漏的天災防備體系，在這次「規模九．○地震」的考驗下，被核電廠爆炸熔毀了。
上週《經濟學人》雜誌封面，模擬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晝夜不停推巨石上山，巨石卻又滾回山腳下的徒勞，說明日本人百密而一疏的努力，在面對大自然時是如此渺小。
每年帶著大量資源，往世界賑災、救濟的日本作家曾野綾子，震後在寫給《天下》的獨家專文中，同樣引用希臘神話說：「我們需經常思索：能從人生裡學到什麼？這次，必須從地震的教訓裡學到些什麼才行。這是身為人該做的事。此刻，我耳邊彷彿能聽見希臘先哲奧古斯都，充滿睿智的話語『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善』。當人無法從命運裡學到教訓，才真是輸給了悲慘的命運。」（見九十一頁）
事實上，日本人已經向世人展示許多珍貴的「經驗」。
內閣府的「救災總管」
面對創紀錄的規模九地震、十公尺海嘯、四座核能機組起火或爆炸的重度災難，日本的死傷、失蹤人數，已遠低於疏於防震的地區、國家。
紛亂的資訊中，最清楚的是地震第一時間，就飛上天的自衛隊直升機，清楚記錄下海嘯的發生，及之後福島核電廠的狀況。
這個快速紀錄，不斷提供明確資訊給救災中心的體系，是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後，學到經驗，建立的快速反應系統。在內閣府（行政院）裡，直接特命「防災擔當大臣（政務委員）」，在災變發生時，直接指揮各部會、消防隊、警察、自衛隊等救難單位，強化協同行動。
此外更修改規定，只要地震超過五級，自衛隊可不經首相下令、或地方政府請求，自行派遣飛機或直升機，偵察受災狀況。地震規模達到六以上，就可派遣地面部隊直接投入救災。（見九十四頁）
這次震災急救體系的改革，雖然沒準備到規模九地震來襲的規格（是以因應規模八地震為主），卻仍在第一時間，發揮了功效。
○七年擔任日本第一位女性防衛大臣（國防部長）、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小池百合子，大震過後幾分鐘，即從國會大樓趕回自民黨總部。二十分鐘內，自民黨已經成立緊急對策本部，小池被推舉為副主席，負責收集資訊和過往處理經驗，並提供建議給執政的民主黨政府。
曾經來台協助九一一地震的小池告訴《天下》記者，中東革命情勢未朗，再加上日本強震，一個是全球產油重鎮，一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必定讓全球局勢產生變化。
大難當頭，五十九歲的小池一襲紫色西裝外套，優雅從容如昔，只有在電視出現災情最新快報時，才不安地轉頭盯住電視，對記者抱歉說，「這是日本最緊急的時刻。」
她說明，震後幾小時，政府宣布，災民到商店購物，簽字即可，費用全由政府負擔。災民受傷，不需要錢、證件，可立刻就醫。動員十八萬自衛隊，相當於七五％的兵力，到各地協助救災。政府還協調旅館、集會所，開放空間讓災民避難、盥洗。她歸納，這是阪神大地震後，發展出來的管理地震危機守則，現任政府只要按表操課就能做好。
日本媒體，更給各國媒體提供了重要的示範。
合一紙業董事長陳金發，過去十八年，多次代表慈濟到海外賑災，地震後立刻趕到日本。陳金發觀察，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冷靜與自制，最值得台灣學習，「報導該報導的，不加油添醋，不煽動恐慌情緒。」
公營電視ＮＨＫ，就有一本災難新聞採訪和編輯的「手冊」，平日訓練記者。例如，拍照需先經過災民同意。採訪前先說，「遭受災難，您受苦了。」記者和播報員不能隨便使用「大」、「嚴重」、「強烈」等誇張字眼，以免觀眾消沉不安。其他民營電視台，也停播娛樂節目、廣告，只播公益廣告。（為避免轟炸式報導，電視台在震後第五天，已逐漸復播其他節目）
民營媒體、《產經新聞》山本秀也指出，記者都想搶獨家，但不能為此妨礙救災，「這是記者的職業道德。」報導災難新聞時，哪些話該不該說、哪些地方該不該去，「日本記者彼此明白，有共識。」他認同媒體應該追究政府疏失，「但現在還不到批評的時候。」災難還持續進行，社會內部壓力，反而會批判阻礙團結救災的聲音。
當然，這種新聞處理的方式，也不是沒有批評。韓國第一大報《朝鮮日報》就質疑，「日本人要忍耐到何時？」財經記者鮮於鉦認為，日本媒體只報導政府公布的資訊，是在袒護政府。民眾過於忍耐，會讓救災更沒有效率。
事實上，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正確資訊，也是媒體「配合」恰當與否的考量。災後，日本政府不僅有能力提供資訊，並設有統一窗口，隨時、不間斷地告訴民眾最新狀況與對策，來降低社會焦慮。
東京大學經濟系教授、日本首相智庫首席顧問伊藤元重，從管理學角度剖析，政府表現最好的是資訊溝通，尤其是發言人、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每隔一小時開記者會，不看稿，直接回答問題，沉著冷靜，應對得體，「讓民眾覺得可以信賴政府。」
枝野幸男每次出現在鏡頭前，總是穿著同一件淺藍色連身救難衣，雙手緊握講台邊緣，語氣堅定說明最新狀況，以及政府的處置。他成為政府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象徵，日本網友甚至在推特（Twitter）上連署，求他「nero!」（去睡吧）。
日本政府是震後第三天核電廠出狀況後，處理太慢，才開始飽受責難。
《新鮮日本》總編輯點出，日本人習慣按手冊、規則辦事，但日本政府並沒有管理核安事件的ＳＯＰ（標準作業流程），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置，只能靠出事的東京電力公司報告做判斷，無法掌握真正情勢。
直到核電廠冒煙後兩天，才和東電成立共同對策本部，指派經產省大臣和首相輔佐官常駐，形同政府接管東電，但已錯失先機。
採訪過阪神大地震的野?剛指出，福島核電廠是一九七○年代所建，早就超過平均使用年限。
九○年代反核運動風起雲湧，輿論支持現有核電廠延後除役。東電公司為了節省成本，三十年內偽造一九九次檢修紀錄。
野?剛透露，位在重災區的宮城縣女川町核電廠，遭遇更大海嘯，卻能緊急停止，未釀災情，除了因為較新（九○年代開始啟用），管理者東北電力公司切實檢修也是關鍵因素。
東電給企業的教訓
東電這家六十年歷史、市佔率超過三成、年營業將近兩兆台幣的大企業，因僥倖心態，節省不能省的花費，造成至今還無法控制的後果，是日本東北大震中，企業界值得參考的負面教材。
另外，野?剛也批評，菅政府成立兩年，治國經驗薄弱，閣員年輕、學歷高、會講英文，是學者型政府，「學者的毛病是用自己腦筋想事情，對危機不夠敏感，」他表示，治國還是需要有實戰經驗的人才，他們最知道前線與基層的需要。
福島核災給世界的教訓，是讓各國紛紛重新檢視核能發展計劃。德國宣布關閉七座一九八○年以前興建的核電廠，瑞士和中國也暫緩新建核電廠的審核。
《經濟學人》指出，以往認為在海邊建核電廠最安全，福島核災的教訓卻是海邊並不安全。而且，全球核電廠成長最快的中國，已經運轉、或即將興建的核電廠，有十六個都設在海邊，其中有十二個更設在輻射污染有可能及於台灣的南部海岸。（見一○二頁圖）
台灣的四座核電廠，都在海邊。除了核四廠還在試運轉，另外三座核能廠都已經運轉二、三十年。其中最老的核一廠，到二○一八年將面臨四十年的營運期限，台電已經提出延役申請，目前還在審查中。
台灣斷層上的核電廠
核一廠副廠長吳才基在媒體上說，「核一廠目前運轉已經三十幾年。在國外，這一類的核電廠多在運轉四十年的時候，延役二十年，就是可以運轉到六十年。」事實上，營運四十年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去年就剛通過延役二十年。
而且，依照福島撤離範圍二十公里來估計，核一、核二、核四廠，疏散範圍擴及台北市；核三廠撤離範圍，涵蓋三分之一個屏東縣。加上台北盆地脆弱的地質、及台灣處處斷層，碰上九級強震，可能等不及核災，就已經整個塌陷。（見一○四頁）
《經濟學人》建議，福島核災對全球核電廠的另個教訓，就是要用核電，就必須要求更高的安全係數與標準，人類也必須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見一七三頁）
對日本人來說，崩壞後重建是再熟悉不過的劇本。
住在東京市區的慈濟日本分會執行長張秀民，地震後三天，終於有空回家整理，發現家裡瓦斯壞了。她打電話請瓦斯公司來修理，不到兩個小時，滿臉疲憊的修理工就準時按門鈴。工人一夜沒睡，認真完成工作，再深深鞠躬告退，「有這麼堅守崗位的人民，國家怎麼會爬不起來？」
《天下》記者在震後五天，來到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災區，從日本各地趕來的志工，有條不紊搬運物資，引導災民用餐領物。
四十二歲的綾小路乘俊，是從群馬縣來的和尚，他所屬的全日本佛教青年會，透過臉書、推特和skype串聯救災。「日本從沒有經歷這麼大的災難，需要很長時間恢復，但我們會努力的，」綾小路乘俊頭上綁著藍色毛巾，空閒時間，就用手機傳資訊給其他無法到災區出力的朋友。
野?剛大學畢業時，日本正經歷失落的十年，他寫了二十年不景氣報導，政府幾乎年年換首相。去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韓國、印度又在後虎視眈眈，相較之下，日本顯得死氣沉沉沒有活力，「日本為什麼會這樣，我們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野?剛把這次地震，視為第二個戰後的開始，他認為，日本人最擅長面對災難，而且有重建的天份。「別忘了，二次大戰後，東京是平的，你看現在？」四十二歲的野?剛相信，日本人會再度發揮重建才華，給世界一個不一樣的日本。
日本為這世界貢獻了八．七％的ＧＤＰ，它是台灣第二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外資投資國、第二大觀光客來源國，更是台灣產業最依賴的原料、設備和技術來源國。
不僅是日本人，台灣和全世界都希望，「日」落後，太陽依舊會升起。 ■
採訪後記
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文／蕭富元
實地到新聞現場，報導真相、深度解讀，始終是《天下》堅持的信念。日本大震後不到二十小時，編輯部決定赴日採訪，隨即聯絡住在名古屋的駐日特約記者孫曉萍，相約東京會合。
三月十四日清晨，我和攝影黃明堂在松山機場搭上飛機，機上大多是日本旅客，手裡拎著伴手禮，臉上沒有太多表情。
到達羽田機場，東京已開始實施輪流停電。因為缺油，電車異常擁擠，路上交通意外順暢。超商的貨架，像是表演魔術似的，空空如也。平常車水馬龍、霓虹絢爛的新宿街頭，七點以後，燈暗了，人散了。賣黑輪的歐吉桑抽著菸，終於看到有人站在攤子前，才開始把食材倒入湯鍋，生意實在太差了。
一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我們跟著慈濟的救災車，深入茨城海邊的漁港大洗町，親身感受日本人自制自治的美德。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寺釜堀川集會所裡，幾個歐巴桑正發放物資，「納豆？咖哩？飯糰？」小鎮居民笑嘻嘻接過食物，深深一鞠躬，又回到沒水沒電沒瓦斯的家裡。
大家都說日本人很壓抑，缺水、缺油、缺糧食，也不大聲抱怨。不必政府開口，日本人已自動「共體時艱」。
孫曉萍說，日本民眾睡覺時，習慣把鞋子、安全帽擺床邊，裝著乾糧、飲水、手電筒、乾電池的逃生包，固定放門口。地震一來，隨時往外跑。老師也會提醒學生，要和父母約定，緊急逃生時的集合地點，以免找不到家人。
日本真的對災害準備十足，但我卻感覺，它也是個隨時面對離別的國家。
九○年代初期，村上春樹寫了小說《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思考毀滅與救贖。「你的存在不會結束，只是進入另一個世界而已。你所有失去的東西，都會在那邊。」有人認為這場地震是末日預警，有人把它當成重生象徵。
走一趟日本，我看到的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冷酷異境，而是日本那種也留一份給別人的溫暖。
地震、原子弹与日本人的宿命论
IAN BURUMA
JT Morrow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respects to Katsushika Hokusai
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及海啸后，现任东京都知事的作家及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发表了天谴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言了。石原称，此次地震是当代日本人的自私所引发的天谴。他说，日本人有必要利用这次海啸把自私的贪欲冲洗干净，长期以来，这种自私就像细菌一样附着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
事实上，这正是日本右翼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言论：日本年轻人只考虑自己，太过个人主义，失去了日本人原先所具有的顺从、自律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支持下的日本人应该总是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石原慎太郎未能逃脱舆论的强烈谴责。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指责他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他不得不为此而道歉。不仅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全体日本人在过去这两周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仍然可以做到自律和无私。
石原慎太郎的冷酷言论是利用了一种原始但常见的人类心理反射，这种反射赋予自然界中的非人力以特殊涵义。在古代中国，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被认为是恶兆，意味着一个朝代即将走向灭亡。日本也有这种倾向。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地震是由于一只大鲶鱼在剧烈活动，这只大鲶鱼被奉为神灵，受到膜拜和供奉。
Magnum Photos
1945年9月8日，一处为广岛原子弹爆炸难民提供的救助站中，一名妇女怀抱着她的孩子。
除此之外，生活在火山边或地震带上的脆弱人类还能如何去理解生存这件事呢？这一刻你还在静静地喝茶或做午饭，下一刻，一场强烈的地震、一次火灾或水灾就可能吞噬所有的一切。当然，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人类发现，不解释清楚就难以生存下去。并非只有日本人或中国人才会这样。美国名嘴葛 ·贝克(Glenn Beck)对地震做出的荒唐反应堪比石原慎太郎：他声称他发现此次地震是上帝发出的要求人们遵守“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信号。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熟知大自然的破坏力量。但这种力量有时候也是有益的。1274年，当一支由16,000名蒙古、中国及朝鲜士兵组成的船队试图攻打日本的时候，据称一场可怕的台风摧毁了这支船队，从而阻止了这场侵略。这就是“神风”这个词的来源。那一次，自然力量拯救了日本。
当日本于1944年陷入同样的穷途末路之际，以“神风”为飞行敢死队命名自有其深刻含义。当时，单纯的军事努力已经不足以避免战败，这就需要一些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东西来挽回局面，通过牺牲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使占据上风的美国军队在敬畏中退却。至少日本是这样希望的。
The Yomiuri Shimbun/Associated Press
周二，日本南三陆町，被疏散人员在一个避难所里做运动。
日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核灾难，这个事实具有可怕的嘲弄意味，因为日本也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视为天谴。1945年，当美军B29战斗机投下的密集燃烧弹使东京陷入一片火海并在几夜之间就夺去近10万人生命之时，那个场景非常可怕，但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之后整座城市在几秒钟内被一颗原子弹夷为平地则更像是一种自然力所为。
这不再是常规战争的一部分了。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就不可能进行防御，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日本军方的顽固分子下令接受无条件投降。用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的话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将导致人类文明彻底灭绝的可怕的新型武器”。为了挽救人类文明而投降不能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除了让几十万人承受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外，广岛和长崎遭受的轰炸还产生了其他不幸后果。它扭曲了日本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两颗原子弹使整个这段时期看起来像是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不是一段人类罪恶的历史，在个过程中，所有日本人都受到牵连，而不仅仅是军队。
许多善良的日本人认为这两颗原子弹是来自上天的惩罚，硝烟散尽后，所有的道德记录都变得一清二白。关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著名实录是由受害者之一、放射学专家永井隆(Takashi Nagai)撰写的，他后来死于白血病。他将此次爆炸看作是一种赐福，一场可以使人类赎罪的灾难。和长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他的观点。
Micheal Kenna
日本西海岸的一处避风港湾。
永井隆博士位于长崎的故居已经成为一处圣地。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人现在也许愿意成为人类文明的拯救者，断然摈弃战争，并为永久的和平而祷告。在新和平主义状态下，日本在自然力量面前保持一贯的做法；他们试图通过咒语来安抚自然力量。战争责任基本上被遗忘。军事安全被移交到原先的敌人美国手中，而国家安全最主要的保证竟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永井隆博士很清楚地意识到原子能的破坏力，但他还是将其视为物理学上的一大胜利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长期以来，其他日本人也和他一样对核能抱着非常矛盾的感情。组成美国核保护伞的各种物件在日本海港进进出出一直是个公开（但也被人深恶痛绝）的秘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尽管日本对核能的依赖程度一直要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在最近的核事故中成为最不受信任的机构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掩盖其核反应炉中潜藏的危险缺陷。
对灾难可能随时降临的持续警觉给这个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显著影响。战后日本最著名的产品之一就是《哥斯拉》(Godzilla)怪兽电影系列。哥斯拉的创意不仅仅出自金刚，其灵感还来自1954年的一次核事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破了一颗氢弹，使一位日本渔民受到核污染并因而丧命。哥斯拉正是由海底的核爆炸催生出来的日本毁灭者。（顺便说一句，为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制作特效的口谷英二(Eiji Tsuburaya)还曾为另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制作了惊人的特效，这就是《夏威夷大海战》(Sea Battle from Hawaii to Malaya)，这部电影拍摄于1942年，是为了庆祝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周年。）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感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日本最早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就会举行一些安抚自然力量的宗教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来敬神。由于大自然时而亲切仁慈时而勃然大怒，因此必须通过供品、典礼和献祭来使诸神保持愉悦。和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上帝不同，神道教的神并不把法律、道德标准和教义强加于人。这种宗教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尊重。
佛教对生命的短暂性和无尽的生死轮回有着深刻的领悟，这种宗教也被证明与时刻面临自然灾害威胁的人们非常投契。在形容日本人共有的人生观时，宿命论是经常被用到的一个词语。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这种情绪。看看亲当（Chikamasa）在15世纪写下的这首诗吧：这一天你诞生了/下一日就将死去──/今日/薄暮降临时/秋天的微风拂过。
但是，顺应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命运不会使生命变得轻贱。相反，这会使人更加珍惜活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刻。那些生活在比较安全地区的人们通过憧憬某种形式的永生来与死亡的必然性抗争，即使自己不能求得永生，也要让功德流芳百世。为人修建的纪念馆（比如在曼哈顿或芝加哥）就是为了永久保存下去，至少这是一种理想，为神建造的纪念馆也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大教堂。
居住在火山坡和地震带上的日本人不会建造永久的纪念物。传统的日本建筑是用纸张和木材建造的，其柔韧性足以抵御轻微地震，并不是为了追求永恒。日本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坐落于日本中部的伊势，这座神社是如此之神圣，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担任其高级神职人员。这座神社始建于1,500年前，可以说既很古老又很年轻，因为它每隔20年就要被拆掉重建一次。唯一不变的一点就是它的非永久性。
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现在有许多用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高层建筑，具有抗震结构，但这些都是相对较新的开发专案。尽管现在许多建筑已经不再用木头建造（木材太昂贵而且很难维护），日本的城市建筑看起来还是有些偷工减料，很像电影布景，就好像在建造时就预期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样，看起来不太像曼哈顿，更像洛杉矶。
东京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几乎彻底的损毁，一次是在1923年的毁灭性地震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被美军的燃烧弹烧成废墟之后。在这两次重建首都的活动中，东京人民都行动迅速，干劲十足，而且精神振奋。在19世纪后期以前东京还被称为江户的时候，江户人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能平静地接受地震和火灾，后者美其名曰“江户之花”。
这是宿命论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东京还是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在遭受灾难打击之后都能很快恢复元气。外国观察家们对日本人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团结表示赞叹。没有抢劫，没有骚乱，也没有暴力活动。但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1923年，有关朝鲜侨民在水里下毒的传言引发了一场大屠杀，因为恐慌的日本民众一遇到朝鲜人长相或口音的人就会袭击对方。
在过去这两周里，日本人保持了自律性。这种自律来自所有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的社会从众性，还来自照顾自己的责任感以及怕给陌生人添麻烦的心理。这也要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与灾难相伴的生活所浇筑出来的一种意识：倒下的一切都能被重建。日本有句话叫“随水流逝”，就是说要忘掉过去的一切。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不愿承担过去的责任），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努力开创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最近的这场灾难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有理由相信日本不仅会再次重新振作起来，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强大。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之后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外国援助，这说明日本现在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民族自尊心方面不再那么敏感。
韩国和中国也首次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队，这无疑会大大改善因过去的战争屠杀而变得紧张的韩日和中日关系。日本自卫队被动员起来参与救灾以及日本士兵在帮助国民时的卓越努力将提升他们的形象，使经历了一场悲惨战争后不再相信自我防卫能力的国家恢复一定的信心。日本政府本身也在努力鼓舞民众信心，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应该也会蜕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普通日本国民的行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冷静韧性证明了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不仅是愚蠢和幼稚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们在认真地承担责任，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也为完全陌生的人。如果这种做法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旧习，那么现在正好可以打破陈规。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是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Henry R. Luce教授。最近出版的书籍有《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Taming the Gods: Religion and Democracy on Three Continents)。）
JT Morrow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respects to Katsushika Hokusai
在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及海啸后，现任东京都知事的作家及政治家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发表了天谴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言了。石原称，此次地震是当代日本人的自私所引发的天谴。他说，日本人有必要利用这次海啸把自私的贪欲冲洗干净，长期以来，这种自私就像细菌一样附着在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
事实上，这正是日本右翼团体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言论：日本年轻人只考虑自己，太过个人主义，失去了日本人原先所具有的顺从、自律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支持下的日本人应该总是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
石原慎太郎未能逃脱舆论的强烈谴责。上述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愤怒的声讨，指责他对仍然难以计数的地震、海啸及核辐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他不得不为此而道歉。不仅如此，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全体日本人在过去这两周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仍然可以做到自律和无私。
石原慎太郎的冷酷言论是利用了一种原始但常见的人类心理反射，这种反射赋予自然界中的非人力以特殊涵义。在古代中国，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被认为是恶兆，意味着一个朝代即将走向灭亡。日本也有这种倾向。传统上，日本人认为地震是由于一只大鲶鱼在剧烈活动，这只大鲶鱼被奉为神灵，受到膜拜和供奉。
Magnum Photos
1945年9月8日，一处为广岛原子弹爆炸难民提供的救助站中，一名妇女怀抱着她的孩子。
除此之外，生活在火山边或地震带上的脆弱人类还能如何去理解生存这件事呢？这一刻你还在静静地喝茶或做午饭，下一刻，一场强烈的地震、一次火灾或水灾就可能吞噬所有的一切。当然，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人类发现，不解释清楚就难以生存下去。并非只有日本人或中国人才会这样。美国名嘴葛 ·贝克(Glenn Beck)对地震做出的荒唐反应堪比石原慎太郎：他声称他发现此次地震是上帝发出的要求人们遵守“十诫”(Ten Commandments)的信号。
一直以来，日本人都熟知大自然的破坏力量。但这种力量有时候也是有益的。1274年，当一支由16,000名蒙古、中国及朝鲜士兵组成的船队试图攻打日本的时候，据称一场可怕的台风摧毁了这支船队，从而阻止了这场侵略。这就是“神风”这个词的来源。那一次，自然力量拯救了日本。
当日本于1944年陷入同样的穷途末路之际，以“神风”为飞行敢死队命名自有其深刻含义。当时，单纯的军事努力已经不足以避免战败，这就需要一些更加崇高更加神圣的东西来挽回局面，通过牺牲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年轻人，使占据上风的美国军队在敬畏中退却。至少日本是这样希望的。
The Yomiuri Shimbun/Associated Press
周二，日本南三陆町，被疏散人员在一个避难所里做运动。
日本目前正面临着一场核灾难，这个事实具有可怕的嘲弄意味，因为日本也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国家。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视为天谴。1945年，当美军B29战斗机投下的密集燃烧弹使东京陷入一片火海并在几夜之间就夺去近10万人生命之时，那个场景非常可怕，但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之后整座城市在几秒钟内被一颗原子弹夷为平地则更像是一种自然力所为。
这不再是常规战争的一部分了。看不见自己的敌人，就不可能进行防御，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日本军方的顽固分子下令接受无条件投降。用日本裕仁天皇(Emperor Hirohito)的话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将导致人类文明彻底灭绝的可怕的新型武器”。为了挽救人类文明而投降不能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除了让几十万人承受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可怕影响外，广岛和长崎遭受的轰炸还产生了其他不幸后果。它扭曲了日本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问题。这两颗原子弹使整个这段时期看起来像是另一场自然灾害、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不是一段人类罪恶的历史，在个过程中，所有日本人都受到牵连，而不仅仅是军队。
许多善良的日本人认为这两颗原子弹是来自上天的惩罚，硝烟散尽后，所有的道德记录都变得一清二白。关于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最著名实录是由受害者之一、放射学专家永井隆(Takashi Nagai)撰写的，他后来死于白血病。他将此次爆炸看作是一种赐福，一场可以使人类赎罪的灾难。和长崎市的许多居民一样，他是一位天主教徒，但很多日本人都相信他的观点。
Micheal Kenna
日本西海岸的一处避风港湾。
永井隆博士位于长崎的故居已经成为一处圣地。作为原子弹的受害者，日本人现在也许愿意成为人类文明的拯救者，断然摈弃战争，并为永久的和平而祷告。在新和平主义状态下，日本在自然力量面前保持一贯的做法；他们试图通过咒语来安抚自然力量。战争责任基本上被遗忘。军事安全被移交到原先的敌人美国手中，而国家安全最主要的保证竟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
永井隆博士很清楚地意识到原子能的破坏力，但他还是将其视为物理学上的一大胜利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长期以来，其他日本人也和他一样对核能抱着非常矛盾的感情。组成美国核保护伞的各种物件在日本海港进进出出一直是个公开（但也被人深恶痛绝）的秘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那样，尽管日本对核能的依赖程度一直要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但东京电力公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在最近的核事故中成为最不受信任的机构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掩盖其核反应炉中潜藏的危险缺陷。
对灾难可能随时降临的持续警觉给这个国家的文化带来了显著影响。战后日本最著名的产品之一就是《哥斯拉》(Godzilla)怪兽电影系列。哥斯拉的创意不仅仅出自金刚，其灵感还来自1954年的一次核事故。当时，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破了一颗氢弹，使一位日本渔民受到核污染并因而丧命。哥斯拉正是由海底的核爆炸催生出来的日本毁灭者。（顺便说一句，为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制作特效的口谷英二(Eiji Tsuburaya)还曾为另一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制作了惊人的特效，这就是《夏威夷大海战》(Sea Battle from Hawaii to Malaya)，这部电影拍摄于1942年，是为了庆祝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周年。）
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威胁感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日本最早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就会举行一些安抚自然力量的宗教仪式，通过这种仪式来敬神。由于大自然时而亲切仁慈时而勃然大怒，因此必须通过供品、典礼和献祭来使诸神保持愉悦。和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上帝不同，神道教的神并不把法律、道德标准和教义强加于人。这种宗教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尊重。
佛教对生命的短暂性和无尽的生死轮回有着深刻的领悟，这种宗教也被证明与时刻面临自然灾害威胁的人们非常投契。在形容日本人共有的人生观时，宿命论是经常被用到的一个词语。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这种情绪。看看亲当（Chikamasa）在15世纪写下的这首诗吧：这一天你诞生了/下一日就将死去──/今日/薄暮降临时/秋天的微风拂过。
但是，顺应变幻莫测的自然和命运不会使生命变得轻贱。相反，这会使人更加珍惜活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刻。那些生活在比较安全地区的人们通过憧憬某种形式的永生来与死亡的必然性抗争，即使自己不能求得永生，也要让功德流芳百世。为人修建的纪念馆（比如在曼哈顿或芝加哥）就是为了永久保存下去，至少这是一种理想，为神建造的纪念馆也是如此，例如欧洲的大教堂。
居住在火山坡和地震带上的日本人不会建造永久的纪念物。传统的日本建筑是用纸张和木材建造的，其柔韧性足以抵御轻微地震，并不是为了追求永恒。日本最著名的神道教神社坐落于日本中部的伊势，这座神社是如此之神圣，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担任其高级神职人员。这座神社始建于1,500年前，可以说既很古老又很年轻，因为它每隔20年就要被拆掉重建一次。唯一不变的一点就是它的非永久性。
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现在有许多用混凝土和玻璃建造的高层建筑，具有抗震结构，但这些都是相对较新的开发专案。尽管现在许多建筑已经不再用木头建造（木材太昂贵而且很难维护），日本的城市建筑看起来还是有些偷工减料，很像电影布景，就好像在建造时就预期一切都是暂时的一样，看起来不太像曼哈顿，更像洛杉矶。
东京在20世纪经历过两次几乎彻底的损毁，一次是在1923年的毁灭性地震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被美军的燃烧弹烧成废墟之后。在这两次重建首都的活动中，东京人民都行动迅速，干劲十足，而且精神振奋。在19世纪后期以前东京还被称为江户的时候，江户人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能平静地接受地震和火灾，后者美其名曰“江户之花”。
这是宿命论的另一个方面，无论是东京还是日本的东北部沿海，在遭受灾难打击之后都能很快恢复元气。外国观察家们对日本人在当前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自律和团结表示赞叹。没有抢劫，没有骚乱，也没有暴力活动。但情况也并非一直如此。在1923年，有关朝鲜侨民在水里下毒的传言引发了一场大屠杀，因为恐慌的日本民众一遇到朝鲜人长相或口音的人就会袭击对方。
在过去这两周里，日本人保持了自律性。这种自律来自所有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的社会从众性，还来自照顾自己的责任感以及怕给陌生人添麻烦的心理。这也要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与灾难相伴的生活所浇筑出来的一种意识：倒下的一切都能被重建。日本有句话叫“随水流逝”，就是说要忘掉过去的一切。这可能是一个弱点（不愿承担过去的责任），也可能是一个优点（努力开创未来）。
我们还不知道最近的这场灾难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有理由相信日本不仅会再次重新振作起来，而且还会变得更加强大。和1995年神户大地震之后不同的是，这一次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外国援助，这说明日本现在对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在民族自尊心方面不再那么敏感。
韩国和中国也首次向日本派出了救援队，这无疑会大大改善因过去的战争屠杀而变得紧张的韩日和中日关系。日本自卫队被动员起来参与救灾以及日本士兵在帮助国民时的卓越努力将提升他们的形象，使经历了一场悲惨战争后不再相信自我防卫能力的国家恢复一定的信心。日本政府本身也在努力鼓舞民众信心，在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应该也会蜕变得更加强大。
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普通日本国民的行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冷静韧性证明了石原慎太郎的言论不仅是愚蠢和幼稚的，而且是错误的。他们在认真地承担责任，不仅为自己和家人，也为完全陌生的人。如果这种做法不符合日本的传统旧习，那么现在正好可以打破陈规。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是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Henry R. Luce教授。最近出版的书籍有《驯服诸神：三大洲的宗教与民主》(Taming the Gods: Religion and Democracy on Three Continents)。）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如何寻找评论员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在担任BBC政治编辑（Political Editor）之前做过《苏格兰人报》、《独立报》的记者、编辑，为《观察家报》、《经济学家》写过专栏。电视的评论时代来了吗？不管它，只知道自从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第一家开辟日报的时评版以来，时评已经日盛一日。如果观众听到在电视上听到更多原创、理性、温暖的声音，那电视可能又获得了一次一再丧失的更新话语方式的良机。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电视要请的评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帮助电视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新闻为何发生？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情形怎样？我们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怎样行动？
比如秋风：2007年8月他就预言中国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物价是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他翻译了《哈耶克传》、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他可以用文字和演讲跟出租车司机谈经济学，冷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可以聊出租车市场的权力关系。如果他没有单位，有人会忌讳他是独立学者吗？如果他挂名民间智库，有人会问他怎么不在大学或社科院呆着吗？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独立、冷静和远见。
比如秦晖：正牌的学者，清华的教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史学为体、思想为用，对中国历史和当今转型期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清晰的概括，温家宝引用过他的“黄宗羲定律”；前不久他又提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尺蠖效应说。
评论员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概括。
比如于建嵘：他研究敏感的群体事件、家庭宗教等等问题，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其实，多年行走乡村和企业调查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中国，研究政治的多，但国内外公认的学者极少，他和香港的李连江算一个。
评论员应该有他一样的理性和激情。
比如吴思：做过中学的团支书，当过生产队队长，还曾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出名是因为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如今是《炎黄春秋》的常务社长。他很关心电视，在出版《潜规则》之前，每周四的下午经常和李大同、展江、于丹到《新闻调查》的办公室跟编辑记者座谈，或漫议时局或策划节目。
评论员，要有他这样的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
比如熊培云：你看他好敏感，“躲猫猫”事件一曝光，马上评：“就像去年流行的‘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一样，无以数计的网民继续用自己‘被磨碎了的激烈’、‘琐碎的怀疑’与‘诙谐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的关心……公众期待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介入，期待真相不能‘躲猫猫’，不能像李荞明一样被人蒙上眼睛，然后被撞到了墙上，夭折了生命”。
《南方周末》的评论版，经常请他评论一周的国内外评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也曾请他代笔。他是著名网站《思想国》的“国王”，是南开大学主讲新闻评论的副教授。他曾留学巴黎，但永远关注乡土。
评论员应该像他一样识时务。
比如姬十三：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科学文章：“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他为好多报刊写科普文章，但不喜欢“科普”这个词，觉得像高高在上的布道一般，他认为自己是在与人分享科学之美。他可不是业余发烧友，头上顶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头衔，他创办的“科学松鼠会”迅速蹿红，靠的就是“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的理念和专业的修养。前不久，他被《南方人物周刊》推举为“青年领袖”。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趣味表达。
作者：庄永志 来源：思想国
是调侃，还是警策——中央电视台行政楼二楼一间会议室的东墙上，有人手书虞世南的《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电视台，还中央，仿佛位高权重。涨价通知之类的文告式新闻，无论念得是否气大声宏，传得自然远；关于播音员或煽情或八卦的传闻，也风传很广。可惜，评点时事、议论当下的叫得响、记得住的观点、说法，没有什么来自央视高台。
簇新簇新的“本台特约评论员文章”，100多字中有75个字是这样的：“今后要保持粮食生产的好势头，关键仍然在于要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的积极性，采取的政策措施，目标要更加清晰、影响要更加直接、效果要更加显著”；再三聆听、反复瞻仰，以为是照抄多年来的一号文件。
这种文件体、语录体的评论，谁敢议论？！只能望诏谢恩、贯彻执行，若论传播，恐怕只是沉响费声，不如去看文件。
党媒也好官媒也罢，总还算个媒体，除了生产新闻，本该还制造舆论。可惜，自产自销的评论多是文件复印，以所谓特约观察员或嘉宾之名占据央视本已狭小的言论空间的也多是九十年前徐宝璜所说的“斗方名士”、“无聊政客”、“失学青年”。这些评论员们，著作没甚影响、官场政绩不彰、学界见识不高，有的是以著名播音员为偶像的朗诵爱好者，有的是把文件当法帖的书法爱好者，凭着在央视露脸而成名，还暗示朝中有人赏识，动辄拿“不高兴”卖钱，轻易以央视评论员光环承包课题、开会剪彩。
不管认不认同吴小莉把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称作“凤凰三宝”，可他们——还有杨锦麟——是以自己的嘴使凤凰更加出名；这几个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大多家学渊源、有些文名。
曹景行，父亲曹聚仁一生写的东西比李敖还多，曹聚仁这个谜一样的人既是记者，也是教授，还为国共两党穿过针引过线，我的书架上还有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曹景行自称是1989年移居香港后才读到父亲的书。曹景行的成名靠的不光是遗传，还有他下乡十年、毕业复旦、曾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和《明报》主笔的阅历。
磕磕巴巴、被包装得有点儿像列宁的阮次山，在台湾学的新闻学、在美国学的政治学，在台湾广播公司干过，在洛杉矶创办过《国际日报》，给很多报刊写了一二十年的专栏。1992年还专访过江泽民。
眼下高考结束不久，三十一年前的1978年的语文试题有篇文章《第二次考试》，作者何为就是何亮亮他爹。当过红卫兵和钢铁厂工人，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念书的时候，何亮亮听的是王佐良、周振甫、董乐山，更经常去萧乾和冯亦代家讨教；移民香港后萧乾推荐他进了《文汇报》，后来做到主笔，当编辑写社论，都来。《江泽民传》、《汪道涵传》的作者何若涵，就是何亮亮；不过，《普京传》他署的是真名。这些，都是到凤凰之前干的。
到凤凰之前，下乡放过牛、回城清过下水道的杨锦麟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搞研究，还出了专著；1998年到的香港，跳槽多多，用陈子帛的笔名为《信报》写专栏，分析两岸关系。2002年，他从凤凰的客人变成了读报的DJ。
虽然“凤凰四宝”个个强过央视的所谓评论员，但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这些年的电视评论生涯正一点点地消解着四老多年的新闻积累，尤其是他们即时性、插入式、松紧带一样的评论，仿佛新闻玻璃汤中的油星儿，亮则亮矣，意寡味淡。
最打眼入心的，还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人家那才叫评论！抄段旧文，再夸一夸——
广东人敢说，会说，远有康梁、孙文，今有南方报系，特别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天天早上都给我这个靠电视吃饭的读者大大的刺激。
那么多大事小情，什么值得关注？如何关注？南都的评论把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议题，把议题变成焦点，把焦点变成美文。它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
像孙志刚案一样，“彭水诗案”也是南都率先披露，第二天，社论质问：“一条短信在几十个人中间传播，到底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公安局凭什么监控普通公民的短信，又怎么可以去翻阅无罪者的聊天记录？秦中飞到底有没有公民权利？彭水的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难道彭水弃中国大环境于不顾，仍然停留在专制的古代？”这一声声质问，让同行真真切切体悟“个案虽小，却是中国人言论窒息的范例和政治生活的标本：既可以看到渗入到基层的‘统治’习惯，也可以触摸到内化于人心的深刻恐惧。这正是《南方都市报》长期关注、力求切入的命题。”南都的报道和评论，直追到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追到认定秦中飞无罪，追到该案撤销，追到秦中飞获得国家赔偿，追到被免职的县委书记又被任命！这份阐释、这份挖掘、这份执着，敬之者谓之赋予意义，钳口者则径直斥之炒作。
南都的评论，关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媒体，新如网络旧如报刊电视，虽不能畅所欲言，却已是众声喧哗。尤其在网上，受者也是传者，阅听和发布全是“我自己”说了算。南都评论，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散步者、肃立者，一起论政。股市暴跌、物价飙升，政府何为？不妨一议；扫黄打非、卡拉OK收费，且听我说。不经过或不让经过公众讨论的政策，很难说是慎思明辨的结果。
物价上涨，政府出手干预，南都评论一面承认政府当然无法袖手旁观，一面明言：干预价格只是治标之策，抑制物价上涨不能只盯着价格，政府只能从源头上影响价格。反低俗淫秽作品，南都评论并不反对，但它要问：国家判定“低俗”的标准是什么？社论的标题：“政府反低俗，首先要承认大众标准”。加强网络视频监管，它提醒：监管莫误竞争。这样的评论，是社论，是一个媒介、一个机构的声音！要勇气，更要智慧。
既然是“I信息时代”的公共平台，除了社论，南都评论还有对社论的批评、对批评的批评，还有像三季稻的街谈、有像俞可平和胡舒立大作的推荐，当然还有朱学勤那样的大家专栏，也有网友跟帖的黑色幽默、无奈酸辛。
信息的汇聚与流动，学中央电台的《中国之声》；评论的引领舆论，学南都时评。牢骚悲叹没用，噤若寒蝉等死。央视的评论员，如何才能像南都的评论员那样——常情常理非常道：独立判断、讲究理性、独特表达？
我曾恭恭敬敬向南都讨教，评论的操持者一一打开锦囊，仔仔细细解析了他们的理念与操作。
向南都学习
他们尤其看重理念——
他们认为，南都的时评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中国与中国人，正处在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的努力之中。这种大转型，自晚清开埠而始，基本的命题便是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其间的种种努力，所要解答的不过是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经济发展的民生主义诉求与政治文明的民主主义诉求。时下的中国正处在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最后关键阶段，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推动者，也无可逃遁地要成为这一历史的被触动者。因此，在这个转型中，这个国家的方向、所获得的进展、所遭遇的困顿、所影响的命运，是南都评论所要紧密关注、积极表达的话题。这看似宏大的定位，其实正是中国今日媒体的自觉。日常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应有这样的逻辑，但体现立场与观点的时评，无疑是更为直白的载体。说到底，这番理念，正是整张报纸的抱负。
他们这样操作——
1、如何判断文章高下：
他们的投稿邮箱设有这样一段自动回复：“我们关于专栏作品的三点要求：一是时效性——最好针对一周之内的时事新闻进行评说；二是独特的认知价值，请注意这个‘独特’字眼，我们希望的认知价值，可能需要专栏作者排除自己看到新闻首先涌现出来的第一个甚至第二个想法，穷尽到第三个、第四个，自然就能言人所未言；第三点，在强调认知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文本价值，也就是希望作者能精心布局，费心行文。”
在这三点要求之中，独到的见识是他们最核心的要求，“你说出来的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或者别人虽然知道，但你说得更全面、更专业、更深刻”；并且，报社非常强调文章的可读性，越容易阅读的文章越容易传播。简言之，他们力求逻辑之美和文字之美。
2、各版如何设置：
每天拥有三个评论版，即社论版（代表报社的立场和观点）、个论版（代表专栏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众论版（代表网民和读者的立场和观点）。星期天还有评论周刊。南都时评虽然是一个提供观点的平台，所谓“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但是，所有的三个版面的文章都要求大体上认同时评的基本理念——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其中，社论版的价值要求最严格，因为这是代表报社立场和观点的，个论和众论要求相对宽松，可以刊发本报并不认同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因为“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3、如何寻找好写手：
他们认为，对于一名报社评论部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能否识文和识人——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够写出好文章。同时，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相当的见识，以赢得作者的认可和尊重；要有新闻理想，要有胆识和勇气，敢于在尺度上突破。他们强调，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没什么比理想和勇气更重要了。
在这个所谓的“公民写作”时代，职业的时评写手充斥着整个时评界，这些职业时评写手大多对中国的历史转型并没有系统的认识，而多是以知识的碎片为工具，论证的角度、过程与结论，也因此往往难有独特价值。所以，和南都时评理念相吻合的作者，应该是那些对中国百年转型有着系统认识，并对转型的三大内容（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有着专业知识的人，比如具有系统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与知识分子，以及具备丰富阅历感知的经验主义媒体人。这其中高度关注时事的人，便是南都时评需要的作者。
他们对作者作了细分：第一类是专家，如秋风，他们是各方面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独到的见解，是南都倚重的中坚力量；第二类是媒体从业人员，如长平，他们是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佼佼者，对新闻评论最熟悉、对热点新闻最敏感，拥有完整的知识架构与成体系的评说工具，是最贴近南都时评理念的作者；第三类是海外学人，如林达，他们是旅居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历和学养让其可以掌握第一手的海外资料，对新闻事件有着不同于国内的全新视角；第四类是网络写手和专栏作家，如十年砍柴，他们的特点是视角新颖、文笔流畅，往往举重若轻，玩弄文字于股掌之上，给严肃的评论版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
因为尝过南都时评的美味，所以我完全认同他们的理念、深深折服他们的操作。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时评”过敏，但中文无论叫评论还是时评，电视台和南都关注的都是Current Affairs；即便是社论，也不过就是编辑部观点，也可以跟台外的高人合作，不要动不动就用“一言倾社稷”来吓唬自己或逼着自己以高头讲章训导观众。
取乎上得乎中，作为大众媒体，要想追上甚至超越同为大众媒体的凤凰，必须向貌似都市小报实为精英大报的南都看齐。
别的不再饶舌，单说说究竟请什么样的人做电视评论员。
到底请谁？
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电话连线还是专访，标准很简单——公共知识分子，会表达的理念人：深入思考公共问题、愿意面对电视观众、能以清晰有力的表达跟公众沟通，可以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大学教授，也可以是王小波那样的独立学者，还可以是鲁迅那样的公务员。
请他们通过电视做评论，不是出让讲台，而是提升电视。文人论政自有舞台，真知灼见古今未绝；未必总在高处喧哗，但他们往往在最有影响的地方发声。个人网站、思想博客、门户网站、新锐报刊，人们通过各种新旧媒体追寻着、放大着他们的声音。
与公共知识分子为伍，也是在提升电视人的境界。电视台自己的记者、编辑当然可能有成为一流至少入流的评论员的潜质，但他们更可能成为优秀的Presenter或Anchorman；纯然成长于电视的Commentator高手，全球罕见，即便如CBS《60分钟》（60 Minutes）的华莱士，他应该算出镜记者（Correspondent），他的同事安迪·鲁尼，接近Commentator，是专栏作家出身，BBC《安德鲁·马尔秀》（Andrew Marr Show）的安德鲁·马尔，在担任BBC政治编辑（Political Editor）之前做过《苏格兰人报》、《独立报》的记者、编辑，为《观察家报》、《经济学家》写过专栏。电视的评论时代来了吗？不管它，只知道自从2002年《南方都市报》在全国第一家开辟日报的时评版以来，时评已经日盛一日。如果观众听到在电视上听到更多原创、理性、温暖的声音，那电视可能又获得了一次一再丧失的更新话语方式的良机。
居高声不远，还需借秋风。电视要请的评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帮助电视为观众提供新闻的增值服务：新闻为何发生？会如何发展？国外的状况如何？历史的情形怎样？我们可以如何评价？又可以怎样行动？
比如秋风：2007年8月他就预言中国经济要进入衰退，那时候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说物价是结构性上涨，中国很快就会挺过去；不幸被他言中。他翻译了《哈耶克传》、主持翻译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他可以用文字和演讲跟出租车司机谈经济学，冷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可以聊出租车市场的权力关系。如果他没有单位，有人会忌讳他是独立学者吗？如果他挂名民间智库，有人会问他怎么不在大学或社科院呆着吗？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独立、冷静和远见。
比如秦晖：正牌的学者，清华的教授，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史学为体、思想为用，对中国历史和当今转型期特征有深刻的体察和清晰的概括，温家宝引用过他的“黄宗羲定律”；前不久他又提出关于这次金融危机的尺蠖效应说。
评论员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概括。
比如于建嵘：他研究敏感的群体事件、家庭宗教等等问题，戏称自己是“江湖学派”，其实，多年行走乡村和企业调查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中国，研究政治的多，但国内外公认的学者极少，他和香港的李连江算一个。
评论员应该有他一样的理性和激情。
比如吴思：做过中学的团支书，当过生产队队长，还曾是《农民日报》的记者，当然，他出名是因为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血酬定律，如今是《炎黄春秋》的常务社长。他很关心电视，在出版《潜规则》之前，每周四的下午经常和李大同、展江、于丹到《新闻调查》的办公室跟编辑记者座谈，或漫议时局或策划节目。
评论员，要有他这样的历史眼光和现实关切。
比如熊培云：你看他好敏感，“躲猫猫”事件一曝光，马上评：“就像去年流行的‘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是来做俯卧撑的’一样，无以数计的网民继续用自己‘被磨碎了的激烈’、‘琐碎的怀疑’与‘诙谐的日常反抗’，来表达自己对某一具体的公共事件或者公共话题的关心……公众期待有第三方的独立调查介入，期待真相不能‘躲猫猫’，不能像李荞明一样被人蒙上眼睛，然后被撞到了墙上，夭折了生命”。
《南方周末》的评论版，经常请他评论一周的国内外评论；《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也曾请他代笔。他是著名网站《思想国》的“国王”，是南开大学主讲新闻评论的副教授。他曾留学巴黎，但永远关注乡土。
评论员应该像他一样识时务。
比如姬十三：有读者这样评价他的科学文章：“文字这么清新，讲解这么明了，角度这么有趣，啊呀呀，简直可以当得上两个字的当今最高评价：闷骚！”他为好多报刊写科普文章，但不喜欢“科普”这个词，觉得像高高在上的布道一般，他认为自己是在与人分享科学之美。他可不是业余发烧友，头上顶着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头衔，他创办的“科学松鼠会”迅速蹿红，靠的就是“用轻松通俗的方式剥开科学的坚硬外壳”的理念和专业的修养。前不久，他被《南方人物周刊》推举为“青年领袖”。
评论员应该有他这样的趣味表达。
作者：庄永志 来源：思想国
拇指文化、手机与社会存在
手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作者：黄鸣奋 来源：《读书》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作者：黄鸣奋 来源：《读书》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当代移动通信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早期主要以对用户的社会调查为特色，由此发现的诸多问题逐渐成为其后理论探索的重点。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与注意分配？手机流行如何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身体活动与自我呈现？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又如何因为使用手机而发生变化？手机如何与亚洲的中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等等。
二○○○年秋，乔伊斯和弗里德曼分别在《纽约时报》和《每日电讯》发表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日本围绕手机形成的“拇指文化”（女生的拇指绕着键盘转，宛如在演奏小提琴协奏曲）。这一术语迅速随着手机的普及而在全世界不胫而走，成为手机文化的别称。它的涵义当然不局限于拇指族如何操作手机键盘，重点也不在于上述操作可能给用户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带来什么变迁，而是移动通信的社会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手机渐渐变成日常生活几乎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用户数量在世界各国成指数地跳跃增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拇指文化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例如，英国社会研究公司Teleconomy逐年进行题为“宾格我，我的移动与主格我”的调研（二○○○——二○○四）；台湾的市场智能中心发布了《中国消费者购买欧美手机的意图》（二○○七）。美国媒介理论家莱文森出版了《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二○○四）；在挪威工作的美国人林（R.S.Ling）出版了《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二○○四）；日本的伊藤瑞子等人推出了《个人、便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二○○六）。瑞士圣加伦大学社会学家格罗茨、伯奇与英国电信专家洛克合编的《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二○○五），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是有代表性的。
手机是什么？它当然是一种电话机，同时，又兼备微型无线电台、照相机、摄像机、播放机、计算机乃至于电视机等多种功能。《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在导言中谈道：“它是一种强化个人身份感的物神化（fetishised）对象。它是一种改变我们处理事务方式的有革新能力的技术。它是一种改变我们管理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的手段。它是一种发送文本-信息的工具。它是一种我们掌中的超级计算机，可以执行比阿波罗飞船更为复杂的计算任务。”若论其社会影响，最为重要的或许是：“手机正在变得与存在相联系。用固定电话通信，我们呼叫场所；用移动电话通信，我们呼叫人。我们日甚一日地期待人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如果呼叫无应答，就会觉得受挫。”编者举出两个实例来说明这种联系。在二○○四年三月十一日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中，先是恐怖分子利用手机触发炸弹，后是治安当局利用手机记录追踪施炸者。在二○○五年七月七日伦敦地铁和公共汽车爆炸案中，灾后人们纷纷用手机确认所爱的人是否安好（这相当于确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使用者如此之多，以至于移动运营商不得不设法控制呼叫量。在那些日子里，新闻机构拨打手机寻找目击者，警察局呼吁市民提交手机所摄影像以作为暴行的证据，反响如潮水般涌来。“在面临灾难时，我们求助于口袋中这一小小的手持物，既重新联系外部世界中我们所爱的人，又捕获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事件。它表现了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的阐释——‘是我在此处’与‘我在是此处’。这正是对于手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的执拗确认。”美国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所注意的则是手机平时如何被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不只是维护社会层系，而且提供一种安全感。对于儿童来说，手机的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超越享乐原则》（一九二○）中所讲述的fort-da游戏中的线轴。小孩反复抛出、拉回线轴，借此重演母亲的“消失—回来”（非在与存在）。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肯定手机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虽然他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唐纳以卢旺达为例，说明手机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化。根据他的考察，手机允许人们用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有效地组织工作。不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小餐馆老板这样的普通用户，都享受到移动通信技术所提供的穿越时空、保持业务联系、做出业务决定、根据不断变化的微观日程管理业务的自由。
当然，上述自由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休默与特吕奇指出：引入手机，已经可能也允许有更多的机会来管理作为社会空间之代表的领域，如通过在工作环境中使用短信管理社会事务等。这提供了一种范式转移，即从处身于特定物理场的需要转移到管理特定的领域、以至于在任何其他领域管理另外任何领域的能力。这种能力将领域边界从特定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同时又引入了一种“熵”的要素，并增加了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在手机广泛应用之前，社会身份总体来说是依系于场所定位的。在特定时间被描绘的社会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被定位的社会环境，以及他们与谁在一起。例如，如果人们在家，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父母或配偶的社会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家庭在一起；同样，如果他们在工作，他们可能正在维护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与其工作同事在一起。每种角色或身份都紧密地与其周边物理环境及共同定位的同伴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电话开始改变了这一点，虽然它最初是不可移动的、定位在特定的地点。因此，如果某人接电话，对打电话的人及听电话的人来说，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维护的身份总的来说是清楚的。谈话然后相应持续。引入手机之后，情况便非如此。对打电话的人来说，对方当时所处之处并非一下子就明显。与此同时，用户也不知道自己的哪种社会身份将被唤起。由于领域的边界已经变得日益模糊，身份边界也变得更有弹性。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个人产生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处于运动之中，不可能预计在下一时刻对自己的社会身份的要求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休默与特吕奇引入了“互联空间”（interspace）这一范畴。布尔迪厄曾定义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即家庭、工作与社交。休默与特吕奇着眼于这三个确定领域之间的新领域，即所谓“互联空间”。“互联空间”最初毋宁说是“互联时间”，指的是发生了两个时空上分离但相关的事件之间的时段。它可以是在两个领域之间运动所花的时间（如早晨离家上班所用时间），也可以是一次会议的安排和会议自身之间所经历的时间。其后，休默将“互联空间”解释为“空间之间的空间”，代表了领域之间的边界，对领域加以支配或协调的活动就在其中发生。更全面地说，互联空间是某种时空环境，由高度复杂的过程组成，这些过程首先关系到周边领域的边界划分与联系。经验研究甚至导致这样的结论：介于两个事件之间的互联空间甚至可能比事实上的事件更重要。休默与特吕奇认为：通信手段的移动性使得先前具有短暂性、过渡性的互联空间变成了相对独立、日益重要的社会领域。它是不同领域的交叠，人们在那儿杂耍各种角色，管理诸多社会身份。这两位学者阐述了互联空间对于社会身份的意义：首先，互联空间为人们提供了强化特定领域社会身份的机会。例如，一个人在上班的火车上发短信给其社交领域（而非工作领域或家庭领域）的联系人，这就表明他正在强化自己在社交领域（而非其他领域）中的身份。由此看来，在互联空间之内存在“领域之战”（家庭、工作与社交彼此消长）。其次，凭借手机，用户可以通过SMS、语音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手段在互联空间中创造并维护各种社会身份。第三，在移动状态中联系社会网络的能力，对重新肯定个人身份起关键作用。第四，将领域与社会身份从物理场所分离开来，可以有多种含义。例如，运用手机意味着当事人可以减少旅行，而让别人来到自己身边。
社会存在的变化不仅意味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且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格塞认为，手机将通信权力置于个人手中，同时又让人们得以摆脱场所、时间与体制的约束，是一种导致社会变革的激进力量。它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与退行性影响，即引导用户从多数人的同质文化后退到个人的异类文化。匈牙利学者尼里《作为回归无偏见交流的手机》一文对格塞的观点加以呼应，认为移动通信使我们倒退到更为直接、非疏远化的通信形式。它重新建立了一种个人的、微观社区的感觉，与已经在现代主义思维中无处不在的比较形式化、结构化的组织形成直接的对比，许诺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重建先前由真正的本地社区所享有的特性。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约特深入研究所在国一个样本组对手机加以定制的行为，并揭示了发送短信和彩信对于保持个人社会联系至关重要的意义。处于这一活动中心的是手机自身，即作为发送信息的机器。约特记录了用户如何通过为其手机选择屏保、铃声与面板来对自身身份的显示加以管理，将这种做法视为表演性行为。它证明性别与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实践、排练与表现的。英特尔公司资深研究员贝尔对亚洲的拇指文化加以解读，揭示一个韩国用户如何运用五种不同铃声以区分五个不同社会群体。这种方法使得用户在接电话前准备好正确的欢迎词，保证她不会冒犯任何打电话给她的人。这是铃声用途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发展——不是区分手机所有者，而是区分来电话者。
总的来看，手机促进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也汇聚了公共通信与私人通信的矛盾。根据德国爱尔福特大学的霍夫里奇的观点，由手机所维持的社会网络是强烈地私人的（固定通信有“黄页”，移动通信却没有用户公共目录），然而私人用手机进行的交谈经常是在很公开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手机重新定义了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手机通信还反映了可能更深地植根于国家文化与社会行为中的东西。某些国家尽管地理上紧密相邻，但使用手机的宜忌却彼此有别。北欧国家中被接受的行为在地中海国家中并不被接受，反之亦然。
社会存在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个人心理状态的变化。英国萨里大学的文森特着重考察了用户对于手机的情感附着。这种情况不仅表现为获得手机时的欣喜、使用手机时的舒畅，而且表现为丢失手机时的惊慌与焦虑。文森特认为：这种情感附着是我们对手机进行投资的结果。由于被个人化的缘故，手机保存了对于用户具有特殊意义的电话号码、照片和其他信息，成了生活记忆和社会联系的总目，充当“我，我的手机和我的身份”的图标，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生活具体化，而不仅仅是使之成为可能。意大利乌迪内大学的福尔图纳蒂注意到手机可能变成眷恋甚至膜拜对象。在论文《作为技术人工品的手机》中，她分析了这一现象的原因，即我们将自己的复杂情感赋予它，为之设计各种“合成美学特性”，直到它不再是一种普通的通信工具，变成“一种时尚的、诱人的物体，介于附属品与珠宝之间”。与固定通信相关的心理问题当然可能迁移到移动通信中。英国艾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哈顿发现，不同代人之间使用电话进行交流时的误解为手机所加剧，他特别讨论了我们在使用语音邮件与应答机时所经常感觉到的挫折如何因手机而增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事情。英国剑桥微软交互性系统开发组资深研究员哈珀介绍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做法：某些父母与自己的孩子在家中讨论电话账单，将对手机的管理变成了一种与孩子们讨论道德伦理问题的活动。他们不是舍不得为孩子使用手机付费（甚至也不是力求尽量严格地限制其消费），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经济后果。就此而言，手机账单具备象征性意义，相关讨论对推进儿童社会化是有益的。
手机本身的社会存在是由移动通信产业来保证的。目前，这一产业的发展至少涉及以下矛盾：
其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手机经营者在产品开发与市场推广领域面临多样化的选择。由于手机功能的多样化，经营者或自愿或被迫地日益远离原先的语音通信服务核心市场，涉足始料未及的各种新技术。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施莫兹的《面向未来，改变顾客需要》一文讨论了手机经营者在试图开发分歧的、碎片化的顾客群体所要求的产品并将它们市场化方面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同样被多样化选择弄得无所适从的是消费者。移动运营商的服务水平、收费方案彼此有别，手机开发商不断推出各种令人联想到不同身份与文化背景的新产品，令用户眼花缭乱。格罗斯与伯奇两位研究者因此探讨了顾客如何适应这种“多重选择”的问题。
其二，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关系。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信息革命最令人瞩目的成果。德国伊梅诺技术大学的多林、贡尔多夫着眼于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会聚——移动网志（即移动博客），认为它向用户提供了一种借助于可由其手机获得、通过互联网观看的照片来表现其生活的手段。诺基亚公司已经将相关产品命名为“生活志”（lifelog），多林与贡尔多夫考察的正是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无监视的出版或传播，其内容范围从用户对自己走路姿态的平凡记录，到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记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早期的移动网志软件不是来自经营者、手机或软件制造者，而是出自繁荣于互联网的社会软件社区，作为网络化社会的副产品而出现，为许多商业性公司所仿效，这一现象为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瓦茨等人所注意与阐述。
其三，现状与未来的关系。手机用户的增长速度之快（“移动狂热”）固然令产业界欢欣鼓舞，但与之相伴的某些负面现象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工作于国际电信联盟的瑞士专家斯里瓦斯塔瓦由此思考手机用户应有的礼仪（“移动风度”），并提出应对信息垃圾等负面因素的对策。资深人士还对手机产业的未来做了不同的预言。英国移动通信专家戈尔丁认为：手机硬件技术与软件技术将不断发展，用途将日益广泛，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移动电话。第三代移动通信（3G）汇聚各种技术，具有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他的同胞、独立顾问福金则主张：移动运营商不要迷恋于“内容为王”，而要恪守“通信为王”的原则。即使进入3G时代，手机的优势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充当我们口袋中的全能超级计算机或数据库。
《拇指文化：手机对社会的意义》一书共收入论文二十篇，分为“文化身份”、“移动人格”与“产业前景”三组。编者不是将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文章，而是视为相互呼应的章节。作者来自不同国家，论题涉及手机技术、手机产业、手机文化的方方面面，值得一读。正如书中所收美国鲁特格斯大学教授卡茨《移动通信与日常生活的转变：对移动研究的下一阶段》一文所谈到的，拇指文化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注意力在当下与远方之间的分散如何影响各自的社会关系？移动通信技术会影响社会体制与政治生活吗？国际犯罪如何控制，反恐努力如何通过移动通信进行？“移动鸿沟”（mobile divide）是否会形成，并对于那些已经不能运动的老年人、已经社会边缘化的人产生不利？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价值不仅表现为提供考察结论，而且在于唤起学术兴趣、开拓研究思路。
（P.Glotz,S.Bertschi & C.Locke 〔eds〕,Thumb Culture:The Meaning of Mobile Phones for Society,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5）
2009年3月15日星期日
粮食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青：《我爱这土地》
一
家乡的人们把１９５９年秋冬、１９６０年春发生的大饥荒叫做“粮食关”。记得小时侯，如果哪家的孩子吃饭时撒了饭粒，或者剩了碗底，大人免不了要责骂：“你没有过过粮食关，不知道粮食金贵！”
我的母亲是独生女，因为外祖父、外祖母招父亲做养老女婿，我从小是在外家长大的。祖父、祖母在本大队，住得也不远。一次去祖母家，吃午饭时小叔掉了一团米饭在地上，已经８０多岁高龄的曾祖母一句话没说，把那团饭捡起来放进嘴里，咀嚼几下咽了下去。那强烈的咀嚼的动作和庄严的神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明白只有对饥饿有过深刻体验的人才会如此。曾祖母一生中至少有两次难忘的饥饿经历，一次即是粮食关，她讲述过许多次，我那时侯小没往心里去。另一次在她小的时候。她的原籍是在黄河边的河南省滑县，９岁时随父亲和一个弟弟逃荒到我的故乡。１３岁时，父亲准备返乡，没有盘缠，就把她卖给了人家当丫头。
粮食关对我家庭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母亲曾是一个背着一根粗黑辫子的漂亮的女中学生，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我问过外祖母为什么偏偏选中了父亲，她告诉我，父母定亲的时候正赶上粮食关，当时祖父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她和外祖父想，万一他们老俩口饿死了，能有人给母亲一口饭吃。
不断有人提起粮食关，说粮食关饿死了很多人，说在粮食关中人们吃糠咽菜……渐渐的，粮食关在我的记忆和情感的深处拧成了一个需要日后解开的结。
若干年后，我连头也没回地进了城，上了大学。可是等到读了研究生，又开始自觉返顾故乡。现代作家周作人喜欢搜集同乡人的著作，特别对其中所记故乡的事物感兴趣。我也想多知道故乡的事。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我需要面对更普遍的世事人情，但可以对故乡这一个点认识得更深一些。同时，对故乡的审视也包含了对自我的认知，自己的根在那里。
我的家乡霍邱县位于皖西的大别山之北，淮河的南岸。我家所在的叶集镇在本县的西南，地处安徽霍邱、金寨与河南信阳市的固始三县的交界处，南依大别山，西濒史河，素有大别山门户之称，又是安徽省西向中原的窗口。在皖西，几乎无人不知叶集。
然而，霍邱与周作人的故乡绍兴相比，显得太平庸了。绍兴古往今来人文汇萃，名家辈出。霍邱自隋代置县至清的千余年里，只是在清代出过两个不知名的进士。历史进入了本世纪。出了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陶勇，他于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出了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出了几个作家、学者，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等因为参加过鲁迅领导的“未名社”，颇有些文名；革命文学作家蒋光慈也是霍邱人，不过他家所在的白塔畈解放后划归了金寨县。陶勇与几位“未名社”的乡贤都是叶集人。
我想搜集与霍邱有关的著作。到手的只有台静农为鲁迅所推重以叶集的社会生活为素材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以及近年来印行、出版的《叶集镇志》和《霍邱县志》，台先生所编的《淮南民歌集》只是寻来读过。《叶集镇志》为打印本，１９８７年印行。《霍邱县志》是去年年末从县档案局邮购的，１４０万字的煌煌巨册，１９９２年作为“安徽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
购得这两本地方志后，我都首先急切地寻觅有关粮食关的记载。没有专门或集中的叙述，只有些零零星星的文字分散在相关的章节里。我在《叶集镇志》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的大事记中分别找见以下两段文字——
是年，由于一些干部没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农村推行“少种多收高产”的
方针，以后盲目多报产量，乱放“卫星”（当时称奇迹为放“卫星”），叶集粮食产量表
面上“大跃进”而实际上大幅度下降。
旱情严重，粮食歉收，人民受到饥饿的威胁，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
又于《霍邱县志》１９５９年的大事记中读到：
是年，因灾和“五风”造成粮食大减产，全县仅收粮２．９９亿斤，比１９４９
年还减产２２%,是建国后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
是年，粮食和副食品短缺严重，开始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
两本地方志的记述都很难使人满意。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在１９５９年就发生了，镇志没有记载。虽然１９６０年饿死的人最多，县志人口表上显示这是建国后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大事记中反而只字未提。“发生”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到底发生了多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今年春节回乡探亲，我决心去调查、采访发生在故乡土地上的粮食关。
二
从元月下旬到２月中旬的半个多月里，除了正月初三送年之前的几天外，我差不多天天在奔波。以当时的叶集人民公社为重点，先后采访了２０多个当事人，其中有当时的公社干部、大队干部、死者的家属和我家的亲戚等。２月６日（正月初七）我赶到离家７０公里的县城，在县档案局蹲了两天。档案局里与我所关心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材料甚少，接触到的所有当时的材料都没说饿死过人。离开县城的那一天，我采访了１９５９年的县委常委、１９６０年的县委副书记张德新，老人向我介绍了当时县里全面的情况。许多重要的当事人都已骑鹤西去，健在的人多数年事已高，记忆被历史的风雨剥蚀得有些残缺，他们的叙述时有混乱甚至舛误之处。谈起那３５年前的往事，人们都表情严峻，语调迟缓，然而态度却很平静。我在心里记，在笔记本上记，对搜集、采访到的资料进行甄别、拼贴，努力构制出一幅关于粮食关的完整画面。
几乎众口一词：导致粮食关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五风”的盛行。１９５８年８月，全县匆匆地大办人民公社。９月开始在这块已经发烧的土地上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对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其中，灾难性最大的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呈送地委的《中共霍邱县委关于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１９６０年１１月），汇报了县委工作队为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到俞林公社试点摸到的情况，从中可见全县农村共产风的一斑：这个公社也是在公社化初期就刮起了共产风。１９５９年５月以前，被刮的主要是旧铁、木料、家具、粮食和劳动力。６月以后，公社公开布置基层干部到处刮风，以发展社有经济为借口刮走了社员的大批物质。据１１个大队的调查统计，殃及的群众２，７４９户，平调的门板、床、水车、犁耙、家具、木料、房屋等物资达６８００多件。接着，公社打着办综合副业厂的旗号，从各大队无偿调来家禽家畜。公社妇联会办“三八”羊厂，召开妇女大会，要求妇女带羊上会，否则就被视为没有集体主义思想。几次会议献了７１只羊，群众称之为“要羊会”。由于刮来了家禽家畜，又接连相应地调来了群众的房屋、木料、碾磨和生产队的饲料等大批物资。
著名的史河灌区工程也在“大跃进”的紧锣密鼓中大规模上马。全县当时人口８３万，而同时调用的民工达２０多万人。精壮劳力要走了，并且调拨去了大量的粮食，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业生产。秋收季节，有的地方收割的稻子捆成了捆，上面一声令下，劳力就得上工地，一些稻子烂在了田里。农业产量的指标反映的不是实际情况，而是干部“热昏”病中的呓语。１９５８年９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霍邱县红星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改名为叶集人民公社——黄按）首届代表大会决议》制定出１９５９年的农业生产任务：粮食平均亩产５千斤，其中水稻平均亩产４千斤，卫星水稻３万到６万斤。１９５９年俞林公社炫耀搞代食品的成绩，本来严重不足，却向县委汇报库存代食品的原料和成品３３８，０００斤。全社实有胡萝卜不到３万斤，而上报２８３，０００斤。既然生产出了这么多的粮食，有这么多的库存，那就应该缴纳公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干部们比着吹牛，比着卖粮。县里还曾把各大队的书记、副书记、主任弄到县里逼粮。
说是为了方便工作，统一领导，全县城乡于１９５８年秋天办起了８４７８个食堂。社员不再允许拥有粮食，由基层民兵组成的纠察队挨村挨户侦察，搜刮粮食。如有藏粮者，一经发现，就免不了要被吊打。
祖祖辈辈做农民的干部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该怎样种地了，对农业生产进行瞎指挥。１９５８年，红星人民公社要求所有秋种作物全部深挖１尺５寸，其中３０%的面积深挖３尺到５尺以上，全部实行条播密植。深翻土地，浪费了大量的土地不说，许多地方还由于翻得过深，把下面的生土层翻到了上面，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减产。各地都在实验“卫星田”、“卫星地”。我家所在的新桥大队开了一块“卫星地”，把别的地里须子都快黑了的玉米移栽到“卫星地”里。上面来领导参观，大队干部让社员用几台本来用于分离脱粒后米糠的风婆往地里鼓风。周集公社共有１５亩实验田，玉米套种黄豆，拼命地施肥，结果是黄豆颗粒未收，干瘪的玉米收了一笆斗。县志上说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是大旱的年头，其中１９５８年的旱情更大。１９５９年夏天少雨，５月有小雨，一直到种麦时才下了一场透雨。实际上，由于各个公社地理条件不同，受灾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县北部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平原，南部三分之一是丘陵，——人们习惯称之为岗区，叶集公社当时有１８个大队，１０个大队属岗区，８个大队在塆区。岗区容易受旱，平原和塆区的旱情并不严重，镇志记载１９５９年只是“偏旱”年份。在叶集采访的人都说１９５９年没有灾情。全县尽管夏季作物歉收，然而黄豆、花生等获得了大丰收，光花生就收了四百多万斤。１９５８年粮食产量７，２５３，７０７市担，仍明显高于前面三年，而１９５９年的总产量则锐减为４，５４８，７２０市担。造成农业产量剧减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场大饥荒黑色羽翼的巨大阴影紧随着“五风”降临到了霍邱的土地。
吃食堂后的１９５８年的冬天粮食开始紧张，饥饿一步一步地逼近。
１９５９年春节后，每天的伙食定量逐渐减少，一天半斤、四两就算不错了。食堂粮食不够，就往饭里掺菜。社员把饭端回家，还要掺更多的菜。蔬菜不够，只好采集水蓼、灰灰菜、蒿子等野菜充饥。我家屋后竹园边有两棵碗口粗的榆树，１９５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姥爷发现树上部的嫩树皮被剥光了，树干在晨曦中泛着惨白。
疾病流行起来。浮肿、消瘦、妇女闭经与子宫下垂、小儿营养不良的患者数以十万计。每个公社都有医院，里面条件极差，住进去唯一确实的好处是比定量多吃一点饭。对危重的病人通常是给他们服用白术茯苓丸，打强心的樟脑针和肾上腺素，都简单之极。在叶集，塆区死人比岗区少得多，原因是塆区土壤肥沃松软，适于种植蔬菜。可是蔬菜吃多了，引起食物中毒，得一种叫“青紫病”的病。许多人生这种病，症状是头晕，嘴唇乌紫，心里难受。发病后需要立即在人中和手指上扎针，挤出乌紫的血来，然后吃营养品。当时最好的营养品是煮黄豆。如果治疗不及时，病人就会一命呜呼。
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发生在１９５９年冬、１９６０年春。很多家庭都有死人，有的竟死得绝了户。死人不敢上报，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怎么会有死人？！
石店公社一个生产队３００多人，死剩了９０来个。为了从食堂多分得一份食物，新桥大队一个社员把死去的孩子藏在屋里，饿疯了的老鼠把孩子的耳朵、鼻子都咬掉了。人性、亲情受到严峻的考验，夫妻不相顾，母子不相怜，兄弟之间为一瓢糠菜大打出手……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史河灌区工地上由于饥饿和劳累死亡众多，不少民工晚上收工或生病回家倒毙于路途。殴打民工的事司空见惯，榆林公社一个姓甘的大队副书记，１９５９年在工地上任教导员，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一个社员拿了几根没用的木头给民工烧锅，甘嗾使人将其裤子扒掉，把四五十根大头针钉在这个社员的屁股上。另有社员偷别人的衣物，甘用小刀把他的耳朵割破一寸多宽。
一直到１９６０年的麦收季节，粮食关才告结束。
全面纠正“五风”的是整风整社运动。１９５９年５月，根据省、地委的指示，县和公社曾清算帐目，实行退赔，纠正了一些“一平二调”的错误。然而由于公家也一贫如洗，这次退赔浅尝辄止，只是走了过场。１９６０年秋天，整风整社运动开始，叶集公社是全县首批开展的五个公社之一。新桥大队有１８名干部被关押审查。大队开了几次大的斗争会，民兵押着犯有“五风”错误头戴高帽子的干部游乡。我祖父也被游了乡，他是大队副书记，负责大队灌渠上的工作。他老人家也“左”得可以，天下着雪，上面有人来工地检查，他命令民工光着膀子干活，并要求他们高喊劳动号子。在这次运动中，全县集训和处理了大批基层干部，有的竟被整致死。仅叶集公社重点批判对象就有４２５人。
我一直想知道当时的叶集公社以及全县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当年的公社主任告诉我，叶集死亡１万多人，确切人数不知道。张德新向我介绍了县里的情况。１９６２年初，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县长代表本县参加。为了上报死亡人数问题，县委常委开了两晚上会，最后决定了７万人的上报数。这里顺便交代一句，后来我终于从县志第三章“农业”中找到一句话：“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两年，全县非正常死亡农业人口７万多人”。显然这个“７万多人”来自县常委会议决定的上报数。“七千人大会”期间，省委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这次报了十二、三万。这位当年的副县长十分肯定地说，实际上死亡的人要多，估计在十六、七万，至少不会少于１５万。叶集公社的人口死亡在全县属一般情况。
至于粮食关对农业的破坏性影响，《霍邱县志》“农业”一章写道：
到１９５７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到了３７３．８万亩，单产提高到１７３．８
斤，总产６．５亿多斤……１９５８年以后，由于过早过急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和随之
出现的“五风”，加上自然灾害，１９５９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到２７２．８万亩，单
产下降到１１０斤。总产２．９９亿斤，比１９４９年减产８３５７万多斤，比１９
５７年减产３．５亿斤，人均占有粮食３５１斤。连续三年天灾人祸，使农村生产力
受到极大破坏，后来用了１０多年时间才得以恢复。
三
在采访过程中，有几个人的经历给我的印象尤深——
二姨是我外祖父的亲侄女。父母早亡，５岁就送给王家做童养媳。王家是佃户，后来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婆婆虐待她，一顿饱饭都不给她吃。饿极了，她就吃刷碗水底下沉淀的饭渣。她１０岁的时候，个子依然很矮，婆婆嫌弃她，不止一次地说她端不动王家的盆。１３岁那年出天花，王家想把她活埋了，幸亏一个邻居偷偷地报信，外祖父出面干涉，她才得以活下来。
她家住在岗区。过粮食关时，家里死了公婆和丈夫三口人。公公在５９年的腊月里饿死，咽气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嘱咐二姨：“孟丫头，人在世上闯，最重要的是要闯人种……”话没说完，脑袋一耷拉命归黄泉。
１７天后，婆母也紧随其夫而去。这个老太太自私、心狠，一次从食堂领回一碗大米，瞒着两个孙子煮饭吃。大孙子已经１０岁，发现奶奶吃锅巴，可怜兮兮地哀求：“俺奶，给我一小块吃！”老太太居然置之不理。二姨从外面回家，儿子讲述遭遇，母子仨抱在一起哭。小儿子只有三、四岁，哭得更厉害，二姨把干瘪的乳头塞进小儿子的嘴里，一手抚摩着大儿子的头，用编织的谎言安慰他。
一天早晨，二姨弄到一点米馇稀饭。见婆母嘴角淌着清水，口不能言，二姨把煮好的稀饭喂到她嘴里，但她已经没有反应。乘她还没有断气，二姨为她梳好头，绾好纂，换上衣裳。公公死的时候，婆婆让儿子拆掉二姨的一个小衣柜，钉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木匣子。等到她自己死，二姨只好用竹床笆把她卷起来，放进挖好的坑里，身上扔放些树枝，埋下了。二姨记得，婆婆一直到卷进床笆，嘴都难看得半张着。二姨叙述到这里时，停顿一下说：“做人不能太恶了，人眼不见天眼见。”
阴历二月的一个晚上，二姨煮了半锅青菜，丈夫嫌没有盐，尽管已饿得头晕眼花，也不愿吃。他吃不了这么大的苦，解放前他家虽然谈不上怎么富有，可也丰衣足食。两个孩子吃了，二姨也把剩下的最后两团菜吃了。当晚丈夫就断了气，这次二姨只好用稻草把他的尸体裹了。庄子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块坟地，去年秋冬以来增添了许多简陋的土堆，这一家就占了三个。
苦难把这个女人磨练出来了，尽管嘴唇未沾过一粒米，但她从来没有感到身上没有劲。他们娘仨吃炒糠，两个孩子屙不下屎，疼得直叫唤，她帮他们用棍子掘，用手指抠。她让两个孩子趴在地上，往里灌清水，然后再掘……三个人就这样一点点地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开来。
正月初三我去给二姨拜年，看到的是一个儿孙满堂的景象。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立业，住上了高大宽敞的砖瓦房，并且都见了孙子，言语间流露出满意之色。二姨仍住在土坯墙的老屋里，穿着破棉袄、破棉裤，盖着破棉被，但看得出来她很满足。二姨今年６８岁。一个差点被活埋的女人，以自己不足１米５０的身躯支撑起了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
在中国农村，几乎到处都能找到这样女人，她们实在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她们像原野上的树，风雨摧残不了，霜雪压迫不倒；相反，它们倒能靠自身顽强的生命力，繁育出一片林子，绿化着一片片黄土地、黑土地。
徐良满在粮食关中被玉皇大队的群众称为“徐青天”。这个大队在岗区，是叶集公社饥荒最严重的大队。
徐良满后来长期担任公社干部，现已离休，在镇农机站兼职。他家就住在我家的邻庄子，正月初四下午，我第二次到他家才找到他。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身板硬朗、说话直爽的老汉。
粮食关开始时，徐良满担任新桥大队的党总支书记，兼民兵营教导员。５９年夏秋之交，县长下来检查工作，徐亲自陪他到几个生产队的食堂参观，汇报了粮食紧张的情况。为此，公社主任说他闹粮荒，故意捣蛋。两人的关系很僵。
县委得知玉皇大队形势严峻，调徐良满任该大队书记。他上任后了解到，本来４，０００多人的大队，已饿死１，５００人，外逃１，２００人，大队病院住了近百个病号。
那里离新桥大队有２０多里路，徐良满到的时间是阴历１０月２５日早晨。他没有先到大队部，而是背一个黄军用包转了几个生产队。吃晚饭时，他到了大队病院，病院设在解放时没收地主的十几间房子里。病号每人从食堂里打得一碗稀饭，那稀饭里的米粒少得像秃子顶上的头发，能清楚地照出人影。他走进厨房，在案桌底下发现半盆米团子，显然那是从病号的稀饭锅里捞出来的。
日头快落山了，他看见一间土坯房的门楣上贴着一张纸条，上书“太平室”，感到很好奇。独扇门被他吱呀一声推开，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光线暗淡的屋里堆满了尸体，看到的几副面孔十分瘆人。他慌忙把门带上，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天早晨，他提出埋一具尸体给２斤米，并让病院馇稠稀饭。病院负责人问粮食不够怎么办，新书记说他想办法。徐良满后来知道，为了掩埋他昨天晚上看到的尸体，共支付了２４斤大米。
上午，他打电话，向县里、公社汇报他所掌握的情况，向上求救。听筒里传来县监委书记怀疑的声音：“你是不是搞错了，咋会死那么多人？！”徐良满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喊道：“要是错了，开除我党籍！”放下电话，他又匆匆赶到公社，从粮站暂借下１万斤稻子。
第三天，有人向他举报了两起吃人肉的事件。一个老头发现，昨天刚埋的两个年轻人的尸体被扒了出来，屁股、大腿上的肉被割走了。有人昨晚碰见一个姓李的青年拿一把铁锹从那边回来，怀疑此事系他所为。徐良满带几个民兵赶到李家，人已经逃跑了，见锅屋还在冒烟，就走进去，揭开锅盖。锅里正煮着人肉，他们闻到一股难闻的腥味。“人肉真腥哪！”事隔３５年，徐良满仍然痛苦地撇下了嘴角，皱起了眉头。
另一起是这样的：一个姓陈的妇女１０岁的女儿奄奄一息，这女人把孩子掐死了，把右腿卸了下来。这事被邻居知道，报告了大队干部。民兵把女人抓了起来，他们在那个死去的孩子的脖子上看到了手指掐的痕迹。正准备第二天往公社押送，那女人半夜里死了。
１万斤稻子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徐良满回到塆区他曾经工作过的大队、生产队化缘，弄到了几万斤青菜、萝卜、山芋藤等，发动全大队尚能走动的男女老少数百人，牵着五、六头耕牛下塆。山芋藤披挂在牛身上，人们肩扛手拿，一列特殊的队伍缓缓地行进在１９５９年冬日的阳光中，一张张蜡黄、浮肿的脸上流露出些许希望的亮色。那悲壮的情景至今留在很多乡亲们的记忆里。
过阳历年，徐悄悄地停办了食堂，把粮食按定量发到每户社员的手中。“玉皇”是叶集公社最早停办食堂的大队，“徐青天”的称呼由此而来。
春天他想方设法筹集稻种，弄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实际的需求，他把多余的部分分给社员。一直到接到新麦，粮食关才终算过去。
整风整社时，全公社的大小干部差不多人人过关，惟独徐良满没有挨整。要是整他，群众也不答应。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整风整社运动在叶集人民公社开展。
新桥大队被关押审查的干部有１８人，最后判刑的３人。３人中一个情况不明。有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妇女溜进队房偷稻种，被抓住后他罚她跪碎碗片，并以粗话侮辱她。这女人不堪其辱，晚上回家上吊死了。她膝下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也因为没有人照顾饿死。
另外一个被判刑的叫徐忠仁，我认识这人。他在解放前读过多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穷得叮当响，住在草庵里。每逢春节，挨家挨户给人家写对联，挣一点钱花。
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因为能写会算，当上了连队秘书。１９５８年底，为了响应毛泽东“全民皆兵”的号召，仿部队编制，县成立民兵师，公社建立民兵团，团下设营、连、排。５９年初，营改为大队，排改为生产队，连改为工作点，介于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管理几个生产队。工作点的负责人依旧是原先的连长、指导员、秘书，老百姓也仍旧称之为连部。
本来应该知书达理，可徐忠仁却作恶多端。打人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饿极了，钻进玉米地，掰了一个嫩玉米棒子。他逮住了她，一手抓着她的发辫，一手用嫩玉米往她嘴里戳，小姑娘满嘴流血。一个男社员不知因为什么得罪他了，徐把他反绑起来罚站，背上捆一盘用来磨玉米面的有二三十斤的小磨，被罚的人不胜重负，沉沉地摔倒在地上。
打人的事当时十分普遍，乡亲们中间至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１９５８年，吃饭不要钱；１９５９年，干部打社员。致使他被判刑３年的原因，是别人把两条人命的帐算到了他的头上。
严长霞的丈夫在５９年的正月里为生产队犁大麻地，当时犁地有照顾，每天可以从食堂多打两碗稀饭。他有老病，刚做了一天活，第二天就没有下地。徐忠仁去，背过他的一只手臂，把他从家里带到庄子旁边的一条小路上，命令其跪下，骂道：“驴日的，我恨不得把你脑袋瓜子剖两瓣，浇一瓢凉水，共产党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严长霞的丈夫本来有吐血的毛病，从此一病不起，于阴历三月下旬亡故。
阴历八月，严长霞产下一男婴。大队发给她５斤白面，１斤香油。她此前已生了４个孩子，从来就没有奶水，靠嚼米饭喂养。男婴发育不好，长得瘦小，四天后即夭折。
整风运动开始了。斗争徐忠仁的群众大会召开之前，连部来了两名干部做严的思想工作，动员她控诉徐忠仁害死两条人命。开斗争会那天，望着台下在义愤和看热闹心情双重鼓舞下的黑压压的人群，望着台上被五花大绑低着头的徐忠仁，她心里直发憷。曾做过她思想工作的一名干部把她推上了台，没有退路了，她稍微平静一下慌乱的心情，就开始诉苦。她本来就能说会道。她说她丈夫被打一病不起，但没有交代他本来就有病。她说孩子生下后徐忠仁不按规定分给她食品。最后她侧向斗争对象，问：“徐忠仁，你认罪么？”徐忠仁没有吭声。下面群众七嘴八舌地要求徐忠仁认罪。腰背弯成了大虾米的徐忠仁终于开口：“我认罪！”民兵们带头喊“打倒徐忠仁”的口号，斗争会被推向了高潮。
严长霞是我家的邻居，当我和她谈到这件事时，她说，孩子的死与徐忠仁无关，而她丈夫本来有老病，他的死不能讲与徐忠仁无关，也不能全算在他头上。她如实地叙述了这些情况，但没有承认是她在斗争会上把两条人命推到他的头上。她说她当时是据实陈述。
不用说这是一桩冤案。造成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是那两个干部和严长霞。我想，是什么促使他们那样做的呢？我问严长霞那两个干部的目的，她说他们想整倒他，好表现自己。她自己呢？有好几个人说，除了报复外，她当时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想借整风往上爬。
我小的时候常见到徐忠仁，多少年里他总是低着头走路，不爱跟别人打招呼。这次听说他皈依天主教了。他的信教与早年的经历有没有关系，他为此忏悔过吗？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农民，他怎么表现得那么恶劣？我想听听他的回答。
我推开了他家的院门，他的妻子告诉我，他因病已卧床半月有余。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的平静，我又带着疑问走了。
四
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收拾好行囊，我走到从我家东边掠过的公路边。东面、北面是一大片麦田远近处分布着几个庄子，数家灯火在夜幕中闪烁。今晚阴了，不见星月。凉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头发和面颊，我感觉到了一些暖湿的气息。又要离乡了，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福着这片生我养我、多灾多难的土地！泪水汪满了我的双眼，朦胧了那几点灯火。
回乡之前，我就着手收集关于大饥荒的资料。返京后，继续做这个工作。但结果非常令我失望，没有发现国内发表或出版的专题文章和著作，只是找到一些背景的与侧面的材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八章有专门的叙述，然而看得出来，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
我也一直关注全国在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想知道安徽和其它省份相比是一种什么情况。我翻开了国家统计局与公安部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５）》，资料显示，非正常死亡主要出现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这三年。根据提供的资料，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的平均死亡率为１１．９３‰，其中最高的是１９５４年的１３．１８‰，最低的是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８０‰。这说明正常情况下相近年份的死亡率相差不大。而大饥荒年份的死亡率剧增：１９５９年的死亡率为１４．５９‰，１９６０年的死亡率为２５．４３‰，１９６１年的死亡率为１４．３３‰。关于１９６０的人口死亡情况，我在胡绳主编的权威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找到如下记载：“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１９６０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１９６０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１００‰，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１９６０年是全国总人口唯一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安徽人口死亡率最高，其次出现负增长的省份按比率高低依次是贵州、四川、河南、湖南、山东、湖北。四川因人口居各省市之首，死亡人口的绝对数也最大。１９６１年出现负增长的只有四川、湖南、贵州、青海，四川自然增长率仍为―１６．３６‰。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是四川，其次要数安徽了。后来，农村改革在这两个省率先进行，这是有历史原由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列的死亡率肯定比实际比率差得很远。这从霍邱县人口统计资料上可见一斑。据六安行署计划委员会１９８０年编写的六安地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上册），霍邱县１９５９年死亡人数为９，６７０，１９６０年为４１，３６０人，两年相加为５１，０３０人，资料上的死亡人口总数只相当于这两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统计的混乱和草率令人咋舌！
统计资料是枯燥的，然而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有一段凄怆的故事，都是一个破碎的人生之梦，都会给他活着的亲人和熟人带去苦涩的记忆和黑色的梦魇。
大饥荒中的粮食政策是怎样的呢？柳随年等人编著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一书中说，全国粮食产量从１９５９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但粮食征购量非但没有相应地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９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９．７%，１９６０年的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５．６%，可谓竭泽而渔！《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记载，１９５９年粮食净出口量为４１５５．５千吨，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出口量的两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１９５９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室的张厚义研究员告诉我，对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一般估计为两千万。他还说，河南有人完成了关于大饥荒的著作，有关方面不让出版。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文过饰非，太习惯遗忘，太缺乏正视苦难和悲剧的勇气。
至于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我们一般把它归于极左路线的影响，这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说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总结。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广大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也是他们自身悲剧的制造者。
那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他们该知道一亩地没有产也不可能产那么多的粮食，可是他们偏偏争先恐后地浮夸产量；那些挨打的群众本来是人老几辈都能彼此叫出乳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他们却把拳头挥向他们。驱使他们的是内心中的带着小生产者特点的个人私欲，经验告诉他们，每一次席卷而过的政治运动都为自己提供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他们在运动中总是想把“左”的政策执行地更“左”一些，从而表现自己。他们嗜爱权力，又惧怕权力，在羊面前，他们是狼，在狼面前，他们又是羊。我于是想起了一篇报告文学里的一句话：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权力之花盛开。作为小生产者的地位和视野使他们难以预见自我行为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的私欲就会恶性膨胀，并演化为越轨的行动。由于长期受封建文化的奴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成了农民们普遍的行为原则。在故乡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父打子不羞，官打民不羞。每当受到“官”的欺压，他们就会想起这个自慰的哲学。在采访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不少农民依然活得很愚昧，我感到如果再遇到粮食关这样的事，他们依旧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在广大农民那里，一直缺乏最普通意义上的“人”的启蒙。
整风整社本来是为了纠正“五风”的错误，可是采取的仍然是那种“左”的运动的方式，一些人被整死了，一些人受到了不该有的惩罚。参与其中的干部、群众的动机和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做法今后又以别的形式延续，继续给农村和他们自身造成悲剧。一句话，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是“左”的农村政策得以盛行的沃土。
我问徐良满：“你认为粮食关是咋造成的？”他回答：“都是干部扯谎×的！”话有点粗，倒也直截了当，基层干部正是极左路线和农民低下的文化心理素质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他说，现在不少干部还是不顾农民的利益。在他家的门前不远，高耸着改建的３１２国道的路基，宽２５米，坡度１比２．５，好几个桥涵都没修，便道却修出了，单就他家所在的生产组来说，就占去了绝大多数的良田。路基是去年春天建的，占用的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麦田，每亩给了承包户８０块钱，以后就不了了之。今年这条路还是修不好。叶集镇这几年发展迅速，去年春天同样占用麦地，清理出一条从镇上通往新３１２国道，有四五里路长的马路路基。徐良满陪我站在３１２国道的路基上，问：“能不能一段一段地修，让老百姓多收几季庄稼？”
春节期间，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各地农村的喜讯。是的，改革以来的农村大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之多，能否多一些忧患意识，去反映一下，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大饥荒中，由于浮夸农业产量，以为粮食真的过了关，可以大炼钢铁、大办一切事业了，使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农业生产所能负担的限度。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农业做坚强的后盾。去年全国粮食减产，随着今年年初１２亿人口日的到来，粮食问题再次向中国人敲响了警钟。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强调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然而，出台的政策、措施如何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农村的基层，是摆在共产党面前的严峻课题。
对粮食关的调查和采访匆匆地结束了，获得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印象，我无力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采访、调查这个２０世纪最大的饥荒。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解开了那个在记忆和情感深处的结。我知道，与共和国历史这极其沉重的一页相比，这篇小文显得太轻太轻。在我的家乡，人们至今保留着清明节给先人上坟烧纸的习俗，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谨以此文作一刀纸，祭奠那些死于粮食关未及谋面的父老乡亲，祭奠那些倒在大饥荒中中国农村土地上的千万个饿殍！
本文来自叶集论坛：http://www.ahyeji.gov.cn/bbs/forum_view.php?fid=1375&tid=7
作者简介：黄开发，男，1963年12月生。安徽叶集人。文学博士。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另发表现当代文学论文40余篇。
“信阳事件”的前因后果
文/鲁嘉宾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12月号，总第25期）
（相关简介：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共和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80年笔者在《河南日报》任记者站长时，曾写过一篇《“信阳事件”应当重审》的建议文章。交总编辑何风德同志，并陈述了意见。何总编说，1950年代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虽已平反改正，但这个“事件”上面没有说法，可能还是个“禁区”，不宜公开发表，先登内参看看反应。内参刊发后许久没有任何反应。何总编告诉我，这件事领导上无一人置可否，看来时机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时间又过了28年，“信阳事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今天同50岁以下的人谈起“信阳事件”，他们却像听天书一样，惊诧不已，认为是“天方夜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再过十年八载，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基于此，在28年之后，错想重提总结研究“信阳事件”这个建议，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
一、“信阳事件”的成因和发展过程
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豫南粮仓”之称。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祸”加天灾造成严重减产确是事实，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是30亿斤。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实为780万）计算，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占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社、队和群众都还有些家底，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那么，粮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本文以个人的亲历新闻，概述“信阳事件”的全过程，以印证上述观点。
信阳地区在“反右”之前，急躁冒进，强迫命令之风就已刮起，农民意见很大。“肃反”中违法乱纪，伤害人较多，知识分子和干部有些意见。凡是反映真实情况，讲了真话的人，几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右派”。
信阳地区不仅划的“右派”多，对“右派”的惩罚也特别严酷。有数以千计的“右派”在绝境中丧生，抛骨荒野；更多的人妻离子散，家破身残。以信阳地委改造“右派”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饿死、打死、折磨死、自杀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饥饿、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边，在一颗树上吊死。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动，拒绝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将其尸体推下，打手们将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右派”。1959年冬，一个风雪交加、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右派”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约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斗、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饭）。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冻死、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后，立即出现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实事求是作风荡然无存；二是领导者的“权威”大大加强，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违反科学、蛮干之风骤起，违法乱纪现象继续发展。
乘“反右”胜利的东风，信阳地区的“大跃进”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其中造假最早，影响最大，风靡全国，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大跃进”的成果和经验），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大卫星”，接着，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特大卫星”。在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
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编者注：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讲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取名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引自《“信阳事件”——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张树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从此，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假话越说越玄，造假越造越离奇，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二百、三百斤，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炼钢铁，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卫星”。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7斤，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商城县日产铁29074.6吨，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配种模范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这个时期全区上下，城镇农村，土炉遍地，黑烟蔽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干部们挖空心思造“奇迹”，放“卫星”，送喜报。千方百计强迫群众搞那些荒唐可笑、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
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胡折腾，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这些“奇迹”“卫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上自省委，下至社、队的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有点不愿说，有点不敢说。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装》中的情景颇为相似。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外，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大跃进’创出‘大奇迹’，大灾年夺得大丰收。”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就被指责为“摇头派”“算账派”而遭到批判斗争。
当年秋后在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张树藩忧心如焚，又不敢批评，只是一再要求各县、市一定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150亿斤。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泼冷水”大为恼火，在大会上指责张为“右倾机会主义”，自己定了个单位数，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亿斤。张树藩还是不同意，当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后，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这样，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征购任务。征购中不择手段，强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库16.8亿斤后，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这是落实的数字），交征购粮16.8亿斤后，只剩下13.2亿斤，农业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粮食只有160斤，扣除种子、饲料，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夏粮已吃了几个月，所以征购未完成，许多社、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下面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
清早的馍二两重，下边有个万人洞；晌午的饭一勺半，只见叶子不见米面；黑了的汤照月亮，不喝吧，饿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处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
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余粮”交了征购。就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
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由公社干部定。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
农民在失去这一切时，也丧失了生产积极性。“大跃进”开始后，粮食连年大减产（信阳已如前述。资料显示，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6%），就是例证。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又来个反瞒产、高征购，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下面摘引几个党委文件中记述农民被饿死的惨状。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上述几例，可以窥见大饥荒和违法乱纪的惨烈程度。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是信阳确山人，他在调查中，也曾多次流泪。铁的事实表明“大跃进”“公社化”是酿成“信阳事件”大惨剧的直接原因，其源头就是“反右派”斗争。
二、“信阳事件”的曝光、定性、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
1959年9月底，征购未完成，群众口粮、牲口饲料、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此时，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斗。大会批、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农民大量饿死，实在瞒不住了，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传染病死的，不准说是饿死的。张树藩在被批斗、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他忧心如焚，想不出办法。当时地委仍未采取措施，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张树藩去世前，给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后来，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摘要发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对于把张划为“右倾”连续批斗几十次，一字不提。张树藩想，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恰在这时，国务院内务部郭处长来信阳淮滨县检查救灾工作。张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郭问饿死有多少人？张说，我已经4个月没有工作了，全区情况不了解，估计有20到30万人。郭处长感到问题严重，两天后就回了北京。后来听说，郭回京后向内务部领导作了汇报，内务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迅速派两位处长（李坚、李正海）来信阳调查。调查期间，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掩盖真相。两位处长排除困难，冲破阻力，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基本查清了问题，他们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如果不是他恢复工作后，及时向郭处长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闯过“粮食关”的干部群众衷心感谢李先念、张树藩等好领导，特别痛恨吴芝圃、路宪文等历史罪人。从史料记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李先念、吴芝圃二人，党性原则和个人品质悬殊是多么巨大。1960年，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阳地区调查，他不仅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尸骨遍地，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等惨相，也听到许多关于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泪。随后，他到了郑州，向省委汇报时，吴芝圃仍然滔滔不绝地讲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听得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说：“算了吧，不要再说了，你讲的不是真实情况。”大约在此前后，中纪委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阳事件”的盖子，终于揭开了。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张树藩和纪委书记邱进敏二人，其余7人撤职审查。宣布逮捕路宪文和8个县的县委书记。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各县、市和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权。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风暴”颇为相似。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初期，继全面夺权之后，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领导下，将原信阳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司务长统统集中起来（每县少者几千，多者上万，总数达20万人）。从部队、机关、学校、厂矿腾出大量房舍，关押这些“反革命”。名称叫“特训班”（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和“集训班”（关押问题较小的），人们称为“集中营”。两种班都按敌我矛盾对待。“集中营”四周放有流动哨，门前架有机关枪，不准家属探视。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将分别按杀、关、管的办法处理。既然有成千上万的“反革命分子”，当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属”，在全区范围内一度出现了“反右派”时那种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因为有杀、关、管的政策，气氛比那时更恐怖。
“信阳事件”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作为典型而已。就是信阳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区，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东、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鲁言、徐子荣、陶铸、王任重等高官来信阳调查后，也都弄清了“信阳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对原来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应对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紧张进行了一段后，基本上查明了信阳地区干部的问题：一是在“大跃进”“公社化”“反瞒产”中大搞“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严重违法乱纪，非法拘禁、殴打干部群众，把被批斗者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虚作假，制造假典型，施放假“卫星”，下级欺骗上级，上级糊弄下级，瞎指挥，胡折腾（如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钢，砍树劈柴炼铁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和高压态势（各种帽子、棍子）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三是个人品质问题。有少数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多吃多占，奸污妇女（他们对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阶级斗争”威胁施暴，对农民的妻女，用二斤粮票、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
历经几个月的深挖细查，由中央、省、地区近三级4000名干部组成的民主革命补课大军，没有查出国民党残余，没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了同类问题，促使最高领导放弃了“反革命复辟”的定性和杀、关、管政策。
三、“信阳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作为“反右派”“大跃进”“信阳事件”的受害者、亲历者，笔者对这一系列左倾错误至今记忆犹新，有较深的体会。这些错误造成了智力资源严重损失、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遭到严重损坏等后果。单从“信阳事件”来说，还至少造成了四个恶果。
一、“阶级斗争”“法宝”的泛滥。在这一系列运动中，“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论遇到什么阻力困难，“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比如，农民不愿入社，一抓就入了；农民对深翻、密植，砸锅毁锄炼铁有抵触，一抓就顺从了；对那些假“卫星”有怀疑的干部，把“摇头派”“算账派”帽子一举又解决了；把农民的口粮挤光了，“反瞒产”已经停下了，适逢庐山上发生了“阶级斗争”，彭、黄、张、周被定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省、地委跟得紧，行动快，又把“反瞒产”定位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怀”，全区又批斗了一万多人，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饲料都作为“余粮”交了出来；公共食堂断炊了，草根树皮吃光了，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收容关押起来，又打死饿死了不少……
这一时期，处处有“阶级斗争”，事事有“阶级斗争”，“卫星”上有“阶级斗争”，“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帽子满天飞，“阶级斗争”棒子到处打，比当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还要愚蠢荒唐！从“反右派”到“大跃进”惨败的几年间，在河南，在信阳，“阶级斗争”不仅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几乎是天天斗：吴芝圃斗垮了潘复生，路宪文斗倒了张树藩，马龙山斗垮了县长陈耀斋，使他当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把他定位“化变质分子”，开除党籍。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八百万人（一说六百万），把“豫南粮仓”的一百多万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农业生产元气大伤。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1961年5月22日，信阳地委上报给河南省委的《关于由“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全面转向反“五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可见相关情况：“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全区粮食减产37.2%，林业破坏70%，牲畜减少20%多，家畜家禽减少60%以上，荒芜土地246万亩，倒塌房屋116.5万间，摧毁村庄10470个，农具家具损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后，信阳还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是国务院的扶贫重点。
三、森林资源大受破坏。信阳地处大别、桐柏山区，是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雨量充沛，土质肥沃，植物品种特多，山区森林茂密，林副产品非常丰富。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大办钢铁”中，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砍树中还有不少“新发明”，用斧砍锯拉速度慢，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药引爆，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领导视为“发明创造”，大家表扬，全面推广。几个月时间，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损失了多少万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产品，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算。一位林业工程师说，信阳的森林，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
四、破坏党的威信。“信阳事件”曝光后，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说什么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这是谎言。信阳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风调雨顺，总产达到60亿斤。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大于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时间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队严重减产，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比1958年减少一半。即便如此，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信阳事件”主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从全国看：“据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编制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记载，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国性大饥荒的成因和随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给“老天爷”（自然灾害）没有根据；推给“老大哥”（苏联）亦难令人信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说，并不过分。许多地方，“人祸”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阳就是如此。信阳与其他省区的大饥荒有一个不同点，当时全国缺粮，而信阳地区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张树藩同志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催人泪下的话：
……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张树藩同志的遗言，我们所有党员干部都应当深思。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8/12月号，总第25期）
（相关简介：鲁嘉宾，河南省信阳市委离休干部。）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乡村纪事：感谢董时进
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农村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后来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新闻纸上写我关于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的切身感悟与零星见解。
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至于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所以我答应了他们“指路”的请求。之后没多久，我听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做了几天的采访，直到碍于上面的宣传纪律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如果没错，在历史上这个闭塞的村庄唯一来过的外国人就是“人不高马却很大”的日本人（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起日本马如何高大，可以够得着屋檐——想必当时是茅草房的原故）。所以，当中文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到这个村庄采访时，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只是不知为何，这位美国记者采访村民时将我的那篇文章复印了许多份，并且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一些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独自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至少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同样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美国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庄能够在“国际社会”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近乎荒诞，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是因为美国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被惩罚，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要不怎么连“洋鬼子”都带来了？尽管这些善良的村民最终会原谅我一时的“冒失”，更不会像网上“愤青”一样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像嗑了摇头丸一般奋力否认他人的作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消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几年后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字典或者人生经验中从来就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有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这样的优秀少年“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见证并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蓬勃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集体所有的山地被人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之时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能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一套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读经到主义之争，从土地制度、税赋改革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才子佳人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讨论更自由、更深刻。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也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始发于关天茶舍，后正式发表于《同舟共济》）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系列评论《乡居杂记》。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至于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所以我答应了他们“指路”的请求。之后没多久，我听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做了几天的采访，直到碍于上面的宣传纪律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如果没错，在历史上这个闭塞的村庄唯一来过的外国人就是“人不高马却很大”的日本人（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起日本马如何高大，可以够得着屋檐——想必当时是茅草房的原故）。所以，当中文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到这个村庄采访时，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只是不知为何，这位美国记者采访村民时将我的那篇文章复印了许多份，并且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一些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独自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至少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同样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美国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庄能够在“国际社会”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近乎荒诞，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是因为美国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被惩罚，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要不怎么连“洋鬼子”都带来了？尽管这些善良的村民最终会原谅我一时的“冒失”，更不会像网上“愤青”一样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像嗑了摇头丸一般奋力否认他人的作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消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几年后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字典或者人生经验中从来就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有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这样的优秀少年“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见证并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蓬勃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集体所有的山地被人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之时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能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一套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读经到主义之争，从土地制度、税赋改革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才子佳人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讨论更自由、更深刻。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也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始发于关天茶舍，后正式发表于《同舟共济》）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系列评论《乡居杂记》。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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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董时进生平及主张
谈到中国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我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熊培云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ＶＣＤ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
乡村纪事：百年游思，何处是归程
我将要回访的村庄位于江西省永修县，隶属九江市管辖。九江居“吴头蜀尾”，因为紧临长江，历史上又被称作江州或者浔阳。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官场失意，便是被贬到这里当了副市长。一个秋天的晚上，他与几位朋友在江边的夜总会多喝了几杯闷酒，临别时鬼使神差爬上了来自京城的某位过气歌伎的船。正是在这条船上，白先生发了一通“琵琶行，但官运不行”的感慨，对着茫茫江水、惨白秋月，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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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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