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今日中国乡村交通的变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适先生写在1927年的一段话，“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注：胡适说的摩托车包括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胡适,《漫游的感想》)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从构词法来看，“蹬士”一词多少有点像现在被译得不伦不类的“博客”——它既指写网志(blog)的人，也指网志。同样，“蹬士”一方面向“的士”看齐，代表人力车；另一方面，它又不忘与“战士”、“博士”等优秀青年眉来眼去，所以也被用来代指人力车夫。有点“人在车在，车在人在”的意味。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六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 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们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棚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普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叉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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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乡村纪事：哀民“生”之多艰——生育的故事
江西位于中部地区，既临长江，又有高山大湖，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其在经济与文化最繁华时则在宋朝，如果没记错，《宋词三百首》里三分之一的词人便是出自江西。但在宋以后，江西荣光渐失，又只剩下几处赫赫有名的战场。在九江的抗洪大堤上，有一段浮雕长墙，上面除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文景之外，余下多半是对历朝历代所谓的“可歌可泣”的战乱的颂扬：从三国到岳飞，从陈友谅和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十八年到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自九江东进，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数战争……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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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马世芳：解读罗大佑
●前言
尝试替某些歌下定义，论述莫可名状的音乐和旋律，等于要强行介入别人私密的记忆，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当我们论述的主题是罗大佑这么一个集众多争议于一身的人物时这件差事显得十分困难，纵观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大概没有任何人像罗大佑这样既承受这么多的景仰和膜拜，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和质疑。即使到了今日，他的作为仍然不断引来许多错愕的眼神。寻找出公允适切的论述角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有几个问题：罗大佑到底通过音乐做到了些什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回头去听这些作品，除了怀旧，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而言罗大佑的音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九十年代以来，罗大佑的作品一度使不少人摸不清楚他在想些什么，“妥协”、“商业”、“投机”之类的字眼不时出现在老歌迷的脑海，我们能否通过创作者自己的陈述，试着重新体会他埋藏在这些作品中的种种企图？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假如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来的乐坛会清冷，失色许多。他独立闯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验，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都树立了新的标杆，成为无数后辈极欲追寻超越的典范；十几年来在音乐形态和内容诉求上不停的扩张，也使他影响的层面更加复杂。在面对罗大佑为数庞大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创作的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时期，而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出内在的连结。当聆听者面对这些涵盖了二十年历程的作品时，我们若能藉此看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理路，相信对了解这些歌曲会有一定的帮助。
负责这次文字撰写的两个人，都是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当年罗大佑的“黑色旋风”对他们来说只是童年依稀的回忆，谈不上什么震撼跟省思，这样的身分使他们在论述罗大佑的时候会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并且格外在意这些作品摆在今天仍然能够呈现出来的意义，他们对罗大佑许多后来的作品有着和多数人一样的困惑，在和创作者本人进行冗长的访谈之后，这些疑惑得到一部分解决。所以在呈现这部分的论述时，撰稿者将尽量重现罗大佑自己口中的企图，而不是做太多直觉的臆测与论断。
历史上许多艺术作品的最终评价，是在作者死后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后获确认的。短短二十年就要替罗大佑这个目前仍在继续创作的音乐工作者判定历史地位，是失之卤莽了。我们不妨把这个自选辑看作一份音乐史料，它告诉我们罗大佑自认最有资格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不妨想像一下：多年之后，假如我们孙辈的孙辈凑巧找到这套古董唱片而当他通过未来的音响聆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却流下了和我们相同的眼泪，那么这段路就真的是没有白走了。
●1974－1979年概述
罗大佑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才。他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掀起史无前例的“黑色旋风”，其实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歌曲，经过多年磨练累积的结果。他在南台湾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之后考进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一直到实习医生阶段才正式到台北生活。和当时许多小伙子一样，罗大佑在青春期大量聆听西洋摇滚的翻版唱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在名为“洛克斯”的热门唱团里弹键盘，“洛克斯”一度成为南台湾餐厅、俱乐部之间小有名气的团体，不过这毕竟是年轻人玩票而已，等大家高中毕业，各分东西，乐团也就无疾而终了。
就在同时，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正在台北酝酿着后来轰传全岛的“现代民歌”运动。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乡愁四韵》；当时身在南部的罗大佑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却在次年无独有偶地也选择《乡愁四韵》作第一首尝试谱曲的作品，这首创作曲过了八年才面世，收录在《之乎者也》里面。罗大佑对这首诗的诠释方式和杨弦大相径庭，却也表现出他对旋律的独特体会。
考进中国医药学院之后，罗大佑自承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仍然花很多时间买唱片，听音乐，写歌。1976年，旧日搞团的朋友替他牵线，接下了刘文正《闪亮的日子》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撰写工作。他交出了《闪亮的日子》、《神话》和《歌》三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创作。其中《歌》这首作品是在旋律涌现之后，一直想不出可填的诗，直到偶然读了徐志摩的诗，觉得颇合用，才把它放进这个旋律，这种“曲比词先走”的情形，也在后来成为罗大佑基本的创作模式。
当时席卷台湾的校园民歌对他来说还是有距离的，在他脑海里萦绕的都是更厚重的摇滚乐。《童年》从1976年开始写，花了将近三年才完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这首歌成为罗大佑创作上的分水岭，自此“词曲胶合”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诉求的讯息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让旋律和字句一体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
歌写得多了，做一张个人专辑的构想也渐渐成形，却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北上实习，身处台北这个大都市，直接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这种环境的转移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出《鹿港小镇》这首充满幻灭感的歌，尽管写歌的时候罗大佑根本没去过鹿港。1981年，罗大佑替张艾嘉制作了《张艾嘉的童年》专辑，不仅贡献了好几首自己的创作，也替罗大佑的个人专辑预先铺下了路子。
综观罗大佑在《童年》之前的创作，叙述方式仍然有浓厚的文艺腔，内容也多半是年少轻狂的浪漫怀想；之后的作品像《恋曲1980》、《将进酒》便多了几分抑郁之气，也更贴近真实。有人把这段长长的酝酿称作“青色时期”，替少年罗大佑摸索前进的挣扎身态染上了一层不安的愁绪。这段时期是罗大佑从“词曲作者／制作人”的幕后身分跃居台前，转变成“创作歌手”的开始，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他最鲜明的外在形象。这段时间他一共只出版了三张个人专辑和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但是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创造过。
罗大佑并不是那种一挥而就，下笔千行的天才，除了极少数例外，他的歌总是旋律先出现，然后再寻索适切的歌词来和它配合，填词的工作往往长达三年以上，可见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密合是煞费苦心的。《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里有许多作品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经过一再的修改才写定问世。所有罗大佑在八十年代初造成轰动的这些歌曲，其实是长期淤积沉淀之后迸放出来的结果。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所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做出他要求的音色和质感，所以罗大佑通过学校认识的日籍同学，把自己写好的一部分作品连同曲谱带到大阪，委由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一切都由他独自负担，整个过程旷日废时，极花工夫。不过完成了大部分的录制工作之后，罗大佑抱着这堆母带四处寻找愿意发行的唱片公司，却连连碰壁，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和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
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甫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终于接下了这个案子。滚石当初只是想让这样的作品也有面世的机会，并不敢高估市场的接受程度；罗大佑也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青春；之后他准备重披白袍，继续以医生为正业。没想到这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唱片卖得极好，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圈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这几年里，他与歌曲审查制度之间的撷抗，对恶质的传播媒体亳不妥协的尖锐态度，加上作品中充满的压抑情绪，以及他特异的装扮带来的几分神秘感，都相当符合一身墨黑的形象。有人把罗大佑的这段历史称作“黑色时期”，相信是十分贴切的，这段时间的罗大佑不仅在医生和歌手的角色之间挣扎，还得独自和恶质媒体加上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庞大怪兽对抗，甚至要面对起伏剧烈的感情波折。他一直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怀抱着许多不确定，在论述个别专辑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看看它们对罗大佑创作带来的影响。
●之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把从事歌曲创作六、七年以来累积的一切反复咀嚼之后，贯注全力提炼出来的呕心沥血之作，虽然仅仅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已经有着极高的完成度和收放自如的成熟火候，这与前期制作耗费的可观时间，以及他自己在替别人写歌，制作专辑时累积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唱针落下，你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鹿港小镇》，石破天惊的电吉他前奏，这是我们聆听台湾流行音乐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声音。它是道道地地的摇滚乐：大鼓小鼓、电吉他、木吉他、贝斯和键盘共同织出生动，厚实的音场，连罗大佑粗哑的声喉和不符合标准的咬字，都在这种粗犷的音场中显得恰如其份。
《之乎者也》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创造出这种蕴涵着饱满能量和炽热情绪的“声音”，利用摇滚的形式来传递歌词中极富“现代感”的信息，若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流行音乐革命，那么《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踢开了另一扇大门，只身替台湾乐坛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乐种。《之乎者也》的魔鬼曲式，《乡愁四韵》细腻精致的木吉他编曲，《将进酒》和《摇篮曲》浓郁的钢琴音色，《错误》在抒情曲中途嵌入摇滚段落的尝试，都在当时让我们看到台湾流行音乐的无数可能性。
最受注意的当然还是它的歌词，我们听到了小镇青年在大都市求生换来的幻灭；听到了对教育，文化，代沟，以及流行歌曲本身的讽刺；也听到了关于家国历史以及昨日恋情的纠葛情怀。《恋曲1980》完全翻转了传统情歌的写法，看似潇洒，其实几近残酷；《童年》则生动地唱出了那一辈孩子们共同拥有的特殊回忆；《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凭悼过往青春，拼贴出一幅动人的图像，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各自有不同的主题，也替流行音乐和现实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漂亮的示范。由于罗大佑用的都是“活的语言”，使这些作品不但过耳难忘，而且意象缠绵，充满了诗的口感。原本十分个人化的经验，就这么通过音乐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
即使摆在今天的唱片市场来看，《之乎者也》仍然具备成为经典的资格。过去十几年来问世的唱片何止千万，但无论在旋律与编曲的原创性，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密合度，或是对整个大时代的影响力方面，能和《之乎者也》一较长短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这张唱片上市不久便卖掉十四万张，在八十年代初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台北不是我的家”唱遍大街小巷，横扫整个时代，“黑色旋风”就此开始。
●未来的主人翁
这张专辑花了九个月才录制完成，《之乎者也》的成功带来了无数的争议和期许，使罗大佑在这段时间遭到了极大的压力。“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罗大佑自己说《未来的主人翁》从头到尾弥漫着一种抑郁苍凉的情绪。相信和作者当时内在面临的矛盾，以及外界充满无力感的时代气氛都有关系。
“一定是第二张唱片最难做。因为第一张你可以慢慢做，完全没有前面的负担，所有前面的年轻生命的累积都可以放在第一张。如果第一张不幸成功，人家会要求第二张也成功，而且要变……又要有成长，又要有磨练，又要有新的东西，新的看法，新的音乐方向，然后在音乐上必须诚实，因为新的方向必须是来自你自己人生观，音乐观的彻底改变”，罗大佑这番话替《未来的主人翁》里面的种种改变做了最好的注释。当这张唱片终于问世，我们发现这是一张比《之乎者也》更深沉复杂的作品；也证明罗大佑的才情与实力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之乎者也》时而还能嗅出的些许生涩莽撞之气，在这张专辑里被一种更醇厚，更凝练的声音取代，划时代的制作水准使整张唱片的面目十分统整，也更精确有力地传达了歌词中沉重无比的信息。在那个MIDI尚未面世的时代，《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张力十足的音场至今听来仍然令人赞叹，不仅领先当时所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作品，即使摆在全世界的标准
来看也未必逊色。无论《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团，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慑人的气势，还是《爱的箴言》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来的空间感，都证明罗大佑在处理声音元素的功力上愈显成熟。甚至在唱腔和咬字上，他也有长足的进步；令人血脉膨胀的摇滚乐和叫人黯然心碎的抒情曲同时并存，收尾的《稻草人》不仅让我们见识到超凡的编曲功力，也是罗大佑唱得最精彩的歌之一。
说到歌词，《未来的主人翁》实在给我们太多太多震撼与感动，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光凭《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这三首分别献给台湾的历史、现代与未来的巨作，便足以让这张专辑名列史册；再看看《爱的箴言》、《盲聋》，更今人不能不对罗大佑处理诗语言的功力大表叹服。《亚细亚的孤儿》甚至被收录在前卫出版的年度诗选中，显示这张专辑的意义已经有某方面远远超出流行音乐的范围，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无数年轻人的深层意识，改变了许多人的思考方式，对大时代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未来的主人翁》是一张几乎不可能被超越的经典之作，不仅替已呈巅峰状态的罗大佑留下完整的见证，也绝对是台湾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家
《家》的发行，让许多人感到错愕莫名：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处处可闻的悲壮气势。当时任职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说得很直接，“《家》的创作可能更成熟，音乐可能更花钱，更精致，更动听，但是《家》的温情与保守，证明所谓的“抗议歌手”是十足的谎言。”王明辉则认为，《家》里呈现的罗大佑“应该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环境跟人的依存关系之后所引发的一种心灵上的疲倦”，那个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急着要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的情绪”。讽刺的是，向来被视为风格最保守的《家》反而是罗大佑专辑中送审未通过的歌曲最多的一张。
事隔多年，罗大佑对这张专辑的处境有更清楚的体会，他表示当时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所能容忍的极限，“自己觉得有很多东西扛不下来了，也就是说自己想讲的话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掀起的风暴使他被冠上“抗议歌手”之类的头衔，甚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同时遭到来自政府当局和党外势力的压力——前者嫌他不规矩，后者嫌他不够激进，《家》风格上的凸变，其实也代表着打破这个既定形象的企图。可惜当内在外在的矛盾都没有获得解决时，当时的罗大佑并没有办法独力从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解脱出来。回头去看《家》，罗大佑认为这是一张“企图跳出某个框框，却又受限于更大的框框”，以致仍然无法充份淋漓施展的一张作品。
《家》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迄今做得最精致，层次最丰富的一张，为了追求和前两张摇滚曲的不同质感，罗大佑亲自赴日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是在东京录制的。《吾乡印象》八分多钟的曲子里加入了胡琴、月琴、把乌等传统乐器，层层叠叠的音效，细腻的编曲结构加上罗大佑吟哦式的唱腔，透露出和前作完全不同的企图；《青珂嫂》则是他首次收录的台语歌，都替这张专辑增添了一份贴近故乡土地的眷恋之情。《家Ⅰ》，《家Ⅱ》不仅诚恳地道出创作者内在的渴盼，也和前作处理爱情时低调抑郁的情绪大异其趣，是罗大佑专辑中首次出现明朗温暖，情绪诉求“正向”的情歌。浓郁深情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以及潇洒中掩不住落寞的深切内省之作《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都是罗大佑炉火纯青的经典歌曲。而《超级市民》这首唯一对现实直接批判反讽的作品，反倒和整张专辑的基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张专辑出版之后，罗大佑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的时候了，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划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顶礼膜拜早已成为图腾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走进了历史。
●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是从罗大佑1983，1984两年岁末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中选出十一首歌做成的合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演唱会实况专辑。
据他自己回忆，早在《家》出版之前就已经打算推出演唱会实况录音，而且有出版双专辑(double album)的意思，但整个计划却因种种缘故一再延宕，等到《青春舞曲》终于问世，罗大佑已经收拾好行囊，在唱片内页写道：“也到了我告别一段时间的时候了，我总不能骗你说我脑袋里充满着音符……”
这是一张经常被忽视的专辑，许多人以为它“只不过是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而匆匆跳过不听，殊不知这样便错过了罗大佑在脱下黑衣，远走他乡之前，替我们留下最精彩动人的四十分钟。《青春舞曲》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罗大佑是第一个以“个人身分”办大型演唱会的歌手，在完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必须一一从头摸索。当时参与罗大佑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地创造历史”，完成了今日看来仍然令人咋舌的高难度工程，而现场收音的不尽理想使罗大佑后来不得不重新进录音室，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将进酒》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重录和声，也替专辑中某些部分做了若干修补；而这些“非绝对真实的修正”也还算谨守分寸，不至于影响整张唱片所要忠实传达的临场气氛。
几首在原专辑中并不算最抢眼的歌曲，在舞台上重获新生。《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节奏放慢，乐器回归淡薄之后，那些复杂的长句反而有了许多让听众参与思考的空间，罗大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属意的诠释方式。而《盲聋》原本四平八稳的中板曲式，在这里成为迎面扑来的炽热摇滚乐，是罗大佑最放肆的一次演出，也使这首原本有些劝世腔调的作品变得怒火袭人。在《现象七十二变》里，罗大佑不仅即兴添加了一些歌词，后来还独自坐在钢琴前，把这首歌唱成了柔情万种的晚安曲。《青春舞曲》的每一首歌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从乐手名单可以看到罗大佑网罗了当时台湾最优秀的演奏人才，个个都身经百战，名震一方，整张专辑一路听完毫无冷场，闭上眼睛便仿佛置身爆满的中华体育馆，要跟着台上足蹬白球鞋的黑色身影一起嘶吼高唱。
但也是在中华体育馆的舞台上，罗大佑面对成千上万骚动的歌迷，第一次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他无法只身负荷的，当人潮散去，他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有种被击败的感觉”。他不知道把自己当着千万人面前掏干净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来面对自己。“我确实是演唱会中那个最孤独的人”，他如此写到。罗大佑在《青春舞曲》出版后不久终于离台赴美长住，这张唱片就这样成为他“黑色时期”最后的纪念品。
●1985－1989年概述
从现在回头看，1985年的“出走”，对于罗大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唯有将自己重新“归零”。让身体机制秉天赋有的敏锐观察力自然运作，才有可能再度汲取到一位真诚创作者建立新视野所需的生活养料，并且叩寻其他生命样态涌现的可能。
于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艺术家群集的大都市里，罗大佑开始领略到一个创作者“应有”的态度，那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然后不断接受外来刺激的生活状态。身处于各方人种汇聚的纽约，使罗大佑获得一个迥异于台湾制式教育下成长经验的角度。他看到东方移民在异乡里共同的悲哀与相似的命运。每一张黄色脸孔下血脉相连的搏动频率其实正扣着整个种族在大时代中的归属渴求，不论你是来自台湾、大陆、香港或是亚洲任何地方。
而台湾的音乐环境仍然恶劣如前，整个体制无情地在摧残每一个尝试撑起时代大业的创作心灵。1985年《明天会更好》便是一个连作词、作曲者都会被骗的丑陋实例。无数音乐人在“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没有人晓得年底大选国民党的诉求标语便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由好几个人集体创作，但所有被“政治利用”的责难却由罗大佑一个人承担。这个不愉快的经验，也成为罗大佑日后舍台湾而注册香港建立“音乐工厂”的关键。
1986年，在长期沉淀中自然结晶而出的《海上花》，明显表现出罗大佑音乐风格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传统民谣多为小调起头）的东方曲式，再一次震动台港两地的流行乐坛，也影响了其它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你走你的路》、《鬼迷心窍》等歌曲），成为罗大佑作品日后最根底的主轴。
然而，曲式的转化更新只是罗大佑宏阔意图的先声。所有对于黄种人宿命情结的精确剖析和对于中国人的深切关怀，都需要一个更深，更广，更完整的架构去承接。于是在长达三年的酝酿之后，《爱人同志》问世了。罗大佑带着这张全新的专辑回到台湾，正如他当年独力敲开一扇创作大门那样。《爱人同志》再次震惊乐坛，打开了流行音乐另外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罗大佑随着电影主题聚焦在中国移民的“故乡情结”里。不论是齐豫在《船歌》中流淌的故乡山川，暖暖人情，或是罗大佑在《传说》中浓郁厚重的思乡情怀，都企图通过音乐来抚慰中国人宿命的伤痕。这段时期罗大佑还与意籍音乐家花比傲合作了许多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在1991年重新制作，收录在名为《追梦》的演奏曲辑中。这些替别人制作的作品也承担了罗大佑对东方曲调的探索，花比傲精致的编曲功力使它们呈现出典雅的外貌。基于罗大佑这段时期作品中对于中国人的浓烈情感，我们可将它视为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黄色时期”。
●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是罗大佑沉寂了四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也是1984年《家》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正是台湾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全面释放的顶点。这张在港台两地四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通过强势宣传成功地塑造出“新罗大佑”形象；短短几天就卖出二十万张，之后更创下五十三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罗大佑迄今最畅销的作品。
在罗大佑“出走”的这几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逝世，戒严令解除，台湾经历了战后最剧烈的政经结构转变。唱片工业的体制也在这段时间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MIDI的普及带动了林立的唱片工作室，港星大举来台加上青春偶像大行其道使唱片市场全面低龄化，整个唱片业在朝向“娱乐工业”的方向迈进。凡此种种，都使《爱人同志》和《家》之间仿佛存在着不只四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差距。这张专辑的标题和歌中使用大量大陆用语，在当时仍然有逾越官方尺度的可能，没想到所有歌曲送审一次就全数通过，不仅当事人“受宠若惊”，也反映出审查制度渐渐轻松的事实。
在《家》只做到一半的“跳出框框，创造不同格局”的企图，终于在沉潜酝酿了四年多之后，由《爱人同志》完成。和“黑色时期”礼聘日人编曲的情况不同，这个时候的罗大佑对MIDI已经有娴熟的掌控能力。也对编曲有绝对的主导权。《暗恋》、《爱人同志》暴烈的摇滚曲风，《恋曲1990》、《你的样子》的浓郁抒情，乃至于《黄色脸孔》、《京城夜》波澜壮阔，层层叠叠的慑人气势，一再显示出挥洒自如的编曲功力。这张专辑对音乐元素的处理方式曾经造成圈内人极大的震撼，再一次替唱片制作概念的可能性树立了新的标杆，不仅被誉为当年度最好的专辑，也是另一张至今听来仍然难以超越的力作。在歌词的写作上，罗大佑尝试让人声融入编曲，扮演乐器的角色，而非总是站在最前面“讲道理”的工具，所以我们听见了许多纯由音节构成的吟咏。格外在意音乐性的结果，使词意反而不再那么明朗易解，往往得和旋律编曲一并欣赏方能领会其中的奥妙。这样的改变使许多老歌迷难以适应，认为罗大佑“变节”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的样子》朦胧绵密的长串意象，或是《京城夜》四字叠名和连续长句相互撞击出来的震撼力，相信是早年那个蓬发黑衣的愤怒青年所写不出来的。
这张专辑想呈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是否成功，则见仁见智。但这方面的关心一直延续到“音乐工厂”时代，成为罗大佑日后所有创作的中心主题。《爱人同志》或许不再拥有他早年作品那股青春的锐气，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明显的匠气，但是整张唱片精密庞大的结构，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企图，使《爱人同志》仍然值得名列经典，也是了解八十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时所不能遗漏的巨作。
●1990－1994年概述
从台湾到纽约再转进香港，罗大佑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回到东方资本主义集结的重地。1988年“音乐工厂”的成立，象征罗大佑从一个戮力撑开创作空间，单打独斗的创作者，转换成一个运筹帷幄，集结众人之力的组织者。
随着“音乐工厂”架构的日渐完备，一个健全的“制度”为罗大佑展翅欲飞的音乐鸿图打下专业的强固根基。因此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往往从整体结构而非单曲本身的突出性，更能看出他的苦心与创意。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是拥有最多方向而又能集中角度去观察中国人的地方。她本身殖民地的过去与回归祖国的未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营造出一个时空开阔的回旋地带。在这里，罗大佑得以将早期《亚细亚的孤儿》幻想似的描绘从现实中逐一印证，也能将《黄色脸孔》里满腔血脉共流的情怀具象到生活细部。于是我们听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在《皇后大道东》、《原乡》和《首都》三张专辑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倘若我们再将视线拉到罗大佑创作光谱的主轴之外，就会看到其他零散的镜面折射出更为缤纷的色彩。早年的罗大佑原本就是为人写歌而投入唱片事业，到了成立“音乐工厂”后，则以专业作曲者的身分谱出无数动人的曲子。即使从歌词的意涵去回顾罗大佑的创作历程，情歌的数量仍然超过“非情歌”的部分。1989年底两张《情歌罗大佑》专辑的出版，正是由这个观点出发，意图挑战一般人心中“黑色罗大佑”的刻版印象而制作出来的全集。整套专辑的企划方向希望引领听众重新咀嚼每首歌的特别意义，体会在“黑色罗大佑”爆发力之外另一种丰富的色彩层次，同时也意图冷却稍早《爱人同志》炸射出来的滚烫能量，为罗大佑日后的创作预留更宽阔的可能性。
稍有察觉力的歌迷一定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罗大佑为别人写的歌，和他自己个人专辑中收录的作品往往有极大的曲风差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以更专业的态度面对自己作为“职业作曲人”身分及投入替别人量身写歌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在聆听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滚滚红尘》，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与娃娃的《我生》而感慨不已时，其实也说明了罗大佑多元的创作观，是不愿意局限在任何单一的色彩里的。
1995年的个人专辑《恋曲2000》，则是罗大佑攀上巨塔后登高远望的力作。我们依旧听到罗大佑对中国人未来前途深沉的期待，然而这张专辑是之前的总结也是全新的发端，要精确描述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进程上的历史地位，委实言之过早。综观这段时期多元化的音乐方向和主题，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罗大佑的“彩色时期”。
●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
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 依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恋曲2000
这张唱片是《爱人同志》出版六年以来，罗大佑第一次暂时放弃群体合作的方式，独自完成所有词曲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也是六年来第一张完全用国语演唱的专辑。
作品的私密性和浓重的个人色彩，也使罗大佑在诠释这些歌曲时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在编曲和制作上，《恋曲2000》为九十年代的台港流行音乐再次找到了新的可能。在MIDI编曲泛滥成灾之后，中国大陆冒出无数回归自然的摇滚乐团，加上另类音乐和“不插电 unplugged”的原音风格席卷全球，都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新主流。罗大佑并没有在此刻跟这趟热闹，反而另开路径选择和上海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共同录制这张专辑，并且仍然利用大量的MIDI做润饰。弦乐加上合唱团铺盖出来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及吉他，曼陀铃画龙点睛的表现，在MIDI编曲的节奏感撞击下，创造出罗大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声音，柔和了雍容的古典韵味与磅礴的摇滚气势，这样的音乐必须在上海录制乐团的演奏部分，在香港配唱混音，在台湾做mastering 方能让每个音节都圆满纯熟。
《五十块钱》和《台北红玫瑰》是整张专辑风格最不一样的两首歌，前者是道地的摇滚节奏，不妨看作《现象七十二变》的九十年代版，只不过这次讽刺的对象从台湾扩大为两岸三地，歌词更直指政治现实，丝毫不留情面，若是十年前，这首歌非被禁不可。《台北红玫瑰》则是罗大佑多年来第一首曲风如此妖娆的情歌，摆在众多表情严肃的作品中间，显得格外惹眼，其他的八首歌中《东风》和《天雨》编曲层层递进，近力十足，在创意和结构上都是不输《京城夜》的力作，聆听罗大佑在《天雨》中的唱腔，会觉得他终于找回了“放开来唱”的勇气，那种粗犷却震撼力十足的唱法竟遥遥和《鹿港小镇》对望起来。《就这么样吧》是沧桑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最透彻的一曲，那种放不下却也无计可施的郁闷情绪完全超脱了男女之间的爱欲纠缠，而拔升到极高极远之处去关照整个历史，整个民族的宿命，这使它不像前两首“恋曲”那么平易近人，却承载了创作者此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对撰稿者而言，《恋曲2000》造成的震撼并不亚于六年前的《爱人同志》，只是它实在太沉重，让人有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的压迫感，整张听完的感受是“回首过往繁华落尽，放眼未来前程茫茫”。从《未来的主人翁》之后就难得听见的压抑、悲壮和苍凉，居然在整整十年之后弥天盖地而来，而且添染了一层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的无奈。对这张在四十岁这年完成的作品，连罗大佑自己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撰稿者也还没有办法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去论述它的历史价值，只能说这是一张意涵丰富，需要反复聆听的作品。
●结语
走笔至此，已经精疲力竭，彷佛跟着我们的主角从七十年代一路挣扎到现在，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提醒您：这套自选辑出版的时候，罗大佑仍然在创作，继续参与着历史。他在《恋曲2000》之后的作品或许又将缔造新的历史，但是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留下“待续”之类的尾巴。音乐与灵魂直接撞击的经验，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清楚的，当一首歌脱离创作者，通过唱机传进一只只的耳朵，它便经由千千万万人的聆听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首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有时还是连原作者本人也无法干涉的，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歌的时代背景，创作经历，词曲特色……，却无法解释何以音乐与灵魂相撞时，会释放出如此令自己目眩神摇的能量。当你听见某段旋律，某句歌词竟然与你最深层的经验完全扣合，甚至更明白地替你表达了莫可名状的某种情绪时，这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之一。我们花去了那么多篇幅在论述的东西，都还只是表面而已，最珍贵的其实是这种属于你自已的记忆，是它让歌缓缓渗透，进入你的灵魂，甚至渐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打开你的音响吧，这套自选辑对罗大佑自己而言，是个阶段性的总回顾；但是对你——聆听者而言，这套自选辑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是得等细细听完一遍才会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歌曲曾经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腾出一个角落，让它们在你心里也占一块空间了。
尝试替某些歌下定义，论述莫可名状的音乐和旋律，等于要强行介入别人私密的记忆，永远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当我们论述的主题是罗大佑这么一个集众多争议于一身的人物时这件差事显得十分困难，纵观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大概没有任何人像罗大佑这样既承受这么多的景仰和膜拜，又遭到那么多的唾骂和质疑。即使到了今日，他的作为仍然不断引来许多错愕的眼神。寻找出公允适切的论述角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有几个问题：罗大佑到底通过音乐做到了些什么？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回头去听这些作品，除了怀旧，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对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而言罗大佑的音乐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九十年代以来，罗大佑的作品一度使不少人摸不清楚他在想些什么，“妥协”、“商业”、“投机”之类的字眼不时出现在老歌迷的脑海，我们能否通过创作者自己的陈述，试着重新体会他埋藏在这些作品中的种种企图？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假如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来的乐坛会清冷，失色许多。他独立闯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验，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都树立了新的标杆，成为无数后辈极欲追寻超越的典范；十几年来在音乐形态和内容诉求上不停的扩张，也使他影响的层面更加复杂。在面对罗大佑为数庞大的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创作的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时期，而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出内在的连结。当聆听者面对这些涵盖了二十年历程的作品时，我们若能藉此看出它们彼此之间的理路，相信对了解这些歌曲会有一定的帮助。
负责这次文字撰写的两个人，都是不满二十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当年罗大佑的“黑色旋风”对他们来说只是童年依稀的回忆，谈不上什么震撼跟省思，这样的身分使他们在论述罗大佑的时候会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并且格外在意这些作品摆在今天仍然能够呈现出来的意义，他们对罗大佑许多后来的作品有着和多数人一样的困惑，在和创作者本人进行冗长的访谈之后，这些疑惑得到一部分解决。所以在呈现这部分的论述时，撰稿者将尽量重现罗大佑自己口中的企图，而不是做太多直觉的臆测与论断。
历史上许多艺术作品的最终评价，是在作者死后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后获确认的。短短二十年就要替罗大佑这个目前仍在继续创作的音乐工作者判定历史地位，是失之卤莽了。我们不妨把这个自选辑看作一份音乐史料，它告诉我们罗大佑自认最有资格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不妨想像一下：多年之后，假如我们孙辈的孙辈凑巧找到这套古董唱片而当他通过未来的音响聆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却流下了和我们相同的眼泪，那么这段路就真的是没有白走了。
●1974－1979年概述
罗大佑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才。他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掀起史无前例的“黑色旋风”，其实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歌曲，经过多年磨练累积的结果。他在南台湾完成了初中和高中学业，之后考进台中的中国医药学院一直到实习医生阶段才正式到台北生活。和当时许多小伙子一样，罗大佑在青春期大量聆听西洋摇滚的翻版唱片，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在名为“洛克斯”的热门唱团里弹键盘，“洛克斯”一度成为南台湾餐厅、俱乐部之间小有名气的团体，不过这毕竟是年轻人玩票而已，等大家高中毕业，各分东西，乐团也就无疾而终了。
就在同时，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正在台北酝酿着后来轰传全岛的“现代民歌”运动。1973年，杨弦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了由余光中的诗谱曲的《乡愁四韵》；当时身在南部的罗大佑对这些活动一无所知，却在次年无独有偶地也选择《乡愁四韵》作第一首尝试谱曲的作品，这首创作曲过了八年才面世，收录在《之乎者也》里面。罗大佑对这首诗的诠释方式和杨弦大相径庭，却也表现出他对旋律的独特体会。
考进中国医药学院之后，罗大佑自承不是什么用功的学生，仍然花很多时间买唱片，听音乐，写歌。1976年，旧日搞团的朋友替他牵线，接下了刘文正《闪亮的日子》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撰写工作。他交出了《闪亮的日子》、《神话》和《歌》三首作品，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创作。其中《歌》这首作品是在旋律涌现之后，一直想不出可填的诗，直到偶然读了徐志摩的诗，觉得颇合用，才把它放进这个旋律，这种“曲比词先走”的情形，也在后来成为罗大佑基本的创作模式。
当时席卷台湾的校园民歌对他来说还是有距离的，在他脑海里萦绕的都是更厚重的摇滚乐。《童年》从1976年开始写，花了将近三年才完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地让歌词和旋律密合，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这首歌成为罗大佑创作上的分水岭，自此“词曲胶合”成为他最重要的创作课题之一：不管诉求的讯息多么强烈，他都会细心让旋律和字句一体交融，让音乐成为主角。
歌写得多了，做一张个人专辑的构想也渐渐成形，却一直没有机会付诸实行，北上实习，身处台北这个大都市，直接面对医院里的生老病死，这种环境的转移带给罗大佑许多震撼，也促使他提笔写出《鹿港小镇》这首充满幻灭感的歌，尽管写歌的时候罗大佑根本没去过鹿港。1981年，罗大佑替张艾嘉制作了《张艾嘉的童年》专辑，不仅贡献了好几首自己的创作，也替罗大佑的个人专辑预先铺下了路子。
综观罗大佑在《童年》之前的创作，叙述方式仍然有浓厚的文艺腔，内容也多半是年少轻狂的浪漫怀想；之后的作品像《恋曲1980》、《将进酒》便多了几分抑郁之气，也更贴近真实。有人把这段长长的酝酿称作“青色时期”，替少年罗大佑摸索前进的挣扎身态染上了一层不安的愁绪。这段时期是罗大佑从“词曲作者／制作人”的幕后身分跃居台前，转变成“创作歌手”的开始，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他最鲜明的外在形象。这段时间他一共只出版了三张个人专辑和一张现场演唱会实况。但是回头看这几张作品掀起的社会效应，其规模之大，延续之久，整个台湾流行音乐史上除了罗大佑，似乎还没有任何人创造过。
罗大佑并不是那种一挥而就，下笔千行的天才，除了极少数例外，他的歌总是旋律先出现，然后再寻索适切的歌词来和它配合，填词的工作往往长达三年以上，可见罗大佑对歌词与旋律的密合是煞费苦心的。《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里有许多作品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经过一再的修改才写定问世。所有罗大佑在八十年代初造成轰动的这些歌曲，其实是长期淤积沉淀之后迸放出来的结果。
早在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之乎者也》的录制就已经开始了。罗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当时乐坛所有作品都截然不同的摇滚乐，而台湾当时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可能做出他要求的音色和质感，所以罗大佑通过学校认识的日籍同学，把自己写好的一部分作品连同曲谱带到大阪，委由当地的乐手编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带子寄回来配唱，一切都由他独自负担，整个过程旷日废时，极花工夫。不过完成了大部分的录制工作之后，罗大佑抱着这堆母带四处寻找愿意发行的唱片公司，却连连碰壁，没有人愿意冒险出版这种和市场主流相差极大的音乐。
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之后，甫成立不久的滚石唱片终于接下了这个案子。滚石当初只是想让这样的作品也有面世的机会，并不敢高估市场的接受程度；罗大佑也把这件事当作对自己的一个交代，算是没有辜负青春；之后他准备重披白袍，继续以医生为正业。没想到这个黑衣墨镜的青年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唱片卖得极好，媒体也掀起罗大佑是洪水猛兽还是时代良心的论战，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前提下，他发现自己已经置身暴风圈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时代的先知兼代言人”这顶大帽子了。
这几年里，他与歌曲审查制度之间的撷抗，对恶质的传播媒体亳不妥协的尖锐态度，加上作品中充满的压抑情绪，以及他特异的装扮带来的几分神秘感，都相当符合一身墨黑的形象。有人把罗大佑的这段历史称作“黑色时期”，相信是十分贴切的，这段时间的罗大佑不仅在医生和歌手的角色之间挣扎，还得独自和恶质媒体加上官僚体系所形成的庞大怪兽对抗，甚至要面对起伏剧烈的感情波折。他一直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怀抱着许多不确定，在论述个别专辑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看看它们对罗大佑创作带来的影响。
●之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他把从事歌曲创作六、七年以来累积的一切反复咀嚼之后，贯注全力提炼出来的呕心沥血之作，虽然仅仅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已经有着极高的完成度和收放自如的成熟火候，这与前期制作耗费的可观时间，以及他自己在替别人写歌，制作专辑时累积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唱针落下，你第一个听到的声音就是《鹿港小镇》，石破天惊的电吉他前奏，这是我们聆听台湾流行音乐所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声音。它是道道地地的摇滚乐：大鼓小鼓、电吉他、木吉他、贝斯和键盘共同织出生动，厚实的音场，连罗大佑粗哑的声喉和不符合标准的咬字，都在这种粗犷的音场中显得恰如其份。
《之乎者也》在音乐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创造出这种蕴涵着饱满能量和炽热情绪的“声音”，利用摇滚的形式来传递歌词中极富“现代感”的信息，若说七十年代的民歌运动是以木吉他为主的民谣曲式来进行流行音乐革命，那么《之乎者也》就是用纯正的摇滚乐踢开了另一扇大门，只身替台湾乐坛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乐种。《之乎者也》的魔鬼曲式，《乡愁四韵》细腻精致的木吉他编曲，《将进酒》和《摇篮曲》浓郁的钢琴音色，《错误》在抒情曲中途嵌入摇滚段落的尝试，都在当时让我们看到台湾流行音乐的无数可能性。
最受注意的当然还是它的歌词，我们听到了小镇青年在大都市求生换来的幻灭；听到了对教育，文化，代沟，以及流行歌曲本身的讽刺；也听到了关于家国历史以及昨日恋情的纠葛情怀。《恋曲1980》完全翻转了传统情歌的写法，看似潇洒，其实几近残酷；《童年》则生动地唱出了那一辈孩子们共同拥有的特殊回忆；《光阴的故事》以行云流水的叙事方式凭悼过往青春，拼贴出一幅动人的图像，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写过的。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各自有不同的主题，也替流行音乐和现实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做了一次漂亮的示范。由于罗大佑用的都是“活的语言”，使这些作品不但过耳难忘，而且意象缠绵，充满了诗的口感。原本十分个人化的经验，就这么通过音乐获得了无数人的共鸣。
即使摆在今天的唱片市场来看，《之乎者也》仍然具备成为经典的资格。过去十几年来问世的唱片何止千万，但无论在旋律与编曲的原创性，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密合度，或是对整个大时代的影响力方面，能和《之乎者也》一较长短的作品仍然屈指可数。这张唱片上市不久便卖掉十四万张，在八十年代初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台北不是我的家”唱遍大街小巷，横扫整个时代，“黑色旋风”就此开始。
●未来的主人翁
这张专辑花了九个月才录制完成，《之乎者也》的成功带来了无数的争议和期许，使罗大佑在这段时间遭到了极大的压力。“这其实是最惨痛的一张唱片，碰到的挫折，失败的感觉是最多的”。罗大佑自己说《未来的主人翁》从头到尾弥漫着一种抑郁苍凉的情绪。相信和作者当时内在面临的矛盾，以及外界充满无力感的时代气氛都有关系。
“一定是第二张唱片最难做。因为第一张你可以慢慢做，完全没有前面的负担，所有前面的年轻生命的累积都可以放在第一张。如果第一张不幸成功，人家会要求第二张也成功，而且要变……又要有成长，又要有磨练，又要有新的东西，新的看法，新的音乐方向，然后在音乐上必须诚实，因为新的方向必须是来自你自己人生观，音乐观的彻底改变”，罗大佑这番话替《未来的主人翁》里面的种种改变做了最好的注释。当这张唱片终于问世，我们发现这是一张比《之乎者也》更深沉复杂的作品；也证明罗大佑的才情与实力远远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像。
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之乎者也》时而还能嗅出的些许生涩莽撞之气，在这张专辑里被一种更醇厚，更凝练的声音取代，划时代的制作水准使整张唱片的面目十分统整，也更精确有力地传达了歌词中沉重无比的信息。在那个MIDI尚未面世的时代，《未来的主人翁》丰富、深遂、张力十足的音场至今听来仍然令人赞叹，不仅领先当时所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作品，即使摆在全世界的标准
来看也未必逊色。无论《亚细亚的孤儿》动用儿童合唱团，军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唢呐交替出的慑人的气势，还是《爱的箴言》一架钢琴自弹自唱营造出来的空间感，都证明罗大佑在处理声音元素的功力上愈显成熟。甚至在唱腔和咬字上，他也有长足的进步；令人血脉膨胀的摇滚乐和叫人黯然心碎的抒情曲同时并存，收尾的《稻草人》不仅让我们见识到超凡的编曲功力，也是罗大佑唱得最精彩的歌之一。
说到歌词，《未来的主人翁》实在给我们太多太多震撼与感动，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光凭《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和《未来的主人翁》这三首分别献给台湾的历史、现代与未来的巨作，便足以让这张专辑名列史册；再看看《爱的箴言》、《盲聋》，更今人不能不对罗大佑处理诗语言的功力大表叹服。《亚细亚的孤儿》甚至被收录在前卫出版的年度诗选中，显示这张专辑的意义已经有某方面远远超出流行音乐的范围，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无数年轻人的深层意识，改变了许多人的思考方式，对大时代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未来的主人翁》是一张几乎不可能被超越的经典之作，不仅替已呈巅峰状态的罗大佑留下完整的见证，也绝对是台湾近数十年来最重要的音乐作品之一。
●家
《家》的发行，让许多人感到错愕莫名：原本被定位成“抗议歌手”、“愤怒青年”的罗大佑，在这张专辑里显得温情而内敛，几乎完全感受不到他前两张作品处处可闻的悲壮气势。当时任职滚石企划经理的詹宏志说得很直接，“《家》的创作可能更成熟，音乐可能更花钱，更精致，更动听，但是《家》的温情与保守，证明所谓的“抗议歌手”是十足的谎言。”王明辉则认为，《家》里呈现的罗大佑“应该是一种经过长期观察，思考环境跟人的依存关系之后所引发的一种心灵上的疲倦”，那个时候他好像有一种“急着要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的情绪”。讽刺的是，向来被视为风格最保守的《家》反而是罗大佑专辑中送审未通过的歌曲最多的一张。
事隔多年，罗大佑对这张专辑的处境有更清楚的体会，他表示当时自己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所能容忍的极限，“自己觉得有很多东西扛不下来了，也就是说自己想讲的话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之乎者也》和《未来的主人翁》掀起的风暴使他被冠上“抗议歌手”之类的头衔，甚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同时遭到来自政府当局和党外势力的压力——前者嫌他不规矩，后者嫌他不够激进，《家》风格上的凸变，其实也代表着打破这个既定形象的企图。可惜当内在外在的矛盾都没有获得解决时，当时的罗大佑并没有办法独力从这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解脱出来。回头去看《家》，罗大佑认为这是一张“企图跳出某个框框，却又受限于更大的框框”，以致仍然无法充份淋漓施展的一张作品。
《家》的音乐处理，的确是罗大佑迄今做得最精致，层次最丰富的一张，为了追求和前两张摇滚曲的不同质感，罗大佑亲自赴日聘请资深作曲家三枝成章为他编曲，专辑中大部分的歌是在东京录制的。《吾乡印象》八分多钟的曲子里加入了胡琴、月琴、把乌等传统乐器，层层叠叠的音效，细腻的编曲结构加上罗大佑吟哦式的唱腔，透露出和前作完全不同的企图；《青珂嫂》则是他首次收录的台语歌，都替这张专辑增添了一份贴近故乡土地的眷恋之情。《家Ⅰ》，《家Ⅱ》不仅诚恳地道出创作者内在的渴盼，也和前作处理爱情时低调抑郁的情绪大异其趣，是罗大佑专辑中首次出现明朗温暖，情绪诉求“正向”的情歌。浓郁深情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以及潇洒中掩不住落寞的深切内省之作《我所不能了解的事》，都是罗大佑炉火纯青的经典歌曲。而《超级市民》这首唯一对现实直接批判反讽的作品，反倒和整张专辑的基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这张专辑出版之后，罗大佑终于认清他已经撑不下去，到了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台湾，远赴重洋让一切“归零”的时候了，这张专辑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划下句点。那个让无数年轻人顶礼膜拜早已成为图腾的黑色身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远走进了历史。
●青春舞曲
《青春舞曲》是从罗大佑1983，1984两年岁末演唱会的实况录音中选出十一首歌做成的合辑，也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演唱会实况专辑。
据他自己回忆，早在《家》出版之前就已经打算推出演唱会实况录音，而且有出版双专辑(double album)的意思，但整个计划却因种种缘故一再延宕，等到《青春舞曲》终于问世，罗大佑已经收拾好行囊，在唱片内页写道：“也到了我告别一段时间的时候了，我总不能骗你说我脑袋里充满着音符……”
这是一张经常被忽视的专辑，许多人以为它“只不过是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而匆匆跳过不听，殊不知这样便错过了罗大佑在脱下黑衣，远走他乡之前，替我们留下最精彩动人的四十分钟。《青春舞曲》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时罗大佑是第一个以“个人身分”办大型演唱会的歌手，在完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所有相关的细节都必须一一从头摸索。当时参与罗大佑演唱会的工作人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地创造历史”，完成了今日看来仍然令人咋舌的高难度工程，而现场收音的不尽理想使罗大佑后来不得不重新进录音室，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将进酒》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重录和声，也替专辑中某些部分做了若干修补；而这些“非绝对真实的修正”也还算谨守分寸，不至于影响整张唱片所要忠实传达的临场气氛。
几首在原专辑中并不算最抢眼的歌曲，在舞台上重获新生。《我所不能了解的事》节奏放慢，乐器回归淡薄之后，那些复杂的长句反而有了许多让听众参与思考的空间，罗大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属意的诠释方式。而《盲聋》原本四平八稳的中板曲式，在这里成为迎面扑来的炽热摇滚乐，是罗大佑最放肆的一次演出，也使这首原本有些劝世腔调的作品变得怒火袭人。在《现象七十二变》里，罗大佑不仅即兴添加了一些歌词，后来还独自坐在钢琴前，把这首歌唱成了柔情万种的晚安曲。《青春舞曲》的每一首歌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从乐手名单可以看到罗大佑网罗了当时台湾最优秀的演奏人才，个个都身经百战，名震一方，整张专辑一路听完毫无冷场，闭上眼睛便仿佛置身爆满的中华体育馆，要跟着台上足蹬白球鞋的黑色身影一起嘶吼高唱。
但也是在中华体育馆的舞台上，罗大佑面对成千上万骚动的歌迷，第一次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是他无法只身负荷的，当人潮散去，他看着空荡荡的舞台，“有种被击败的感觉”。他不知道把自己当着千万人面前掏干净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来面对自己。“我确实是演唱会中那个最孤独的人”，他如此写到。罗大佑在《青春舞曲》出版后不久终于离台赴美长住，这张唱片就这样成为他“黑色时期”最后的纪念品。
●1985－1989年概述
从现在回头看，1985年的“出走”，对于罗大佑来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唯有将自己重新“归零”。让身体机制秉天赋有的敏锐观察力自然运作，才有可能再度汲取到一位真诚创作者建立新视野所需的生活养料，并且叩寻其他生命样态涌现的可能。
于是在纽约这样一个艺术家群集的大都市里，罗大佑开始领略到一个创作者“应有”的态度，那是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然后不断接受外来刺激的生活状态。身处于各方人种汇聚的纽约，使罗大佑获得一个迥异于台湾制式教育下成长经验的角度。他看到东方移民在异乡里共同的悲哀与相似的命运。每一张黄色脸孔下血脉相连的搏动频率其实正扣着整个种族在大时代中的归属渴求，不论你是来自台湾、大陆、香港或是亚洲任何地方。
而台湾的音乐环境仍然恶劣如前，整个体制无情地在摧残每一个尝试撑起时代大业的创作心灵。1985年《明天会更好》便是一个连作词、作曲者都会被骗的丑陋实例。无数音乐人在“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号召下共襄盛举，没有人晓得年底大选国民党的诉求标语便是“要一个更好的明天”。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由好几个人集体创作，但所有被“政治利用”的责难却由罗大佑一个人承担。这个不愉快的经验，也成为罗大佑日后舍台湾而注册香港建立“音乐工厂”的关键。
1986年，在长期沉淀中自然结晶而出的《海上花》，明显表现出罗大佑音乐风格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以大调起头（传统民谣多为小调起头）的东方曲式，再一次震动台港两地的流行乐坛，也影响了其它的创作者（比如李宗盛《你走你的路》、《鬼迷心窍》等歌曲），成为罗大佑作品日后最根底的主轴。
然而，曲式的转化更新只是罗大佑宏阔意图的先声。所有对于黄种人宿命情结的精确剖析和对于中国人的深切关怀，都需要一个更深，更广，更完整的架构去承接。于是在长达三年的酝酿之后，《爱人同志》问世了。罗大佑带着这张全新的专辑回到台湾，正如他当年独力敲开一扇创作大门那样。《爱人同志》再次震惊乐坛，打开了流行音乐另外的可能性。
接下来的《衣锦还乡》电影音乐专辑，罗大佑随着电影主题聚焦在中国移民的“故乡情结”里。不论是齐豫在《船歌》中流淌的故乡山川，暖暖人情，或是罗大佑在《传说》中浓郁厚重的思乡情怀，都企图通过音乐来抚慰中国人宿命的伤痕。这段时期罗大佑还与意籍音乐家花比傲合作了许多电视、电影的主题曲，在1991年重新制作，收录在名为《追梦》的演奏曲辑中。这些替别人制作的作品也承担了罗大佑对东方曲调的探索，花比傲精致的编曲功力使它们呈现出典雅的外貌。基于罗大佑这段时期作品中对于中国人的浓烈情感，我们可将它视为罗大佑创作历程中的“黄色时期”。
●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是罗大佑沉寂了四年多之后重回歌坛的作品，也是1984年《家》以来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张唱片在1988年年底出版，正是台湾社会人心沸腾，社会力全面释放的顶点。这张在港台两地四间录音室完成的唱片，通过强势宣传成功地塑造出“新罗大佑”形象；短短几天就卖出二十万张，之后更创下五十三万张的销售记录，成为罗大佑迄今最畅销的作品。
在罗大佑“出走”的这几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逝世，戒严令解除，台湾经历了战后最剧烈的政经结构转变。唱片工业的体制也在这段时间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MIDI的普及带动了林立的唱片工作室，港星大举来台加上青春偶像大行其道使唱片市场全面低龄化，整个唱片业在朝向“娱乐工业”的方向迈进。凡此种种，都使《爱人同志》和《家》之间仿佛存在着不只四年，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差距。这张专辑的标题和歌中使用大量大陆用语，在当时仍然有逾越官方尺度的可能，没想到所有歌曲送审一次就全数通过，不仅当事人“受宠若惊”，也反映出审查制度渐渐轻松的事实。
在《家》只做到一半的“跳出框框，创造不同格局”的企图，终于在沉潜酝酿了四年多之后，由《爱人同志》完成。和“黑色时期”礼聘日人编曲的情况不同，这个时候的罗大佑对MIDI已经有娴熟的掌控能力。也对编曲有绝对的主导权。《暗恋》、《爱人同志》暴烈的摇滚曲风，《恋曲1990》、《你的样子》的浓郁抒情，乃至于《黄色脸孔》、《京城夜》波澜壮阔，层层叠叠的慑人气势，一再显示出挥洒自如的编曲功力。这张专辑对音乐元素的处理方式曾经造成圈内人极大的震撼，再一次替唱片制作概念的可能性树立了新的标杆，不仅被誉为当年度最好的专辑，也是另一张至今听来仍然难以超越的力作。在歌词的写作上，罗大佑尝试让人声融入编曲，扮演乐器的角色，而非总是站在最前面“讲道理”的工具，所以我们听见了许多纯由音节构成的吟咏。格外在意音乐性的结果，使词意反而不再那么明朗易解，往往得和旋律编曲一并欣赏方能领会其中的奥妙。这样的改变使许多老歌迷难以适应，认为罗大佑“变节”了。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你的样子》朦胧绵密的长串意象，或是《京城夜》四字叠名和连续长句相互撞击出来的震撼力，相信是早年那个蓬发黑衣的愤怒青年所写不出来的。
这张专辑想呈现“黄种人整体处境”的野心是否成功，则见仁见智。但这方面的关心一直延续到“音乐工厂”时代，成为罗大佑日后所有创作的中心主题。《爱人同志》或许不再拥有他早年作品那股青春的锐气，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明显的匠气，但是整张唱片精密庞大的结构，以及它完成的宏伟企图，使《爱人同志》仍然值得名列经典，也是了解八十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时所不能遗漏的巨作。
●1990－1994年概述
从台湾到纽约再转进香港，罗大佑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回到东方资本主义集结的重地。1988年“音乐工厂”的成立，象征罗大佑从一个戮力撑开创作空间，单打独斗的创作者，转换成一个运筹帷幄，集结众人之力的组织者。
随着“音乐工厂”架构的日渐完备，一个健全的“制度”为罗大佑展翅欲飞的音乐鸿图打下专业的强固根基。因此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往往从整体结构而非单曲本身的突出性，更能看出他的苦心与创意。
另一方面，香港其实是拥有最多方向而又能集中角度去观察中国人的地方。她本身殖民地的过去与回归祖国的未来，在台湾与大陆之间营造出一个时空开阔的回旋地带。在这里，罗大佑得以将早期《亚细亚的孤儿》幻想似的描绘从现实中逐一印证，也能将《黄色脸孔》里满腔血脉共流的情怀具象到生活细部。于是我们听到一种全新的沟通方式，在《皇后大道东》、《原乡》和《首都》三张专辑中，一个铺陈民族命运的史诗企图，在三张原本各处一隅的专辑之间，巍然耸立起来。
倘若我们再将视线拉到罗大佑创作光谱的主轴之外，就会看到其他零散的镜面折射出更为缤纷的色彩。早年的罗大佑原本就是为人写歌而投入唱片事业，到了成立“音乐工厂”后，则以专业作曲者的身分谱出无数动人的曲子。即使从歌词的意涵去回顾罗大佑的创作历程，情歌的数量仍然超过“非情歌”的部分。1989年底两张《情歌罗大佑》专辑的出版，正是由这个观点出发，意图挑战一般人心中“黑色罗大佑”的刻版印象而制作出来的全集。整套专辑的企划方向希望引领听众重新咀嚼每首歌的特别意义，体会在“黑色罗大佑”爆发力之外另一种丰富的色彩层次，同时也意图冷却稍早《爱人同志》炸射出来的滚烫能量，为罗大佑日后的创作预留更宽阔的可能性。
稍有察觉力的歌迷一定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罗大佑为别人写的歌，和他自己个人专辑中收录的作品往往有极大的曲风差异。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以更专业的态度面对自己作为“职业作曲人”身分及投入替别人量身写歌的工作。因此，当我们在聆听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滚滚红尘》，或是凤飞飞的《心肝宝贝》与娃娃的《我生》而感慨不已时，其实也说明了罗大佑多元的创作观，是不愿意局限在任何单一的色彩里的。
1995年的个人专辑《恋曲2000》，则是罗大佑攀上巨塔后登高远望的力作。我们依旧听到罗大佑对中国人未来前途深沉的期待，然而这张专辑是之前的总结也是全新的发端，要精确描述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进程上的历史地位，委实言之过早。综观这段时期多元化的音乐方向和主题，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罗大佑的“彩色时期”。
●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
《皇后大道东》是1990年“音乐工厂”正式注册后于隔年年初推出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以粤语创作，集结了梅艳芳，黄沾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的专辑，
成功引发港人讨论香港前途的热潮，在推出后三个星期内即登上香港三大流行榜冠军，创下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磐居榜首的记录。
香港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音乐重镇，很少有人用音乐去表达人的感情或批判一般人的生活态度，切身的“九七”问题更是娱乐事业里不愿正面谈论的话题。罗大佑成功地找到一种轻松搞笑的表现方式，既能引发香港人的共鸣，又能将主题导入一个较严肃的讨论场域。另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紧密联结于衣食住行的现实生活，其实是一种很坚固的“在地文化”，因此当《东方之珠》以庄严的曲式恳切描绘出香港独特的时空位置，以及斯地斯人的感情、压力、希望和未来时，的确深化了香港人对这个岛屿的认同。
综观整张专辑，写词风格深受早期罗大佑影响的林夕，与罗大佑搭配出既能够统合粤语本身的音乐性格，又能融入曲式发展的绵长歌词，再加上罗大佑，花比傲专业功力十足的作曲，整张专辑水平整齐，风格明确，打开了香港流行乐坛的新可能性。
至于1991年的台湾乐坛，则在港星笼罩下凸现出音乐更加“感官化”的大方向。那阵子，正当报纸的影剧版上接连传来《笑傲江湖》与《皇后大道东》在香港热卖的讯息，突然间所有关心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朋友们之间开始流传“罗大佑要出台语专辑了”。
其实早在1989年年底发片的《新乐园》合辑里，罗大佑就曾经贡献过一首台语歌《故乡》，这首歌作于1987年年底。罗大佑自美国移居香港，在“近乡情怯”的心境中自然而然地用了台语来配合旋律的走势，而这首直接抒发乡愁的作品也成为他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之后罗大佑基于专业上的考虑，认为自己对台语的掌握还不够娴熟，所以他后来的台语歌词都和李坤城或王武雄合作，《故乡》也成为他迄今唯一一首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台语歌。
《原乡》企宣造势的规模比《爱人同志》还大，也的确造成了话题。对台语的听众来说，除了罗大佑唱“台语摇滚”带来的新鲜感，这也是头一次听到他让别人在专辑中诠释自己的作品。林强，周华健，赵传，李宗盛，凤飞飞，娃娃都是知名度甚高的歌者；台语歌词和李坤城等人的合作，加上花比傲的编曲占了极大的比重，都冲淡不少罗大佑的个人色彩，使《原乡》比较像是一张由罗大佑主导的合辑，而非个人专辑。
明眼人当能看出这样的手法和《皇后大道东》如出一辙，甚至连两张专辑的许多旋律都是共通的。这些作法造成当时许多人质疑罗大佑缺乏诚意，才气枯竭，才会出此下策来个“一鱼两吃”；乐评人翁嘉铭则批评《原乡》的内容“模糊摇摆，不统不独”。这驱使罗大佑在次年初写了一篇长文具细靡遗地阐述当时他的创作理念，也对这样的指摘提出毫不留情的反击，这篇后来只在一小群人中间留传的文字，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罗大佑眼中的《原乡》，以及之前之后的《皇后大道东》与《首都》两张唱片都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罗大佑自己的说法，“一曲多用”不仅不是投机取巧，反而是朝向新的音乐可能性开发的尝试，他的野心是用同一个曲调，便能毫无滞疑地配上粤语，国语，台语，并且能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扣含当地特有的文化与时代内涵，唱出在地人的心声。这样的野心有点像是早年用“劝世歌”，“思想枝”之类的固定调式，却能承载千千万万种不同内容的唱词，所以对他来说“一鱼两吃”还不够，最好“五吃，十吃甚至一百吃”。姑且不论这个企图成功与否，若仅以“投机取巧”去批判他，的确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在主题上，从《皇后大道东》到《原乡》乃至《首都》，罗大佑一直想探讨“移民”这个课题。从纽约的华埠到殖民地香港，罗大佑看到的华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者的后裔，甚至连台湾岛上绝大多数的住民，无论本省籍、外省籍都还是移民者的后代，只不过渡海来台的顺序不同罢了。身居香港却以台湾为原乡的罗大佑，不禁对这两个地方新旧移民一再发生冲突的历史产生莫大的感慨。这一系列的作品，其实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观照这两个布满了移民后裔的华人世界，以及罗大佑认为我们最终不能回避的，血脉相连的故土——中国。在旋律和编曲上，罗大佑花了极大的工夫让音乐能贴切地传达他脑海中移民后裔对“动乱”和“流亡”与生俱来的敏锐触觉，希望能用多样化的曲式来描绘新旧移民的历史、未来与情感。
由此可见，这张专辑的野心的确是罗大佑从事音乐创作以来最庞大的一次，若和《皇后大道东》与《首都》合观，其“经由香港台湾的连线关系，走到中、港、台的三角立体关系”的宏大企图便隐隐可见了。从相似的制作方向与内容看来，《首都》或可视为《皇后大道东》的续篇，但是在港督彭定康提出政改方案，中英关系陷入僵局的当时，这张专辑花了更多的篇幅写中港之间的关系，期待能和大环境有进一步的互动。在音乐上，《首都》选择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古典音乐人才以及乐团共同录制部分配乐，为此罗大佑不仅亲自到大陆走了一趟，对各地民谣及地方音乐做认识，自己的家中更堆满了近代史的参考书，思索整个大历史的课题该如何化为自己的语言，用音乐表达出来。
这三张专辑有人称之为“罗大佑的中国三部曲”。它们在市场及舆论造成的反应不一，或许是罗大佑的野心过大，没有能统整出更清晰的脉络，以至于模糊了他最想传达的中心意念，也有可能是九十年代整个时代气氛已经陷入混乱失序，意义不明的浑沌中，这样的东西对大多数听众而言是无法消受的。罗大佑自己认为这三张专辑是一次大规模的实验，至于成果是否能让大家都高兴，其实不是他最在意的。 依他的看法，这种工作若不持续累积个五年十年，根本不可能沉淀出真正的意义，我们不妨静静等待历史将要作出的判断。
●恋曲2000
这张唱片是《爱人同志》出版六年以来，罗大佑第一次暂时放弃群体合作的方式，独自完成所有词曲创作和演唱的作品，也是六年来第一张完全用国语演唱的专辑。
作品的私密性和浓重的个人色彩，也使罗大佑在诠释这些歌曲时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在编曲和制作上，《恋曲2000》为九十年代的台港流行音乐再次找到了新的可能。在MIDI编曲泛滥成灾之后，中国大陆冒出无数回归自然的摇滚乐团，加上另类音乐和“不插电 unplugged”的原音风格席卷全球，都被认为是下一个时代的新主流。罗大佑并没有在此刻跟这趟热闹，反而另开路径选择和上海管弦乐团及合唱团共同录制这张专辑，并且仍然利用大量的MIDI做润饰。弦乐加上合唱团铺盖出来排山倒海的气势，以及吉他，曼陀铃画龙点睛的表现，在MIDI编曲的节奏感撞击下，创造出罗大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声音，柔和了雍容的古典韵味与磅礴的摇滚气势，这样的音乐必须在上海录制乐团的演奏部分，在香港配唱混音，在台湾做mastering 方能让每个音节都圆满纯熟。
《五十块钱》和《台北红玫瑰》是整张专辑风格最不一样的两首歌，前者是道地的摇滚节奏，不妨看作《现象七十二变》的九十年代版，只不过这次讽刺的对象从台湾扩大为两岸三地，歌词更直指政治现实，丝毫不留情面，若是十年前，这首歌非被禁不可。《台北红玫瑰》则是罗大佑多年来第一首曲风如此妖娆的情歌，摆在众多表情严肃的作品中间，显得格外惹眼，其他的八首歌中《东风》和《天雨》编曲层层递进，近力十足，在创意和结构上都是不输《京城夜》的力作，聆听罗大佑在《天雨》中的唱腔，会觉得他终于找回了“放开来唱”的勇气，那种粗犷却震撼力十足的唱法竟遥遥和《鹿港小镇》对望起来。《就这么样吧》是沧桑无奈的情绪表达得最透彻的一曲，那种放不下却也无计可施的郁闷情绪完全超脱了男女之间的爱欲纠缠，而拔升到极高极远之处去关照整个历史，整个民族的宿命，这使它不像前两首“恋曲”那么平易近人，却承载了创作者此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对撰稿者而言，《恋曲2000》造成的震撼并不亚于六年前的《爱人同志》，只是它实在太沉重，让人有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的压迫感，整张听完的感受是“回首过往繁华落尽，放眼未来前程茫茫”。从《未来的主人翁》之后就难得听见的压抑、悲壮和苍凉，居然在整整十年之后弥天盖地而来，而且添染了一层年岁渐长，青春不再的无奈。对这张在四十岁这年完成的作品，连罗大佑自己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撰稿者也还没有办法拉开一段“历史的距离”去论述它的历史价值，只能说这是一张意涵丰富，需要反复聆听的作品。
●结语
走笔至此，已经精疲力竭，彷佛跟着我们的主角从七十年代一路挣扎到现在，而我们也必须再一次提醒您：这套自选辑出版的时候，罗大佑仍然在创作，继续参与着历史。他在《恋曲2000》之后的作品或许又将缔造新的历史，但是我们只能在这里打住，留下“待续”之类的尾巴。音乐与灵魂直接撞击的经验，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达清楚的，当一首歌脱离创作者，通过唱机传进一只只的耳朵，它便经由千千万万人的聆听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一首歌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有时还是连原作者本人也无法干涉的，我们在前面花了很多篇幅解释这些歌的时代背景，创作经历，词曲特色……，却无法解释何以音乐与灵魂相撞时，会释放出如此令自己目眩神摇的能量。当你听见某段旋律，某句歌词竟然与你最深层的经验完全扣合，甚至更明白地替你表达了莫可名状的某种情绪时，这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之一。我们花去了那么多篇幅在论述的东西，都还只是表面而已，最珍贵的其实是这种属于你自已的记忆，是它让歌缓缓渗透，进入你的灵魂，甚至渐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打开你的音响吧，这套自选辑对罗大佑自己而言，是个阶段性的总回顾；但是对你——聆听者而言，这套自选辑究竟有什么意义，还是得等细细听完一遍才会知道，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歌曲曾经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腾出一个角落，让它们在你心里也占一块空间了。
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
乡村纪事：放牛班的夏天
为了整理回乡的资料，我在网上偶然发现了永修一中校长的博客。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篇题为“年纪大了，爱看《动物世界》了”的小短文。“现在电视剧——假，演唱会——闹，中国足球——气，新闻——不是领导就是会，烦。”校长先生接着说，“还是返老还童回归自然吧，因为自然最美，动物最纯。”网友们的相关留言也别有情趣，有说电视剧的唯一目的就是降低智商；有说CCTV-7的养牛养猪节目还不错，因为那里有真实的世界；也有说要防止副作用，《动物世界》看多了，可能会和解说《动物世界》一样，“结果把自己变成了动物”。
读完让人会心一笑。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万物的生长，为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作一个见证。
还是从乡间正在逝去的耕牛谈起吧，这是我每次回乡时都会看到或者想到的动物。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瘦骨嶙峋”这个词，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及农家子弟对它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如果你把斯大林或其他自称能够引领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领导人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尽管他们在有权有势的时候的确不愿把自己当人看。然而，倘使有人说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与牛还是会欣然同意的。
在前文陆续发表后，有不少读者在网上讨论“生在农村你是否自卑？”这个问题。谈到耕牛时，我想就此做进一步补充——如果你在幼年时期曾经与牛相伴，想自卑都难。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谈到王二回想自己当年在下乡时很有魅力，不仅迷人而且“迷鸡”——小母鸡见到他都晕过去了。当然，这只是王二先生对小母鸡的意淫。而且，乡下的小母鸡也没有那么不堪一迷。事实上，假如你把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五、六岁孩子带到乡下会见小母鸡，恐怕先晕过去的还是孩子——当然他是被吓晕过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城里孩子同龄的乡下孩子此时早已胆大妄为，踩着牛头抓着牛毛爬上了牛背。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一年四季里，夏天的放牧生活无疑最令人追忆。在江南这个季节，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抢种与抢收），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的小二郎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在每天下午到野外放牛。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牛背上“站戗杆”，像杂技演员一样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嬉戏打闹、过性生活时，小孩子们同样团坐在一起寻欢作乐，打扑克、玩石子，或者成群结队摘野果，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小水沟里浇鱼。心血来潮时，有的小孩还会去骑几个月大的小牛，直到被摔得人仰牛翻；甚或挑动公牛打架，大家一起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说到电影，在我看过的无数影片中，如果需要挑出十部最喜欢的电影，一定会有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按其法文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它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当然，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在上面提到的“乡村牛仔”也都是“放牛班”成员。只是，这个“放牛班”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差生们开的留级班。而事实上，我认识的这些乡下孩子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当年“放牛班”的小牛仔们，绝大多数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中国人牵强附会制造了龙图腾，并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忽悠起来团结臣民的大传统——哪位皇帝不希望他的子民自觉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生于山野的草民们毕竟自由散漫，显然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是一种体现个体价值的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肯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自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五月的牛角。和西方的海盗故事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放牛娃的故事。朱元璋小时候也是放过牛的，他开始也不是什么龙，其所谓“真龙”，不过是从“真牛”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江西农业生产之现状及应采之政策》（载《独立评论》143号）一文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辑后记我才知道“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该这篇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耕地少、荒地多，由于独尊稻作，农业畸形发展，危害极大，因此建议江西要多养牛、羊和马，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这个建议自然是好，不过如果董先生能够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来走一走，相信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这次我到乡下发现，如今这里不仅田地大量抛荒，而且原来的村庄也只剩下了一头牛——在那里孤孤单单地唱着单身情歌。想来这头牛一定很绝望，因为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能给它带来点男欢女爱的同伴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自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当地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了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地农业“合作化”渐渐成形，出租经营的“铁牛”不断将耕牛从田里赶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愿意上山砍柴。几年下来，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山川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有些大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奋起反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甚至连几年前村民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这个夏天，我在乡下首先看到的是乡间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熊培云/思想国）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读完让人会心一笑。在我看来，校长先生的这个标题或许可以同罗兰夫人的一句名言媲美。
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罗兰夫人与狗的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话今已广为传布——“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以行”。而且，伴随着时光的流逝，它早已经成为一种经典句式。比如在今日中国，当某件莫须有的“诽谤案”或者将上访者抓到精神病院里去的丑行曝光，转天的媒体上便立即会有“诽谤，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精神病，多少罪恶假汝以行”等直指要害的相关评论出来。
然而，知道罗兰夫人另一句名言“我认识的人越多，就越喜欢狗”的人却不多。在我印象中，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非敖先生第一个说出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这句话是李敖穿越时空遂道从罗兰夫人的“闺牢”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田园将芜胡不归？“失乐园”也许就是“失田园”吧，有动植物与人类共同栖息的世界才是美好的。只是，爱凑更大热闹的本性以及更多机会与便利的诱惑让许多人宁愿在城市生活中忍气吞声。在那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你分不清四季，看不到流星，听不到虫鸣，闻不到泥土的芳香，处处是流动的欲望，碌碌无为的繁忙，有钱人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没钱的也不忘每个周末到“超市教堂”里做购物弥撒，大龄女青年们为了并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的事业荒废大好青春和生育年龄……然而当你走进乡村，那里不仅空气清新，而且迎面而来的都是生命的气息，所有生命都自由自然，应季孕育与生长。
正因为此，在完成前一部分“在路上”的行程，与故乡久别重逢后，我决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记录乡间万物的生长，为这里的各种土生土长的生命与力量作一个见证。
还是从乡间正在逝去的耕牛谈起吧，这是我每次回乡时都会看到或者想到的动物。许多人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学过的《老牛》。这篇朴实的小学课文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瘦骨嶙峋”这个词，更让人体会到了耕牛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意义，以及农家子弟对它们有着怎样的情感。如果你把斯大林或其他自称能够引领世界走向幸福彼岸的领导人称为“人类最好的朋友”，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尽管他们在有权有势的时候的确不愿把自己当人看。然而，倘使有人说牛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与牛还是会欣然同意的。
在前文陆续发表后，有不少读者在网上讨论“生在农村你是否自卑？”这个问题。谈到耕牛时，我想就此做进一步补充——如果你在幼年时期曾经与牛相伴，想自卑都难。已故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谈到王二回想自己当年在下乡时很有魅力，不仅迷人而且“迷鸡”——小母鸡见到他都晕过去了。当然，这只是王二先生对小母鸡的意淫。而且，乡下的小母鸡也没有那么不堪一迷。事实上，假如你把一个在城里长大的五、六岁孩子带到乡下会见小母鸡，恐怕先晕过去的还是孩子——当然他是被吓晕过去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城里孩子同龄的乡下孩子此时早已胆大妄为，踩着牛头抓着牛毛爬上了牛背。
童年时没有放过牛的人生是不圆满的。在我记忆中，放牛更是许多乡下孩子人生的开始。从爬上牛背的那一刻起，这些孩子便成了家里的半个劳力，也因此有了点同父母大人叫板的“话语权”。当然，更重要的是，从今往后他不仅可以骑牛走出鸡鸣狗叫的村庄，了解故乡广袤的疆土、曲折的道路、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还可以自食其力采摘各种野果并知道它们稀奇古怪的名字。他们牛人合一做骑士，当牛仔，连鼻涕也流得意气风发，一切只是因为这些牛背上的孩子早早学会了如何用一根牛绳控制住胯下的庞然大物，而且他们不怕被颠覆，他们把对牛的声声吆喝当作自己“在野”人生的首次演讲。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一年四季里，夏天的放牧生活无疑最令人追忆。在江南这个季节，大人们通常都忙于“双抢”（抢种与抢收），而“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的小二郎们则正好放暑假，可以组成自己的“放牛班”在每天下午到野外放牛。最壮观的场面莫过于，一些勇敢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牛背上“站戗杆”，像杂技演员一样直挺挺地被牛送到两公里以外的牧场。待牛群散去，各自吃草、嬉戏打闹、过性生活时，小孩子们同样团坐在一起寻欢作乐，打扑克、玩石子，或者成群结队摘野果，到附近的浅水库里游泳，小水沟里浇鱼。心血来潮时，有的小孩还会去骑几个月大的小牛，直到被摔得人仰牛翻；甚或挑动公牛打架，大家一起坐山观牛斗。
多年以后，当我在世界名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听到“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到处奔波流浪”这般诗意的歌词时，首先回想起的却是像我这样的“乡村牛仔”在童年放牛与寻牛时的情景——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阿巴斯这样的电影天才，没有人拍一部善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牛”，以至于我们在童年时的纯朴生活无人记录，无人升华。
说到电影，在我看过的无数影片中，如果需要挑出十部最喜欢的电影，一定会有法国电影《Les Choristes》。按其法文原意，这部电影应该被译成“唱诗班的孩子们”。只是由台湾的电影公司引进后，它才有了今天广为人知的名字——《放牛班的春天》。当然，如果仅从字面理解，我在上面提到的“乡村牛仔”也都是“放牛班”成员。只是，这个“放牛班”和台湾话里的“放牛班”意思完全不同，后者指的是台湾国中专给差生们开的留级班。而事实上，我认识的这些乡下孩子们当中很少有读不进书的“桐油罐”（当地农民送给读不进书的顽皮生的绰号）。当年“放牛班”的小牛仔们，绝大多数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告别乡村炎热的夏天，留在了熙熙攘攘的城市。
和许多走出乡村的人一样，也许是因为早年在乡下放过牛的缘故，我对城里人养宠物的风尚一直提不起兴趣。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曾经沧海，在乡下养过牛，见过大世面；另一方面，你想在城里养头牛也没条件。更何况，即使允许养牛这牛也不安全。毕竟中国不是印度，印度的牛可以在闹市区里像哲学家一样闲逛，像城管一样胡作非为。
如果你真想放牛，在中国城市里唯一与放牛沾点边的地方是股票交易所。只可惜，许多人受了交易所前面立的假牛的骗，跑到那里把自己的真牛也给放丢了。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交易所里的放牛娃，个个目光空洞、面如菜色，丢了牛的他们都不愿回家，怕回家没法向家长交待。而那些偷了牛的做庄者因为练到“千里之外，取人贞操”的化境，早已经一股作气，全身而退。当然，如果你对在股市里放牛不感兴趣，现在你还可以到网上去游牧。看着“钱烈宪”们将ID从一个论坛搬到另一个论坛，将博客从一个地方拯救到另一个地方，你会发现网络的确是个都市放牛的好去处。
中国人牵强附会制造了龙图腾，并自称是“龙的传人”。在我看来，“龙的传人”更多只是官话，是由皇帝（“真龙”天子）忽悠起来团结臣民的大传统——哪位皇帝不希望他的子民自觉是巨龙身上的一部分？然而，生于山野的草民们毕竟自由散漫，显然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牛的传人”——这是一种小传统，是一种体现个体价值的传统。君不见，你要说谁“真龙”，除了皇帝，其他人听了肯定会认为你在说他听力不好；而如果你说谁“真牛”，听者自会眉开眼笑，嘴角上扬如五月的牛角。和西方的海盗故事相比，中国更多的是放牛娃的故事。朱元璋小时候也是放过牛的，他开始也不是什么龙，其所谓“真龙”，不过是从“真牛”一步一步变过来的。这世界，没有谁不是凡人，不同的是，有些懂事早，很小时便打心眼里相信自己是“牛的传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最牛的方式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他们立志一生都要做一个徘徊在牛A和牛C之间的人。
今年夏天，在我翻阅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时，发现董时进在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有段时间销声匿迹。直到董时进后来带着《江西农业生产之现状及应采之政策》（载《独立评论》143号）一文重出江湖，透过胡适的编辑后记我才知道“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该这篇文章中，董时进谈到江西耕地少、荒地多，由于独尊稻作，农业畸形发展，危害极大，因此建议江西要多养牛、羊和马，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园艺业。这个建议自然是好，不过如果董先生能够活到现在，并且有机会到江西乡下来走一走，相信他一定会大失所望。这次我到乡下发现，如今这里不仅田地大量抛荒，而且原来的村庄也只剩下了一头牛——在那里孤孤单单地唱着单身情歌。想来这头牛一定很绝望，因为在附近的许多村子里，能给它带来点男欢女爱的同伴已基本绝迹。
耕牛之所以渐渐消失，自然有许多原因。比如，当地牛价近万元一头，太贵了农民买不起；许多人外出打工，没有富余人手去放牛；当地农业“合作化”渐渐成形，出租经营的“铁牛”不断将耕牛从田里赶走。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许多农民用上了煤气灶，很少有人愿意上山砍柴。几年下来，山上已经不适于放牛和寻牛了。
山川如此巨变，难免让人想起那个“巧妇难为无柴之炊”的年代。早在一、二十年前，十几里开外的大村庄总有些大力气的农民成群结队，不辞辛苦到本村及周边村庄偷砍柴火。面对盗贼，当地人自然是要铁心护林，奋起反抗，于是冲突在所难免。最激烈的时候，甚至会因此闹出人命（关于这一细节，我在后面会谈到）。谁知到如今，“留得青山在，无人砍柴烧”，甚至连几年前村民们常走的大路也被淹没在枝桠与茅草之中。这个夏天，我在乡下首先看到的是乡间草木疯长，不仅耕牛消失了，许多道路也消失了。（熊培云/思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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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纪事：乡村性生活与计划不生育
即便那些只是零星读过我几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之情。今天，当我离开巴黎，离开西布列塔尼，总会不时想起自己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想起塞纳河畔摆满窗台的鲜花、袒露着乳房的雕塑以及西布列塔尼乡下明晃晃的太阳雨。而当年在我置身其中之时，同样不忘怀想的却是江南乡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点点滴滴。
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美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夏多布里昂所说，文字的作用只在于帮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或者留住往昔，帮助我们“挣扎着反抗时间”，有机会重新爬上“美好岁月的山坡”，看万物在过往的时间里尽情尽性，自由生长。
就在我准备这组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自己早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幼年见到的乡村动物性生活的短文，个中风景精彩纷呈，正好适合我要写的“万物生长”这一节。众所周知，在正常情况下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性。不无遗憾的是，如今当我游走乡间，已经很难见到文中所描述的那些孕育生命、惊天动地的场面了。
印象中，我之所以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听了法国歌手Laurent Voulzy 怀念童年的歌曲《Belle-Île-en-Mer Marie-Galante》，略带忧伤的曲调与歌词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童年时的孤单、混乱，以及一群小孩子在年少无知之时屡屡犯下的管理小鸡、小狗们性生活的过错。
比如说对狗的管理吧。在我农村老家，大家把发生在狗狗之间的性行为叫做“狗连花”。当公狗和母狗双双发情之时，会头朝两端，骄傲地将屁股连在一块。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也无法努力的绝活，然而小公狗轻轻一撩神鞭就做到了。不幸常常是，狗们表演“性杂技”时总在人来人往的院落里，因而时常招来一些顽皮的小男孩儿的追打。在终于无法忍受孩子们的棍棒之后，它们会侧身仄行，依旧屁股相连，且战且退，像一只双头怪物，像两个横行的“π”。即使渐仄渐远，有毅力的小孩仍会追赶上去，猛击为交媾中的公、母狗输送快乐的阳阳结合部，直打得狗们落花流水，性趣全无，裂开为止。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小时候是否干扰过小狗的性生活——这种场面却是非常熟悉的——倘使有过，今天的我会为此感到羞愧。
也许，相较于大人们的丰功伟绩而言，这种自责多少有些矫揉造作。毕竟，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是贪玩，而非贪心、世故甚至恶毒。当然，细心者同样会发现，我所描绘的上述细节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自幼年起便有了管理他者性生活的欲望，有了当上警察便想抓捕看黄碟夫妻的潜质，无法将心比心地体谅或者理解他者的幸福。君不见，时至今日中国不还是有无数好事者将才子佳人们在公众场合接吻视为不洁么？
人和动物有许多区别，比如在性方面：动物虽然有性自由，但终究是免费一对一的单挑，而人却发明了同时2人以上的性行为，发明了三宫六院和性贿赂；动物应季生长与孕育，该性爱时性爱，该生产时生产，而人却制造了避孕套、避孕药，学会了堕胎、结扎和阉割，甚至不忘将种种“计划不生育”的政策用到了自己以及其所能控制的其他动物身上。当然，更准确说，“计划不生育”政策最先是用在了家畜身上，然后才是“国人”。
说到“计划不生育”，有必要继续从猪说起。回望近六十年来之变化，中国乡村已从追求“人多力量大”、“猪多肥多”之“多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过渡到“（要想富，）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继而又在2000年以后渐渐进入“少养孩子少养猪”的时代。如前文所述，由于不合算，今日乡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养猪，而“乡村周杰伦”也因猪业凋零早已收起劁刀，另谋生路。不过了解乡村生活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在过去，家猪们大多都是被“计划不生育”了的。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场景莫过于：老练的兽郎中只需轻轻一挥手，便将小猪们那点祖传的枪支弹药扔上屋顶，接着再在猪身上抹点锅底灰草草了事，阉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从今往后，家猪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为主人长肉，直到有一天被杀。
家猪世界，只有种猪和未被阉过的母猪才有能力过性生活并繁衍后代。种猪一生的任务就是交配，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只是，这个“花花公子”当得也并不容易。在上面提及的回忆性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或可作为见证：
记得我在乡下上学时，经常能见到一些神情焦灼的大男人，将绳子拴在母猪肚子上赶路，为母猪寻找猪郎。不幸常常是，在漫漫长征之后，到款款行礼之时，养尊处优的猪公竟然没有力气爬上母猪后背，以至于主持这场性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得不找来壮士，帮着把猪公前腿架上母猪，抓着它的肉矛朝母猪体内撩拨。如此场面，想必猪公其时也并不十分快乐——要不它叫得怎会那么不动听呢？
在完成配种之后，母猪的主人会给猪公的主人一些费用。依照诸世纪风月场里的规则，彼时的母猪是死活想不通的：大老远送上门来，被猪公聚众蹂躏，还得倒贴，还有没有王法？不过母猪的主人替它想通了，还是务实点吧，别的猪都已经被人阉了，物以稀为贵，何况是阳物！只当买春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是母猪亲赴猪公府上，有时候猪公也会被安排着游幸乡里。从早到晚，猪公被主人牵着，走遍五里三乡，像是幸福的国王、快乐的播种机，只为广大性与体魄都已成熟的母猪奉献琼浆玉液。那是何等奇货可居的骄傲！是故，但凡见到母猪，猪公便抬头看天，摆出一副玉树临风、很有资源的大架子，爱理不理：喂，妳有嫁照么？
其实，猪公也并不自由。毕竟，猪公还是猪，虽说天底下就数它“有种”，它也不会成为《动物庄园》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怎可与我们后宫佳丽三千的国王同日而语。更何况，既然主人恩准服一辈子“性交役”，就必须完成主人下达的任务，按要求及时会见不同肤色与体重的母猪。配种工作做久了，猪公心里大概也叹息着：想当初，看着猪兄猪弟尽受宫刑，还暗自庆幸自己将独享猪世界的性生活，谁料如今日日交公粮，受尽性交苦。
在性生活方面，乡下孩子的确是见过些大世面的。尽管他们不知道英文gay和lesbian，不知道中文“体位”与“巫山云雨”，不知道玩3p就可以冒充全人类都在做爱……然而，由于见过无数动物真刀实枪、五彩斑斓的交配：从蜻蜓上下翻飞的优雅到公牛挥鞭而去的暴走，从小公鸡满院子追小母鸡练背上功夫到小狗上演的“性杂技”、猪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很早便完成了性启蒙，理解了性自然。
正如我，在离乡若干年以后，当我路过荷兰红灯区，在听到同行者描绘里面许多花花绿绿、气喘吁吁的场面时，我在心底多少有些不屑——生猛男女们露肉露骨的表演，我在乡下老家一些健壮动物身上是早早就见过了的。
奇怪的是，乡下人熟视无睹的动物性器一到城里就变成“精神污染”了。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曾收到一份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大礼——大象铜像，由保加利亚籍雕塑家席米诺夫以真实大象为模型雕塑而成。想来“象英雄”真是命苦，虽说在生理上并非“大器晚成”，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三、四年才能赶上一次。一生大多时候，大象的性器不过是个下水漏斗。然而，联合国的几位资深官员却担心它会污染儿童清澈的双眼，遂建议割掉大象无辜的性器。联合国人如此煞有介事，恐怕各国乡下人都要诚惶诚恐了：我们日日得见祼体的牛羊，岂不是早已坏得没救？
有关性禁忌甚至生育禁忌的种种故事，让你有时候不得不去想什么是文明，以及生命与文明的边界。记得同样是在几年前，我曾读到一则资料，据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个名为Tikopia的小岛，那里的男性岛民居然无权触摸自己的阳具，若无异性“帮忙”，抑或偶尔浑然天成的“跑马”，他们通常无从体验射精的快感，甚至连岛外男人比比谁尿得更高的机会都没有。
从旧时的太监文化到Tikopia岛上的原始风俗，从被大人阉割的家猪、小孩打散的“狗连花”到被警察抓走的看黄碟的夫妻以及种种被计划的不生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过去到现在……寻遍人类的足迹，所谓文明似乎就是凡有性器的地方就有“性器官”，我是说，像上述联合国官员一般“偏爱管理性器的官”。
这世界，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性生活不被干扰呢？是乡村天性十足的蜗牛或鼻涕虫们的性爱吗？《自然》杂志曾经详细描述了蜗牛等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的交配，它们虽然行头自备，却也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自慰不息。日常生活中，蜗牛们彼此关爱体贴，只是到了交配之时，才纷纷做起了“拨剑四顾，射不我待”的剑客，终以一方被刺穿而结束“神圣的性生活”。科学家对此“阴茎交锋”的解释是：被刺穿的蜗牛将获得更多的精子，而且上述击剑行为可以帮助蜗牛存储更多的精子和卵子。不断孕育与生长，本是万物的天性。
还是让我的游思重新回到我要叙述的村庄里来吧。以上种种关乎性与自然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并不遥远的故事。稍微明白些事理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
众所周知，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比如举家外逃，或者给妻子下环。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
网上搜集到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当地未曾见到过，但在我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人因生育而失去尊严。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事实上，如今乡村的“计划不生育”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记得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幼年玩伴曾经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里的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双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当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看得出，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的时代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乡村纪事：别了，我的“六畜兴旺”
Msn上，一位老家在乡下的学生不无骄傲地对我说，“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台笔记本就是我做家教赚的。”
她的骄傲让我羡慕不已。回想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勤工俭学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而且有收成。我曾经在校图书馆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卡片，后来竟忘了去领钱，因为报酬实在太低。那个时候，我经常给租礼堂放电影的同学写海报赚点零花钱，偶尔也上街卖过字。毕业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的便是自己当年街头卖字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也多了一番感悟：同是“写字”，在追求书写内容（写作）与书写形式（书法）之间，显然前者对我更有意义，因为我无法通过书法来充分表达自己。而且，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更会觉得，年轻时让你心动的许多兴趣爱好都不过是你生命里的过眼云烟，你们互相抛弃，而真正能与你终身相伴的，往往不过一两件事。一旦你持之以恒，它就成了最终成就你的所谓事业。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一个人出名早不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其人生的初年及时发现适合自己创作或寄托热情的承载方式。为此，我会时常想起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大凡不愿空度一生的人，无论他如何努力，首先应该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有自知之明。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对美食近乎麻木不仁、视一日三餐为负担的人，倘使在年少时因为厨艺暴得大名，而且必须为此虚妄的声誉炒一辈子菜，那我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了。
感谢班德瑞，让我有机会借着《childhood memory》的空灵乐声走进天堂，或像此时此刻，可以端着键盘追忆自己远在乡村的逝水流年。
接着说写字的事情。不知是何缘故，我所在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那些写得最好的，虽然无意赚个书法家的头衔，但在中国权威书法杂志上经常发表些作品，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不过，前面说的寻章摘句也不能胡来。记得有个秋天，我写了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贴在自己“书房”的墙壁上，便立即引来父亲的训斥。我想他大概是认为“谁无死”之类的话不吉利。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当然，这只是平时题壁抒怀，我还没有愚笨到在春节用它。
体现在春联上的标准化表达无疑为中国乡村虚构了一种和谐盛世的气象。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透过这些红艳艳的小春联，你会发现乡村文化里偶尔也有难得一见的精致，就像在一件破棉袄上突然找到一个崭新的标签。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应该说，在多数时候祝福仍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一畜兴旺”了。记忆中盛极一时的家畜帝国，如今大厦已倾，空空荡荡，但见几条看家狗在村头村尾游弋，勾勒一盘残局。而且，早先活跃于“六畜”体制之外的鸭和鹅也不见了踪影。
事情还不算完全糟糕。夏日炎炎，走在寂静的村子里，偶尔还是会听到几声懒洋洋的猫叫。循声而去，我发现有位农妇家里竟然养了十几只小猫。细问才知是因为无人认养，几窝猫仔都留女主人手里了。虽然猫从未获得“六畜”的名分，但是这并不妨碍阿猫、阿狗凑成一对，成为当今乡下小巧而威武的绝代双骄。
至于阿猫、阿狗为何仍活跃于乡下，自然是得益于它们的社会分工。众所周知，在乡下猫和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它们具体负责看家护院、抓捕老鼠等现场感较强的工作，而非像猪一样可以异地规模圈养，在大长其肉后任人宰割。然而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感觉猫大概也快要退出农家舞台了。自从农民住进了有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能够体现猫之存在价值的老鼠早已另谋生路，逃之夭夭。
谈到“六畜”，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蹄无寸铁的猪甚至升级为“山寨版斯大林”，成为人类分析其“鬼打墙”式革命的一个道具。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家猪早在几十年前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这方面，当年有不少口号可作为见证，如“大养其猪”、“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扫盲不离书，增产不离猪”、“若要穷，提鸟笼；若要富，去养猪”、“作田不养猪，十有九年输”、“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等等，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一场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作‘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羊马、牛、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1960年，作者注）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养猪也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这样谈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这份“雅礼”难免让人想起肯德基的广告——一只拔了毛的肉鸡欢天喜地地向顾客夸耀自己的肉有营养。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据编后记记载，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影片《地下》的温馨结尾只是库斯图里察的想象。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中国人说，屋顶下有猪才成其为“家”。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由于猪仔和饲料太贵，养猪赚不着钱而且过于磨人，再加上偶尔传来某村发了猪瘟的消息，许多村民索性连猪栏都拆了。就这样从此天下太平，看“麻将联播”时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分心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著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幅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她的骄傲让我羡慕不已。回想九十年代初我上大学时，勤工俭学远不像今天这么容易，而且有收成。我曾经在校图书馆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卡片，后来竟忘了去领钱，因为报酬实在太低。那个时候，我经常给租礼堂放电影的同学写海报赚点零花钱，偶尔也上街卖过字。毕业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讲的便是自己当年街头卖字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也多了一番感悟：同是“写字”，在追求书写内容（写作）与书写形式（书法）之间，显然前者对我更有意义，因为我无法通过书法来充分表达自己。而且，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更会觉得，年轻时让你心动的许多兴趣爱好都不过是你生命里的过眼云烟，你们互相抛弃，而真正能与你终身相伴的，往往不过一两件事。一旦你持之以恒，它就成了最终成就你的所谓事业。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其实，一个人出名早不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其人生的初年及时发现适合自己创作或寄托热情的承载方式。为此，我会时常想起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段话。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曾经这样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大凡不愿空度一生的人，无论他如何努力，首先应该对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有自知之明。比方说，像我这样一个对美食近乎麻木不仁、视一日三餐为负担的人，倘使在年少时因为厨艺暴得大名，而且必须为此虚妄的声誉炒一辈子菜，那我真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了。
感谢班德瑞，让我有机会借着《childhood memory》的空灵乐声走进天堂，或像此时此刻，可以端着键盘追忆自己远在乡村的逝水流年。
接着说写字的事情。不知是何缘故，我所在的村子里的孩子们大多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杏花春雨江南”的秀丽。那些写得最好的，虽然无意赚个书法家的头衔，但在中国权威书法杂志上经常发表些作品，也不是什么稀罕事。记忆中，每到岁尾年关，孩子们都会忙着写春联。起初大家都是依葫芦画瓢，写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式的传世客套话，及至年长有的也开始自作主张。不过，前面说的寻章摘句也不能胡来。记得有个秋天，我写了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贴在自己“书房”的墙壁上，便立即引来父亲的训斥。我想他大概是认为“谁无死”之类的话不吉利。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威胁。当然，这只是平时题壁抒怀，我还没有愚笨到在春节用它。
体现在春联上的标准化表达无疑为中国乡村虚构了一种和谐盛世的气象。在我约定俗成完成的所有纸上祝福里，最得心应手的莫过于写些诸如“开门大吉”、“万象更新”、“添丁入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之类的小春联，并分别将它们贴在正门、灶台、谷仓、风车以及猪栏、牛栏和鸡肆上。透过这些红艳艳的小春联，你会发现乡村文化里偶尔也有难得一见的精致，就像在一件破棉袄上突然找到一个崭新的标签。不无遗憾的是，十几年来，在商品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孩子们当年DIY的、能体现乡野灵性的手工春联渐渐被印刷品取代，而那些包罗乡村万象的小春联也早已随风而逝。
应该说，在多数时候祝福仍不过是一种合法的撒谎。拿“六畜兴旺”来说，稍了解点当地家畜史的人都知道这四个字是怎样有名无实。“六畜”本包括牛、马、羊、猪、鸡、狗，然而事实上长久以来当地并没有马和羊，所以充其量只是“四畜兴旺”。这次我到乡下，发现牛、鸡和猪也都“笑渐不闻声渐消”，徒剩“一畜兴旺”了。记忆中盛极一时的家畜帝国，如今大厦已倾，空空荡荡，但见几条看家狗在村头村尾游弋，勾勒一盘残局。而且，早先活跃于“六畜”体制之外的鸭和鹅也不见了踪影。
事情还不算完全糟糕。夏日炎炎，走在寂静的村子里，偶尔还是会听到几声懒洋洋的猫叫。循声而去，我发现有位农妇家里竟然养了十几只小猫。细问才知是因为无人认养，几窝猫仔都留女主人手里了。虽然猫从未获得“六畜”的名分，但是这并不妨碍阿猫、阿狗凑成一对，成为当今乡下小巧而威武的绝代双骄。
至于阿猫、阿狗为何仍活跃于乡下，自然是得益于它们的社会分工。众所周知，在乡下猫和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它们具体负责看家护院、抓捕老鼠等现场感较强的工作，而非像猪一样可以异地规模圈养，在大长其肉后任人宰割。然而尽管如此，以我的观察，感觉猫大概也快要退出农家舞台了。自从农民住进了有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能够体现猫之存在价值的老鼠早已另谋生路，逃之夭夭。
谈到“六畜”，我在前文已经着重提到了耕牛的消逝。接下来，有必要悼念一下猪了。猪对人类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是在肉体上被人吃掉；二是在精神上免费代言人类的缺陷——又笨又懒又好色。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蹄无寸铁的猪甚至升级为“山寨版斯大林”，成为人类分析其“鬼打墙”式革命的一个道具。
老一辈村民都知道，家猪早在几十年前曾经做过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家畜”。这方面，当年有不少口号可作为见证，如“大养其猪”、“六畜兴旺猪为首，五谷丰登粮领先”、“扫盲不离书，增产不离猪”、“若要穷，提鸟笼；若要富，去养猪”、“作田不养猪，十有九年输”、“种田不养猪，好比秀才不读书”等等，以至于时至今日，像“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这样以猪为本的致富经，在一些村落墙壁上依然清晰可见。
在阶级斗争盛行的年代，家畜界同样面临一场解放运动。在九江市的一个破落旧书市场里，我找到一份1960年创刊的《养猪生产》杂志，该杂志的发刊词便是借用了为猪鸣不平的《人民日报》社论：“自古以来，猪位于六畜之末，叫作‘马、牛、羊、鸡、犬、豕（猪）’，这种排法实在很不公平。按照六畜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猪、牛、羊马、牛、羊、鸡、犬’，也就是说把猪提升到六畜之首，才有天公地道。”
据这篇题为《猪为六畜之首》的社论说，自从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全国农村在今年（1960年，作者注）冬天要开展一个养猪高潮以来，各地养猪事业发展很快。“现在，我国人民应该树立雄心大志，要进一步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每两人一头猪，而后再争取一人一头猪甚至更多一点。”至于养猪的目的主要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因为养猪业发展起来，“生产更多的商品猪出口，就可以更多地换回化学肥料、钢材和拖拉机来，直接支援农业的现代化。”
其实，在那个时代即使不是为了出口，养猪也意义重大。如毛泽东所说，“一口猪就是一座小型的化肥厂。”据说“猪为六畜之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此后广为普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产作家郭沫若曾经为此写了一首诗，为猪在十二生肖之末翻案，认为猪不仅要做“六畜之首”，更要做“十二生肖之首”：
猪为六畜之首，十二辰应该倒个头。猪是多产作家，试问何处不如马羊牛？哪项不及鸡与狗？专工虽小劣，博涉实为优。猪之为用大矣哉，浑身都是宝，浑身都是肉。不问鬃毛膏血，不问肺腑皮油。不问脑舌肠胃，不问胎盘眼球。杂草为粮产奇珍，粪溺使五谷丰收。以猪为纲，保钢保粮。猪肉一吨可换钢五吨，猪身是座炼钢厂。换取一部拖拉机，只用猪鬃十二箱，猪身是座机械厂。换取化肥十二吨，只用一桶猪肠，猪身是座化肥厂。发展工农业，多多靠在猪身上。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公养为主私为辅，百子千孙寿母猪。自繁自养开猪源，宁乡垛山皆可取。凭君一卷书，此乃养猪经，非是区区一印谱，养猪高潮掀上天，要使天公牵牛也牵猪。人民公社无限好，共产主义有前途。猪多肥多，粮多钢多，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此诗出自郭沫若为《养猪印谱》作的序。如今你很难想象“篆刻”与“养猪”有何联系，然而几十年前，既然养猪被纳入“政治养殖”，和当时的政治文化挂钩自是顺理成章之事。编者魏绍昌在书中这样谈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我和三位篆刻家（方去疾、吴朴堂和单孝天，作者注）聚在一起，看到报上一则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全国有两千万头母猪怀孕待产’，我们四人深深地为这件喜事激动了，大家高兴极了，想到应该为这两千万头母猪送一份贺礼去。送什么礼好呢？商量的结果，决定为猪刻一部印谱送去，猪对人民的贡献这么大，完全有权利接受我们这样一份‘雅礼’。”这份“雅礼”难免让人想起肯德基的广告——一只拔了毛的肉鸡欢天喜地地向顾客夸耀自己的肉有营养。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无从查找这本《养猪印谱》，只在网上零星见过部分页面的翻印，印文都是些与猪有关的时兴话：如“梅花猪”、“猪胎盘”、“一吨猪肉可换五吨钢”等等。据编后记记载，该书主要分为社论篇、语录篇、良种篇和宝藏篇。最有趣的是当年各大报刊的那些一本正经的社论，如“为高速度发展养猪事业而奋斗”，落款是“广西日报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社论”；“大搞社队集体养猪”，落款是“新湖南报一九六零年一月七日社论”；“让每头母猪多子多孙”，落款是“北京日报一九六零年一月十日社论”。
这些口号现在看来已相当另类，可归类于“恶搞”。不过，它们也因其紧扣时代的脉搏而极具文物价值——至少它们生动展示了在那个“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的年代里，猪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有着怎样崇高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懂得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不难发现，“大养其猪”的“经济运动”与明武宗朱厚照当年禁止民间养猪构成了政治主导经济的两极。当然，从人类中心论出发，猪有再高的地位也只是唐僧在妖精眼里的地位，委实不值得歌颂。离乡多年，我至今未忘的情景是，每到过年时，一头头家猪被按在大厚凳子上放血，在杀猪槽里剐毛，没多会儿，刚才还嗷嗷叫的肉猪便被分成了两大块半扇的猪肉挂在屋外冷冰冰的梯子上。
荒诞年代的故事从来不以喜剧收场，影片《地下》的温馨结尾只是库斯图里察的想象。在我查阅到的有限资料中，当年为猪治印的三位篆刻家里最不幸的是吴朴堂。这位曾经先后为蒋介石和毛泽东治过印的著名金石家，在文革之初便因不堪凌辱而弃世自杀，时年仅44岁。
中国人说，屋顶下有猪才成其为“家”。对于这些发生在“以猪为纲”、“大养其猪”年代的故事，村子里的年轻人自然并不知情，老人们对当年“一人一头猪”的盛况同样渐渐模糊了印象，更别说从他们嘴里听到养猪和政治有何关系。只是透过零星读到的一些诗文篆刻，我才浮光掠影地知道自己年少之时生活是何等意味深长、意义重大。谁曾想，当年目不识丁的我和伙伴们在村口弯腰拾粪，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书写了那个时代政治史诗。
为什么近年来猪肉长上翅膀？只需到乡下走走就一目了然了。和当年繁华相比，如今乡村不可不谓萧条至极，现今满村子找不到一头猪。由于猪仔和饲料太贵，养猪赚不着钱而且过于磨人，再加上偶尔传来某村发了猪瘟的消息，许多村民索性连猪栏都拆了。就这样从此天下太平，看“麻将联播”时人们也不像从前那样分心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家猪的远房亲戚——野猪却是越来越多。它们经常冲出山林，在庄稼地里搞有组织、无纪律的散步，吃食并且踩坏庄稼、刨坏田埂，让农民苦不堪言。由于山林茂密，又禁枪多年，野猪得以迅速繁殖。听镇上人说镇里正在组建一支打猎队，想必是大家意识到当地已经跑步进入了“一人多头野猪”的时代了。
一个夏日正午，我正在镇上闲逛，突然被停在路边车里的一位司机叫住。他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否记得他。虽然多年未见，我还是一眼认出他来。在当地，他曾是专门给猪做阉割手术的著名兽医。我小时候时常见他背着有红十字标记的兽医箱子走村串巷。据说，在他权倾田野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猪都挨过他的劁刀。在闭塞的乡下，那是怎样一幅风风火火、纵横四海的英雄形象。
那天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只听他不停地向我复述自己当年如何大赚其钱。看得出他十分怀念那段时光，他曾经是那个逝去时代里的乡村周杰伦、郭德纲。只叹如今猪业凋零，辉煌不再，给猪做了一辈子的“抓革命，促不生产”工作的他只能在镇上给人开黑车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08年度十大热门文章
2008年是不平静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美国总统大选、中国四川大地震等事件都引起了全世界的深切关注。让我们来看看《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的年度十大热门文章，了解一下读者关注的热点：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年度十大热门文章
1 中国09年面临更大政治压力(12月10日)
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0周年，中国303名各界人士签署了一份称为“零八宪章”的公开信，呼呼中国政府实行政治变革。一些签名者已遭到政府拘捕。
2 中国首次太空行走有政治目的(9月25日)
中国航天员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标志着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太空事业正迅速发展，日渐向美国和俄罗斯发起挑战。
3 西方媒体提高对华批评声调(8月15日)
西方媒体和中国官员围绕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的具体做法你争我辩，反映出双方在对中国政策的评价上分歧进一步加深。
4 胡佳终难逃牢狱之灾(4月4日)
胡佳，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活家、人权活动家和博客作家，被北京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判处3年半监禁。
5 贵州瓮安县学生死亡事件引发骚乱(6月30日)
据一个人权组织及目击者称，在中国贵州省瓮安县，愤怒的村民放火焚烧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并推翻车辆，以抗议官员对一名十几岁学生死亡事件的处理方式。
6 藏区不满情绪在积聚(6月6日)
在西藏首府拉萨爆发骚乱近三个月之后，中国安全部队依然在努力控制西藏高原上的反政府情绪。
7 中国股市底在何方？(4月1日)
中国股市跌势惨重，在沪港两地同时上市的股票中，有几只股票的A股价格甚至低过了H股。这不但打破了人们对大陆股市的传统看法，或许还能启示人们到哪里寻找能够抄底的股票。
8 一批新面孔即将进入中国国务院高层(3月3日)
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重点审议国务院一系列人事任命，并讨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副总理一级和部长级官员中将出现许多新面孔。
9 中国救市措施有过犹不及的风险(9月19日)
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沪市周五上涨9.5%。但长远看来，这些举措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不管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面前景来说，还是从中国政府希望经济朝市场驱动型发展的愿望来说。
10 中国限制震区抗议活动与媒体报导(6月4日)
中国官员周二取缔了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进行的抗议活动，警方至少驱散了一次示威活动，并试图阻止媒体进入其他受灾城镇。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年度十大热门文章
1 中国09年面临更大政治压力(12月10日)
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颁布60周年，中国303名各界人士签署了一份称为“零八宪章”的公开信，呼呼中国政府实行政治变革。一些签名者已遭到政府拘捕。
2 中国首次太空行走有政治目的(9月25日)
中国航天员进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标志着中国雄心勃勃的太空计划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太空事业正迅速发展，日渐向美国和俄罗斯发起挑战。
3 西方媒体提高对华批评声调(8月15日)
西方媒体和中国官员围绕中国政府在北京奥运会的具体做法你争我辩，反映出双方在对中国政策的评价上分歧进一步加深。
4 胡佳终难逃牢狱之灾(4月4日)
胡佳，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活家、人权活动家和博客作家，被北京市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罪判处3年半监禁。
5 贵州瓮安县学生死亡事件引发骚乱(6月30日)
据一个人权组织及目击者称，在中国贵州省瓮安县，愤怒的村民放火焚烧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并推翻车辆，以抗议官员对一名十几岁学生死亡事件的处理方式。
6 藏区不满情绪在积聚(6月6日)
在西藏首府拉萨爆发骚乱近三个月之后，中国安全部队依然在努力控制西藏高原上的反政府情绪。
7 中国股市底在何方？(4月1日)
中国股市跌势惨重，在沪港两地同时上市的股票中，有几只股票的A股价格甚至低过了H股。这不但打破了人们对大陆股市的传统看法，或许还能启示人们到哪里寻找能够抄底的股票。
8 一批新面孔即将进入中国国务院高层(3月3日)
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将重点审议国务院一系列人事任命，并讨论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国务院副总理一级和部长级官员中将出现许多新面孔。
9 中国救市措施有过犹不及的风险(9月19日)
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救市措施已经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沪市周五上涨9.5%。但长远看来，这些举措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不管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面前景来说，还是从中国政府希望经济朝市场驱动型发展的愿望来说。
10 中国限制震区抗议活动与媒体报导(6月4日)
中国官员周二取缔了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进行的抗议活动，警方至少驱散了一次示威活动，并试图阻止媒体进入其他受灾城镇。
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
大秦铁路完成3亿吨年运量目标 创重载铁路奇迹
罗强烈 周伟
3亿吨！这是迄今世界上一条重载铁路创造的年运量最高纪录。
2007年12月27日3时58分，随着28509次货运列车从茶坞站开出，采用世界先进重载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煤炭运输大通道——大秦铁路，提前4天完成3亿吨年运量的目标。中国铁路勇攀世界重载运输技术高峰，从此新增了一座闪光的里程碑。
在具有80多年重载运输历史、拥有120多个成员的世界铁路大家庭中，中国人掌握铁路重载运输技术仅仅十几年。全长653公里的大秦铁路，继2003年运量实现1亿吨设计能力后，成功地依靠自主创新，各大系统奋力攻关，连续4年实现了年增运煤炭5000万吨，相当于新建两条同等运力的双线电气化铁路，创下了铁路运营密度、运输效率、干线年运量等多项世界之最。
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一个奇迹。它高高地举起令世人交口称赞的重载铁路“中国牌”。
两万吨煤炭重载列车从头走到尾，2800米，比绕天安门广场一周还多40米
煤都大同，里八庄煤炭装车基地。玻璃房子般的煤炭装车集控室里，全神贯注的工人在专注地操作电脑控制的装车程序。一节载重80吨的铝合金C80型车厢，只需56秒就装满了煤炭。一列空车徐徐开进装车线，只要1小时46分，两万吨重载列车就能满载而出。
秦皇岛港，世界最大的煤运港口。现代化翻车机稳稳接入满载煤炭的货车，缓缓转动180度，240吨煤炭翻江倒海般流入地下煤仓。几秒钟后，卸空的车厢稳稳落地，鱼贯而出。地下煤仓的煤炭，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输往选煤厂、登上泊在码头的货轮。
记者驱车行驶在大秦铁路沿线公路上，一幕颇为壮观的情景映入眼帘：一前一后两台“和谐”型大功率电力机车，前拉后推着220节亮丽的银色车厢隆隆前行——每节车厢装满煤。沿着两万吨煤炭重载列车从头走到尾，2800米，比绕天安门广场一周还多40米。
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之一。铁路以运量大、速度快、成本低、全天候、环保减排的运输优势而著称，不但是我国综合交通领域的主力军，也是国家电煤运输的主攻手。大秦铁路的上游连接着煤炭储量达6000多亿吨的货源地，下游连接着世界最大的煤炭外运港口——秦皇岛港。它为全国4大电网、5大发电公司、10大钢铁公司、368家电厂和6000多家企业输送生产用煤，同时把温暖送进千万家。
2004年，铁道部统筹规划，明确提出大秦铁路实现年运量4亿吨的发展目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亲自主持研究大秦铁路扩能方案和技术装备创新实施方案，并登上机车驾驶室，全程添乘大秦铁路两万吨试验重载列车。
大秦铁路依靠内涵挖潜、自主创新等措施，精彩实现了铁道部制定的每一个阶段性目标：2004年，1.5亿吨；2005年，2亿吨；2006年,大秦铁路实现年运量2.5亿吨；2007年，大秦铁路再增运5000万吨煤炭，实现年运量3亿吨目标。
1年运输3亿吨煤炭是什么概念？这些煤炭，可为国家生产1.5亿吨钢铁或1.95亿吨化肥，可满足全国3亿城镇居民1年的生活用电所需。如果把3亿吨煤炭装满我国铁路载重量最大的C80货车(即每节车皮装80吨的货车)，车辆连接起来累计长度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5375公里。
“我们就是要瞄准世界铁路重载技术装备制高点，进行自主创新，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
发展铁路重载运输需要应用多项科技手段，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制造业水平的综合实力，是国际上公认的铁路运输尖端技术之一，代表着铁路货物运输领域的先进生产力。记者注意到，有报道称，美国民用和国防工业的许多关键技术，都直接来自于对阿波罗技术的消化、优化和二次开发。作为一项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重载铁路也具有这样的技术带动作用。大秦铁路集纳了钢铁冶金、机械加工、车辆制造、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电力牵引技术等多学科的成果，成为我国技术经济综合实力的代表。
20世纪20年代，重载铁路在美国首次出现。当时，美国东部的煤矿与铁路合作组成总重量约1万吨的单元列车，将整列车煤炭直接送往发电厂或港口，中途不经过任何编组作业，堪称高效。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俄罗斯、巴西等国家，重载运输极大地提高了铁路劳动生产率。
面对世界铁路重载运输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面对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运力需求，中国铁路怎么办？大秦铁路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瞄准世界铁路重载技术装备制高点，锁定当今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最可靠的重载技术，进行自主创新，使我们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科技司司长耿志修这样概括了大秦铁路的自主创新之路。
如同“嫦娥一号”卫星集成了国内大量高精尖技术成果一样，重载铁路技术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发展重载铁路，要解决列车制动、多机牵引操作和遥控、牵引动力、装货车辆、线路结构、站场设置、电力供应等技术装备问题。
“重载列车不怕电力机车拉不动，怕的是机车指令发出后万吨列车停不下来。”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副所长李学峰说，大秦铁路60%的线路都是山区铁路，如果万吨、两万吨列车下坡时制动不好，很可能车毁人亡，中间的车辆甚至会被挤成“铁饼”。
为有效解决山区铁路中的通信可靠性问题、长大下坡道的周期制动问题和长大列车的纵向冲动问题，大秦铁路在世界重载铁路领域率先实现了Locotrol技术和GSM-R平台的有机结合，把机车分布式同步操纵Locotrol技术由过去的点到点通信传输，依靠改进GSM-R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发展为系统网络通信传输，使得近3公里长的重载车辆，实现了前后同步控制，操纵误差仅为0.6秒。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大秦铁路前后历经了63项技术改造，先后攻克了万吨和两万吨重载列车不明原因紧急制动和车钩分离惯性故障等技术难题，使列车分离事故锐减90%，一跃跻身世界铁路重载先进行列！
“大秦魅力”令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今天，当世界目光聚焦大秦铁路时，那不只是在关注其运输数量上的增长，更是在研究中国重载铁路内涵挖潜的伟大实践。
在这条世界上煤炭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铁路上，货车全程往返一趟最短仅用1.375天；边施工边增运，平均每1.7天就会有一个新的运输组织方案启动；平均每秒钟通过煤炭9.4吨——“大秦魅力”令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国外重载列车一般都是白天开、晚上停，而大秦铁路上，昼夜奔驰着重载列车，重载列车运输组织已能像我国客运组织一样实现班列化开行；在国外，重载铁路施工线路上列车会停运、运量会减少，而大秦铁路上，我们一边施工一边运输，运量还在增加。”太原铁路局局长、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汛作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
大秦铁路创造的诸多世界第一，彰显出铁道部统一指挥、精细调度的重要。车、机、工、电、辆协调配合，相关铁路局、相关行业之间联劳协作。铁道部为被称为“我国重载第一路”的大秦铁路，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环境。
大秦铁路创造的诸多世界第一，同时也因为大秦铁路职工能吃苦、有办法，做到了国外重载铁路做不到的事情。正是他们的智慧、创意，让大秦铁路不断创造着奇迹。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类似经验可循的大秦铁路上，大秦铁路职工凭着勤奋学习，掌握了先进的重载技术，研究并摸索出科学的工作方法。
在被誉为大秦铁路“火车头”的湖东电力机务段，1名火车司机可以开4种不同型号的机车，1名普通工人可以修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功率机车。大秦铁路职工就有这么一股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劲头。工人发明家——山西省劳动模范、湖东车辆段工人技师周成刚，新时期火车司机的优秀代表——铁道部“火车头”奖状获得者、湖东机务段程利甫……他们是千万大秦铁路职工的典型代表。2007年4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新版《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中，就有大秦铁路职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19项内容。
千里之外，流光溢彩的上海滩。川流不息的上班一族，傍晚搭乘四通八达的城市地铁回到家中，打开电暖气很快就能把房间烘得温暖如春。百姓生活苦于频繁停电、发电机组因为电煤吃紧“停三开四”的“电荒”时代，似乎是尘封已久的记忆。但有谁能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繁忙的大秦线上，一列列重载列车仍在忙忙碌碌地往返于大同与秦皇岛之间，默默保证着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
3亿吨！这是迄今世界上一条重载铁路创造的年运量最高纪录。
2007年12月27日3时58分，随着28509次货运列车从茶坞站开出，采用世界先进重载技术装备的现代化煤炭运输大通道——大秦铁路，提前4天完成3亿吨年运量的目标。中国铁路勇攀世界重载运输技术高峰，从此新增了一座闪光的里程碑。
在具有80多年重载运输历史、拥有120多个成员的世界铁路大家庭中，中国人掌握铁路重载运输技术仅仅十几年。全长653公里的大秦铁路，继2003年运量实现1亿吨设计能力后，成功地依靠自主创新，各大系统奋力攻关，连续4年实现了年增运煤炭5000万吨，相当于新建两条同等运力的双线电气化铁路，创下了铁路运营密度、运输效率、干线年运量等多项世界之最。
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一个奇迹。它高高地举起令世人交口称赞的重载铁路“中国牌”。
两万吨煤炭重载列车从头走到尾，2800米，比绕天安门广场一周还多40米
煤都大同，里八庄煤炭装车基地。玻璃房子般的煤炭装车集控室里，全神贯注的工人在专注地操作电脑控制的装车程序。一节载重80吨的铝合金C80型车厢，只需56秒就装满了煤炭。一列空车徐徐开进装车线，只要1小时46分，两万吨重载列车就能满载而出。
秦皇岛港，世界最大的煤运港口。现代化翻车机稳稳接入满载煤炭的货车，缓缓转动180度，240吨煤炭翻江倒海般流入地下煤仓。几秒钟后，卸空的车厢稳稳落地，鱼贯而出。地下煤仓的煤炭，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地输往选煤厂、登上泊在码头的货轮。
记者驱车行驶在大秦铁路沿线公路上，一幕颇为壮观的情景映入眼帘：一前一后两台“和谐”型大功率电力机车，前拉后推着220节亮丽的银色车厢隆隆前行——每节车厢装满煤。沿着两万吨煤炭重载列车从头走到尾，2800米，比绕天安门广场一周还多40米。
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之一。铁路以运量大、速度快、成本低、全天候、环保减排的运输优势而著称，不但是我国综合交通领域的主力军，也是国家电煤运输的主攻手。大秦铁路的上游连接着煤炭储量达6000多亿吨的货源地，下游连接着世界最大的煤炭外运港口——秦皇岛港。它为全国4大电网、5大发电公司、10大钢铁公司、368家电厂和6000多家企业输送生产用煤，同时把温暖送进千万家。
2004年，铁道部统筹规划，明确提出大秦铁路实现年运量4亿吨的发展目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亲自主持研究大秦铁路扩能方案和技术装备创新实施方案，并登上机车驾驶室，全程添乘大秦铁路两万吨试验重载列车。
大秦铁路依靠内涵挖潜、自主创新等措施，精彩实现了铁道部制定的每一个阶段性目标：2004年，1.5亿吨；2005年，2亿吨；2006年,大秦铁路实现年运量2.5亿吨；2007年，大秦铁路再增运5000万吨煤炭，实现年运量3亿吨目标。
1年运输3亿吨煤炭是什么概念？这些煤炭，可为国家生产1.5亿吨钢铁或1.95亿吨化肥，可满足全国3亿城镇居民1年的生活用电所需。如果把3亿吨煤炭装满我国铁路载重量最大的C80货车(即每节车皮装80吨的货车)，车辆连接起来累计长度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还要多5375公里。
“我们就是要瞄准世界铁路重载技术装备制高点，进行自主创新，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
发展铁路重载运输需要应用多项科技手段，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制造业水平的综合实力，是国际上公认的铁路运输尖端技术之一，代表着铁路货物运输领域的先进生产力。记者注意到，有报道称，美国民用和国防工业的许多关键技术，都直接来自于对阿波罗技术的消化、优化和二次开发。作为一项高技术集成的系统工程，重载铁路也具有这样的技术带动作用。大秦铁路集纳了钢铁冶金、机械加工、车辆制造、电子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电力牵引技术等多学科的成果，成为我国技术经济综合实力的代表。
20世纪20年代，重载铁路在美国首次出现。当时，美国东部的煤矿与铁路合作组成总重量约1万吨的单元列车，将整列车煤炭直接送往发电厂或港口，中途不经过任何编组作业，堪称高效。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俄罗斯、巴西等国家，重载运输极大地提高了铁路劳动生产率。
面对世界铁路重载运输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面对国民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运力需求，中国铁路怎么办？大秦铁路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瞄准世界铁路重载技术装备制高点，锁定当今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最可靠的重载技术，进行自主创新，使我们一开始就站在高起点上。”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科技司司长耿志修这样概括了大秦铁路的自主创新之路。
如同“嫦娥一号”卫星集成了国内大量高精尖技术成果一样，重载铁路技术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系统工程。在我国发展重载铁路，要解决列车制动、多机牵引操作和遥控、牵引动力、装货车辆、线路结构、站场设置、电力供应等技术装备问题。
“重载列车不怕电力机车拉不动，怕的是机车指令发出后万吨列车停不下来。”铁道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副所长李学峰说，大秦铁路60%的线路都是山区铁路，如果万吨、两万吨列车下坡时制动不好，很可能车毁人亡，中间的车辆甚至会被挤成“铁饼”。
为有效解决山区铁路中的通信可靠性问题、长大下坡道的周期制动问题和长大列车的纵向冲动问题，大秦铁路在世界重载铁路领域率先实现了Locotrol技术和GSM-R平台的有机结合，把机车分布式同步操纵Locotrol技术由过去的点到点通信传输，依靠改进GSM-R综合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发展为系统网络通信传输，使得近3公里长的重载车辆，实现了前后同步控制，操纵误差仅为0.6秒。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大秦铁路前后历经了63项技术改造，先后攻克了万吨和两万吨重载列车不明原因紧急制动和车钩分离惯性故障等技术难题，使列车分离事故锐减90%，一跃跻身世界铁路重载先进行列！
“大秦魅力”令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今天，当世界目光聚焦大秦铁路时，那不只是在关注其运输数量上的增长，更是在研究中国重载铁路内涵挖潜的伟大实践。
在这条世界上煤炭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铁路上，货车全程往返一趟最短仅用1.375天；边施工边增运，平均每1.7天就会有一个新的运输组织方案启动；平均每秒钟通过煤炭9.4吨——“大秦魅力”令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国外重载列车一般都是白天开、晚上停，而大秦铁路上，昼夜奔驰着重载列车，重载列车运输组织已能像我国客运组织一样实现班列化开行；在国外，重载铁路施工线路上列车会停运、运量会减少，而大秦铁路上，我们一边施工一边运输，运量还在增加。”太原铁路局局长、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汛作了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
大秦铁路创造的诸多世界第一，彰显出铁道部统一指挥、精细调度的重要。车、机、工、电、辆协调配合，相关铁路局、相关行业之间联劳协作。铁道部为被称为“我国重载第一路”的大秦铁路，提供了最好的发展环境。
大秦铁路创造的诸多世界第一，同时也因为大秦铁路职工能吃苦、有办法，做到了国外重载铁路做不到的事情。正是他们的智慧、创意，让大秦铁路不断创造着奇迹。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类似经验可循的大秦铁路上，大秦铁路职工凭着勤奋学习，掌握了先进的重载技术，研究并摸索出科学的工作方法。
在被誉为大秦铁路“火车头”的湖东电力机务段，1名火车司机可以开4种不同型号的机车，1名普通工人可以修理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功率机车。大秦铁路职工就有这么一股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的劲头。工人发明家——山西省劳动模范、湖东车辆段工人技师周成刚，新时期火车司机的优秀代表——铁道部“火车头”奖状获得者、湖东机务段程利甫……他们是千万大秦铁路职工的典型代表。2007年4月1日开始正式施行的新版《铁路技术管理规程》中，就有大秦铁路职工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的19项内容。
千里之外，流光溢彩的上海滩。川流不息的上班一族，傍晚搭乘四通八达的城市地铁回到家中，打开电暖气很快就能把房间烘得温暖如春。百姓生活苦于频繁停电、发电机组因为电煤吃紧“停三开四”的“电荒”时代，似乎是尘封已久的记忆。但有谁能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繁忙的大秦线上，一列列重载列车仍在忙忙碌碌地往返于大同与秦皇岛之间，默默保证着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8年9月5日星期五
风雨沧桑----百年青岛站
《半岛都市报》2008年7月25日的专题报道
建于1901年青岛火车站，经历了107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不计其数的重大事件，与美丽的青岛共同成长，于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幕启前夕，迎来又一个新生……
建于1901年青岛火车站，经历了107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不计其数的重大事件，与美丽的青岛共同成长，于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幕启前夕，迎来又一个新生……
2008年8月20日星期三
中国企业的“奥运账”
中国企业的“奥运账”
英国《金融时报》帕提•沃德米尔(Patti Waldmeir)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8月8日，当中国体操名将、后来转行销售运动鞋的李宁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上空绕场奔跑点燃奥运圣火时，他的运动服装品牌立刻用“国产运动鞋”的本质点燃了开幕式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随后，尽管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下跌，但在香港上市的李宁公司的股价仍逆行上扬，涨幅接近6%。无疑，现在无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李宁是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而讽刺的是，尽管中国消费者习惯性地把李宁公司当作是与奥运会密切关联的本土公司之一，但它并不是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
今年，中国企业在奥运相关的市场营销及广告上可能已经花费巨资，此外还花费数千万元赞助各种事务，从赞助苏丹运动员参赛到为奥运村提供酸奶。但许多在华市场营销及广告专家都在怀疑，它们是否在浪费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中国品牌专家周东生表示：“对于多数中国企业而言，成为赞助商并不值。收入、利润，如果你算一下，就知道没有意义。”
中国正在利用奥运会宣传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它也希望奥运相关广告会帮助实现其未来10年的最高经济目标之一：用高质量、高附加值及高技术生产的声誉，替换中国企业血汗工厂的世界形象。
曾几何时，市场营销在中国还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汇。但如今，就连国有企业也开始抢购奥运会赞助权。周东生表示：“就好像政府在命令他们补贴奥运会，或许吧，因为它们攫取了垄断利润……因此是时候归还了。”
然而，有许多公司并不是完全被迫为之的。中国最大纺织品公司恒源祥(Heng Yuan Xiang)的奥运项目部负责人陈忠伟(Stanley Chen)确信，奥运会是品牌建设的黄金机遇。
他表示：“可口可乐(Coca-Cola)是1928年奥运会的赞助商……没有奥运会，可口可乐可能不会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品牌。”他的公司在今年奥运会的投入上预计会亏损。（他不愿透露具体数目，但他指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比恒源祥赞助商身份声望更高的一种赞助形式——花费至少2000万美元，比市场营销和促销费用多出2到3倍。）
当被问及投入的资金是否值得时，恒源祥创始人刘瑞旗变得恼怒起来：他指出他的公司既不是国有的，也不是上市公司，因此“钱是直接从我口袋里掏出去的”。
但市场营销专家表示，中国许多企业并没有准备挖掘这次奥运会作为品牌建设机遇——并且他们指出，恒源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今年年初，在遭受了报纸和网络上的广泛嘲讽之后，恒源祥被迫撤下了一则著名的宣传其奥运会赞助商身份的电视广告。
在中国春节期间推出的这则60秒的广告，特点是有一个画外音将中国每个生肖名字重复了三次，形式如下：“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鼠鼠鼠！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牛牛牛！……”广告分析师表示，这则商业广告显示出了中国广告业存在的一些最普遍、最糟糕的特点。
广告代理商智威汤逊(JWT)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表示：“你打开任何一家中国电视台，大多数广告都几乎没有差别。它们都声音大，都有相同的画外音，产品价值都是简单带过——我的意思是，它们都很过时。”
陈忠伟不赞同他的说法。他辩称，重复播放对中国的品牌认知至关重要。他承认他们公司的广告在报纸和博客上都恶评如潮，但他坚称，这有助于将他的公司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他表示：“在这则广告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恒源祥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但之后，大多数人都记得这层关联。我们觉得学习西方的广告方法很好，但我们不认为简单地照抄照搬会对我们有帮助。”
广告公司李奥贝纳(Leo Burnett)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表示，奥运相关广告中，有一些比其它要好。“你现在看见的奥运广告是中国广告的大体反映：少数很棒，许多很平庸，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广告确实很差。”他表示，不会仅仅因为一家公司有钱买赞助权，就意味着他们拥有充分利用这种赞助权的市场营销经验。
伍德表示，李宁的奥运飞天带来了“钱买不到的”商标认可。李奥贝纳公司是李宁公司的顾问。李宁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勇表示，李宁在奥运会上只代表他自己，“李宁和公司管理层已经决定不利用开幕式进行宣传。”消费者将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周东生表示：“我认为全球性公司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像可口可乐，像Visa。它们不仅仅说自己是赞助商。它们在自己的品牌与顾客需求之间制造了一种情感连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想它们还得学习学习。”驻上海的零售咨询公司通亚公司(Access Asia)的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表示：“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成功超越与奥运会相关的标准化套路……做着极为相似事情的每个人都拥有这种标准化思维。”
（待续）
英国《金融时报》帕提•沃德米尔(Patti Waldmeir)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8月8日，当中国体操名将、后来转行销售运动鞋的李宁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上空绕场奔跑点燃奥运圣火时，他的运动服装品牌立刻用“国产运动鞋”的本质点燃了开幕式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随后，尽管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下跌，但在香港上市的李宁公司的股价仍逆行上扬，涨幅接近6%。无疑，现在无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李宁是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而讽刺的是，尽管中国消费者习惯性地把李宁公司当作是与奥运会密切关联的本土公司之一，但它并不是奥运会的官方赞助商。
今年，中国企业在奥运相关的市场营销及广告上可能已经花费巨资，此外还花费数千万元赞助各种事务，从赞助苏丹运动员参赛到为奥运村提供酸奶。但许多在华市场营销及广告专家都在怀疑，它们是否在浪费钱。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中国品牌专家周东生表示：“对于多数中国企业而言，成为赞助商并不值。收入、利润，如果你算一下，就知道没有意义。”
中国正在利用奥运会宣传自己是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它也希望奥运相关广告会帮助实现其未来10年的最高经济目标之一：用高质量、高附加值及高技术生产的声誉，替换中国企业血汗工厂的世界形象。
曾几何时，市场营销在中国还是一个不太好听的词汇。但如今，就连国有企业也开始抢购奥运会赞助权。周东生表示：“就好像政府在命令他们补贴奥运会，或许吧，因为它们攫取了垄断利润……因此是时候归还了。”
然而，有许多公司并不是完全被迫为之的。中国最大纺织品公司恒源祥(Heng Yuan Xiang)的奥运项目部负责人陈忠伟(Stanley Chen)确信，奥运会是品牌建设的黄金机遇。
他表示：“可口可乐(Coca-Cola)是1928年奥运会的赞助商……没有奥运会，可口可乐可能不会是现在的可口可乐品牌。”他的公司在今年奥运会的投入上预计会亏损。（他不愿透露具体数目，但他指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比恒源祥赞助商身份声望更高的一种赞助形式——花费至少2000万美元，比市场营销和促销费用多出2到3倍。）
当被问及投入的资金是否值得时，恒源祥创始人刘瑞旗变得恼怒起来：他指出他的公司既不是国有的，也不是上市公司，因此“钱是直接从我口袋里掏出去的”。
但市场营销专家表示，中国许多企业并没有准备挖掘这次奥运会作为品牌建设机遇——并且他们指出，恒源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案例。今年年初，在遭受了报纸和网络上的广泛嘲讽之后，恒源祥被迫撤下了一则著名的宣传其奥运会赞助商身份的电视广告。
在中国春节期间推出的这则60秒的广告，特点是有一个画外音将中国每个生肖名字重复了三次，形式如下：“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鼠鼠鼠！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牛牛牛！……”广告分析师表示，这则商业广告显示出了中国广告业存在的一些最普遍、最糟糕的特点。
广告代理商智威汤逊(JWT)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汤姆•多克托罗夫(Tom Doctoroff)表示：“你打开任何一家中国电视台，大多数广告都几乎没有差别。它们都声音大，都有相同的画外音，产品价值都是简单带过——我的意思是，它们都很过时。”
陈忠伟不赞同他的说法。他辩称，重复播放对中国的品牌认知至关重要。他承认他们公司的广告在报纸和博客上都恶评如潮，但他坚称，这有助于将他的公司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他表示：“在这则广告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恒源祥是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但之后，大多数人都记得这层关联。我们觉得学习西方的广告方法很好，但我们不认为简单地照抄照搬会对我们有帮助。”
广告公司李奥贝纳(Leo Burnett)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表示，奥运相关广告中，有一些比其它要好。“你现在看见的奥运广告是中国广告的大体反映：少数很棒，许多很平庸，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广告确实很差。”他表示，不会仅仅因为一家公司有钱买赞助权，就意味着他们拥有充分利用这种赞助权的市场营销经验。
伍德表示，李宁的奥运飞天带来了“钱买不到的”商标认可。李奥贝纳公司是李宁公司的顾问。李宁公司首席执行官张志勇表示，李宁在奥运会上只代表他自己，“李宁和公司管理层已经决定不利用开幕式进行宣传。”消费者将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周东生表示：“我认为全球性公司在这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像可口可乐，像Visa。它们不仅仅说自己是赞助商。它们在自己的品牌与顾客需求之间制造了一种情感连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我想它们还得学习学习。”驻上海的零售咨询公司通亚公司(Access Asia)的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表示：“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成功超越与奥运会相关的标准化套路……做着极为相似事情的每个人都拥有这种标准化思维。”
（待续）
后奥运经济：长益与短憾
法国巴黎亚洲证券首席经济师陈兴动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8月15日 星期五
过去七年，中国在做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奥运概念对某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影响，比如节能减排的发展战略。奥运本身的发展特别对环境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当时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中国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承诺。这些在从全国到地方的规划中都有所考虑与体现。如果没有奥运，可能许多地方没有那种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奥运的作用未必能够表现在数字上面，比如增加了多少GDP。我觉得开奥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做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会随着奥运结束消失。
从小范围来看，奥运会的发展对北京及其他协办城市，比如青岛，天津，辽宁，上海等，有积极和直接的作用。比如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奥运之前便得到了尽可能改善，改善最明显的是北京。七年以来奥运对北京经济发展的推动是直接的。一个有助理解的角度是对有奥运和没有奥运两种情形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奥运，恐怕北京的基础设施，像地铁建设，十年以后才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另一方面，既然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前了，那么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奥运之后，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需要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北京，就面临未来怎么加快发展服务行业的问题，让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上升。
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是奥运后奥运城市的房市会怎样。从北京住宅市场来看，需求可分为五块：刚性需求（没房而需要有房），改善性需求（买更好的房），拆迁需求，城市化需求，及投资和投机需求。我的判断是，过去几年北京房价的基本需求应来自前面四个部分，投资和投机需求最多不超过20%——但这20%的需求，对房价的影响非常大；同时，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受到奥运概念的影响。投资和投机需求会跟随着北京未来的发展情况而变化。奥运过后，我觉得北京房地产即便是不往下跌，向上涨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其他奥运城市，价格还不是太高，同时前面四部分的需求仍然还非常强劲，所以它们的房市还会继续反弹。
奥运后最大的变量是全国可能出现严重缺电的问题。现在煤电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到达了不可协调的地步，像山东是煤炭储量既丰富又有很多电力的大省——现在山东竟然有1/3的电力企业停工！（另注：根据本地媒体，8月初，电荒在山东全省范围爆发，电网最大电缺口1022万千瓦，接近全省电力需求的1/3）这主要是因为没有煤，其次是煤的质量下降，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管制。政府两次限制煤价之后，不少煤炭企业的产品就开始粗制滥造，甚至往煤里加煤矸石，所以每吨煤的热量就下降了。这种行为肯定会迫使政策对价格进行调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奥运以后中国肯定会对能源价格再作调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8月15日 星期五
过去七年，中国在做经济发展规划的过程中，奥运概念对某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影响，比如节能减排的发展战略。奥运本身的发展特别对环境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当时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中国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承诺。这些在从全国到地方的规划中都有所考虑与体现。如果没有奥运，可能许多地方没有那种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奥运的作用未必能够表现在数字上面，比如增加了多少GDP。我觉得开奥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做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不会随着奥运结束消失。
从小范围来看，奥运会的发展对北京及其他协办城市，比如青岛，天津，辽宁，上海等，有积极和直接的作用。比如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在奥运之前便得到了尽可能改善，改善最明显的是北京。七年以来奥运对北京经济发展的推动是直接的。一个有助理解的角度是对有奥运和没有奥运两种情形进行比较。如果没有奥运，恐怕北京的基础设施，像地铁建设，十年以后才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另一方面，既然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前了，那么未来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奥运之后，这些城市未来的发展需要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北京，就面临未来怎么加快发展服务行业的问题，让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上升。
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是奥运后奥运城市的房市会怎样。从北京住宅市场来看，需求可分为五块：刚性需求（没房而需要有房），改善性需求（买更好的房），拆迁需求，城市化需求，及投资和投机需求。我的判断是，过去几年北京房价的基本需求应来自前面四个部分，投资和投机需求最多不超过20%——但这20%的需求，对房价的影响非常大；同时，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受到奥运概念的影响。投资和投机需求会跟随着北京未来的发展情况而变化。奥运过后，我觉得北京房地产即便是不往下跌，向上涨的力量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其他奥运城市，价格还不是太高，同时前面四部分的需求仍然还非常强劲，所以它们的房市还会继续反弹。
奥运后最大的变量是全国可能出现严重缺电的问题。现在煤电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到达了不可协调的地步，像山东是煤炭储量既丰富又有很多电力的大省——现在山东竟然有1/3的电力企业停工！（另注：根据本地媒体，8月初，电荒在山东全省范围爆发，电网最大电缺口1022万千瓦，接近全省电力需求的1/3）这主要是因为没有煤，其次是煤的质量下降，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管制。政府两次限制煤价之后，不少煤炭企业的产品就开始粗制滥造，甚至往煤里加煤矸石，所以每吨煤的热量就下降了。这种行为肯定会迫使政策对价格进行调整。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奥运以后中国肯定会对能源价格再作调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汶川百日，中国百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杨耕身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5·12”之后，那片疮痍之地，血泪之城，迎来了她的百日之期。——8月20日，是中国汶川大地震100天。据媒体报道，为尊重中国民俗，给民众祭奠亲人提供方便，四川地震重灾区北川县短暂开禁。四川北川8月17日城里不时传来鞭炮声，许多北川人都回去祭奠永远不复再见的亲人。
人类之所以文明，人性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固执地选择向逝者致哀，向生者致敬。“5·12”未远，疼痛仍在，那近七万逝者依然在天有灵。当汶川百日，所有中国人的心中，是否仍与那些大袋大袋提着香烛纸钱回到破碎家园的幸存者有着一样的悲戚？那不肯压抑、失声而哭的悲怆，是否可让中国仍旧拥有对灾难的记忆，对存在的反思？那在废墟之上随处飘起的祭奠的黑色灰烬，如蝴蝶般翻飞，是否可让中国在骄傲之略显沉郁，在欢呼与辉煌之时却又拥有怅然若失般迷离？
8月20日，让一个民族的灵魂，都能重回到那片灾难的现场。当北川县城于灾后首度开禁，那于废墟之中泪水长流、互告珍重的，绝不应当仅仅是那些痛失亲人与家园的灾民，还必须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良心。当灾难发生之时，中国曾经停止一切公共娱乐，专情于守望；在灾后救援以及灾后重建之时，中国曾经举国驰援，休戚与共；在三天国哀之日里，中国也曾经旗帜半举，众生低首。所有这些，都是良心的凭据，也是在灾后百日，仍旧不可舍弃或遗忘的。但中国人是否真的不曾忘却？而如果是祭奠，又拿什么来祭奠？
当人们能够向逝者致哀，也将能够拥有致敬的方向，拥有获得力量的方式。人类需要从一切光荣与梦想之中，获得骄傲与自信，也同样需要从一切灾难与毁灭之中，获得坚强与品格。更重要的是，别让那些浮泛的繁华、公共的假相，虚构国民真实的灵魂，消解依然现实存在的苦难。因此，以生命的名义，既使是百年之后，这依然是不能被遗忘的现场。哪怕是静默着关注那在废墟之上升起的祭奠的烟火，中国也仍与灾区的人们同在；哪怕是一份小小的哀悼，也都比全世界的份量都重，也都让中国感悟生命至上；哪怕是一个钢筋头一样微不足道的教训，也都足以使灾难不仅仅成为灾难，也都中以让中国有勇气对抗更大的灾难。民族的灵魂，必然因此得到激励、洗礼与启迪。
多少逝者的付出，在淹灭中失去应有的价值；多少生者的坚持，在茫然中失去应有的方向。逝者“百期”之祭，固为民俗，但是民俗者，恰恰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或源泉。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莫不根植于民间。中国的民间，不仅是那些人间烟火与人情世故，还更在于那些敬畏逝者并且慎终追远的庄重仪式之中。所以，我们总要在一些时间的节点上，暂时放下我们为之狂欢的假相，来面对曾经真实的灾难以及灾难中的真实。不是遗忘使人坚强，而是承担使人有力。当灾难尚未被反思并且铭记，则灾难仍未能承担，灾难的后果比灾难本身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当以此为汶川百日祭。
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说过：“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汶川百日，中国百日。8月20日，在一个民族灵魂回归的地方，废墟之上必将生长起一个民族沉着向上的力量。2008，注定要成为中国性格成熟的年份。然而于北京奥运的大喜以及汶川七万生民罹难的大悲之中，中国人是否真正能收获普世的情怀与价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8月20日 星期三
“5·12”之后，那片疮痍之地，血泪之城，迎来了她的百日之期。——8月20日，是中国汶川大地震100天。据媒体报道，为尊重中国民俗，给民众祭奠亲人提供方便，四川地震重灾区北川县短暂开禁。四川北川8月17日城里不时传来鞭炮声，许多北川人都回去祭奠永远不复再见的亲人。
人类之所以文明，人性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我们一直固执地选择向逝者致哀，向生者致敬。“5·12”未远，疼痛仍在，那近七万逝者依然在天有灵。当汶川百日，所有中国人的心中，是否仍与那些大袋大袋提着香烛纸钱回到破碎家园的幸存者有着一样的悲戚？那不肯压抑、失声而哭的悲怆，是否可让中国仍旧拥有对灾难的记忆，对存在的反思？那在废墟之上随处飘起的祭奠的黑色灰烬，如蝴蝶般翻飞，是否可让中国在骄傲之略显沉郁，在欢呼与辉煌之时却又拥有怅然若失般迷离？
8月20日，让一个民族的灵魂，都能重回到那片灾难的现场。当北川县城于灾后首度开禁，那于废墟之中泪水长流、互告珍重的，绝不应当仅仅是那些痛失亲人与家园的灾民，还必须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良心。当灾难发生之时，中国曾经停止一切公共娱乐，专情于守望；在灾后救援以及灾后重建之时，中国曾经举国驰援，休戚与共；在三天国哀之日里，中国也曾经旗帜半举，众生低首。所有这些，都是良心的凭据，也是在灾后百日，仍旧不可舍弃或遗忘的。但中国人是否真的不曾忘却？而如果是祭奠，又拿什么来祭奠？
当人们能够向逝者致哀，也将能够拥有致敬的方向，拥有获得力量的方式。人类需要从一切光荣与梦想之中，获得骄傲与自信，也同样需要从一切灾难与毁灭之中，获得坚强与品格。更重要的是，别让那些浮泛的繁华、公共的假相，虚构国民真实的灵魂，消解依然现实存在的苦难。因此，以生命的名义，既使是百年之后，这依然是不能被遗忘的现场。哪怕是静默着关注那在废墟之上升起的祭奠的烟火，中国也仍与灾区的人们同在；哪怕是一份小小的哀悼，也都比全世界的份量都重，也都让中国感悟生命至上；哪怕是一个钢筋头一样微不足道的教训，也都足以使灾难不仅仅成为灾难，也都中以让中国有勇气对抗更大的灾难。民族的灵魂，必然因此得到激励、洗礼与启迪。
多少逝者的付出，在淹灭中失去应有的价值；多少生者的坚持，在茫然中失去应有的方向。逝者“百期”之祭，固为民俗，但是民俗者，恰恰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或源泉。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莫不根植于民间。中国的民间，不仅是那些人间烟火与人情世故，还更在于那些敬畏逝者并且慎终追远的庄重仪式之中。所以，我们总要在一些时间的节点上，暂时放下我们为之狂欢的假相，来面对曾经真实的灾难以及灾难中的真实。不是遗忘使人坚强，而是承担使人有力。当灾难尚未被反思并且铭记，则灾难仍未能承担，灾难的后果比灾难本身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当以此为汶川百日祭。
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肯尼迪说过：“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汶川百日，中国百日。8月20日，在一个民族灵魂回归的地方，废墟之上必将生长起一个民族沉着向上的力量。2008，注定要成为中国性格成熟的年份。然而于北京奥运的大喜以及汶川七万生民罹难的大悲之中，中国人是否真正能收获普世的情怀与价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8月9日星期六
中国与世界,古老与现代
2008年8月9日，南方都市报 社论
一簇光芒,激活了古老的日晷,指针疾行,时间开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了!承载了众多期待与猜想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在这一电光火石、意味深长的情境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时间之光、历史足迹、梦幻五环……一连串的别出心裁,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致敬,激起此起彼伏的意外惊喜。
笔墨纸砚、活字印刷、丝绸之路……古典的中国奇迹,借助现代技术声光电,焕发出绝美的东方魅力。
飞翔的翅膀、孩童的渴望、蓝色的星球……这是同一个世界,这是唯一的家园,这里有共同的梦想。
从来没有哪一个活动的开幕仪式,能够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那样,充满重重悬念,包含重大主题,因而受到格外的关注。有何特色表演,怎样层层推进,如何营造高潮,主题歌曲谁来唱、是否好听,圣火谁来点、会被如何点燃,……这些看点,或呈意味,或见匠心,于前令人期许揣测,于后予人乐道点评。这毫无疑问已成为第一波的奥运话题。
而另一方面,无论奥运会开幕式的悬念是哪个答案,内容意境怎样铺陈,却都要指向两大主题的构建:本土与世界,古老与现代。或者可以说,奥运会开幕式需要展现纵横时空的本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自己与世界如何相契,历史与未来怎样相连。
北京奥运会,交由中国人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即言四海一家,互相了解、互促进步之意。正如此前早已达成共识的,北京奥运会,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同样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佳平台。开幕式上浓墨重彩展示种种中国元素,就是要将一个底蕴深厚连绵不绝的古老文明介绍给现代,就是要将一个于古老传统中重焕青春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四大发明,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贡献于全人类的重要智慧成果,极为关键地推动了全球历史的进程,而令世界至今受益不止。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的贯通欧亚,还是海路的披风斩浪,都是中国开放沟通、拥抱世界的证明。还有那横平竖直的汉字,在变幻无穷的字阵中,三次都选择以一个“和”字隆重呈现,显然更是要向世界明示——“和谐”的哲学思想、“和平”的政治诉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今更值得中国人追求。
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是外界可能尚不熟知的历史,那么当下的中国,则已无需多言,是地球村里的一分子,是全球化中的进取者。就像运动员入场仪式上所介绍的,中国的代表团中,就包含有20余项项目的外籍教练。而开幕式表演中,以五彩斑斓的具象来映射今日中国社会的多元多彩,更用一个“e”图形指代互联网,也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享、相互学习的新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虽然还有隔阂,还有异议与纷争,但以沟通消解隔阂、以宽容对待异议、以交流替代纷争的文明准则及努力,已经上路,不再迷途。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才有信念、才有信心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昨夜的兴奋,难以消退。奥林匹克圣火,已在北京“鸟巢”主体育馆内熊熊燃起,中国梦想奥运的百年梦圆,精彩的赛事正接踵而来,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自我、展望未来的过程,刚刚开始。
中国与世界,古老与现代
2008年8月9日，南方都市报 社论
一簇光芒,激活了古老的日晷,指针疾行,时间开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了!承载了众多期待与猜想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在这一电光火石、意味深长的情境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时间之光、历史足迹、梦幻五环……一连串的别出心裁,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致敬,激起此起彼伏的意外惊喜。
笔墨纸砚、活字印刷、丝绸之路……古典的中国奇迹,借助现代技术声光电,焕发出绝美的东方魅力。
飞翔的翅膀、孩童的渴望、蓝色的星球……这是同一个世界,这是唯一的家园,这里有共同的梦想。
从来没有哪一个活动的开幕仪式,能够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那样,充满重重悬念,包含重大主题,因而受到格外的关注。有何特色表演,怎样层层推进,如何营造高潮,主题歌曲谁来唱、是否好听,圣火谁来点、会被如何点燃,……这些看点,或呈意味,或见匠心,于前令人期许揣测,于后予人乐道点评。这毫无疑问已成为第一波的奥运话题。
而另一方面,无论奥运会开幕式的悬念是哪个答案,内容意境怎样铺陈,却都要指向两大主题的构建:本土与世界,古老与现代。或者可以说,奥运会开幕式需要展现纵横时空的本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自己与世界如何相契,历史与未来怎样相连。
北京奥运会,交由中国人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即言四海一家,互相了解、互促进步之意。正如此前早已达成共识的,北京奥运会,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同样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佳平台。开幕式上浓墨重彩展示种种中国元素,就是要将一个底蕴深厚连绵不绝的古老文明介绍给现代,就是要将一个于古老传统中重焕青春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四大发明,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贡献于全人类的重要智慧成果,极为关键地推动了全球历史的进程,而令世界至今受益不止。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的贯通欧亚,还是海路的披风斩浪,都是中国开放沟通、拥抱世界的证明。还有那横平竖直的汉字,在变幻无穷的字阵中,三次都选择以一个“和”字隆重呈现,显然更是要向世界明示——“和谐”的哲学思想、“和平”的政治诉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今更值得中国人追求。
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是外界可能尚不熟知的历史,那么当下的中国,则已无需多言,是地球村里的一分子,是全球化中的进取者。就像运动员入场仪式上所介绍的,中国的代表团中,就包含有20余项项目的外籍教练。而开幕式表演中,以五彩斑斓的具象来映射今日中国社会的多元多彩,更用一个“e”图形指代互联网,也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享、相互学习的新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虽然还有隔阂,还有异议与纷争,但以沟通消解隔阂、以宽容对待异议、以交流替代纷争的文明准则及努力,已经上路,不再迷途。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才有信念、才有信心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昨夜的兴奋,难以消退。奥林匹克圣火,已在北京“鸟巢”主体育馆内熊熊燃起,中国梦想奥运的百年梦圆,精彩的赛事正接踵而来,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自我、展望未来的过程,刚刚开始。
一簇光芒,激活了古老的日晷,指针疾行,时间开始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了!承载了众多期待与猜想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在这一电光火石、意味深长的情境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时间之光、历史足迹、梦幻五环……一连串的别出心裁,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致敬,激起此起彼伏的意外惊喜。
笔墨纸砚、活字印刷、丝绸之路……古典的中国奇迹,借助现代技术声光电,焕发出绝美的东方魅力。
飞翔的翅膀、孩童的渴望、蓝色的星球……这是同一个世界,这是唯一的家园,这里有共同的梦想。
从来没有哪一个活动的开幕仪式,能够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那样,充满重重悬念,包含重大主题,因而受到格外的关注。有何特色表演,怎样层层推进,如何营造高潮,主题歌曲谁来唱、是否好听,圣火谁来点、会被如何点燃,……这些看点,或呈意味,或见匠心,于前令人期许揣测,于后予人乐道点评。这毫无疑问已成为第一波的奥运话题。
而另一方面,无论奥运会开幕式的悬念是哪个答案,内容意境怎样铺陈,却都要指向两大主题的构建:本土与世界,古老与现代。或者可以说,奥运会开幕式需要展现纵横时空的本领,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自己与世界如何相契,历史与未来怎样相连。
北京奥运会,交由中国人来表达自己的思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即言四海一家,互相了解、互促进步之意。正如此前早已达成共识的,北京奥运会,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绝好机会,同样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佳平台。开幕式上浓墨重彩展示种种中国元素,就是要将一个底蕴深厚连绵不绝的古老文明介绍给现代,就是要将一个于古老传统中重焕青春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四大发明,这是古老的中华文明贡献于全人类的重要智慧成果,极为关键地推动了全球历史的进程,而令世界至今受益不止。丝绸之路,无论是陆路的贯通欧亚,还是海路的披风斩浪,都是中国开放沟通、拥抱世界的证明。还有那横平竖直的汉字,在变幻无穷的字阵中,三次都选择以一个“和”字隆重呈现,显然更是要向世界明示——“和谐”的哲学思想、“和平”的政治诉求,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理想,而今更值得中国人追求。
如果说,古老的中国,是外界可能尚不熟知的历史,那么当下的中国,则已无需多言,是地球村里的一分子,是全球化中的进取者。就像运动员入场仪式上所介绍的,中国的代表团中,就包含有20余项项目的外籍教练。而开幕式表演中,以五彩斑斓的具象来映射今日中国社会的多元多彩,更用一个“e”图形指代互联网,也象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享、相互学习的新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虽然还有隔阂,还有异议与纷争,但以沟通消解隔阂、以宽容对待异议、以交流替代纷争的文明准则及努力,已经上路,不再迷途。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我们才有信念、才有信心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昨夜的兴奋,难以消退。奥林匹克圣火,已在北京“鸟巢”主体育馆内熊熊燃起,中国梦想奥运的百年梦圆,精彩的赛事正接踵而来,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自我、展望未来的过程,刚刚开始。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新闻写作的艺术
写作优秀新闻报道应具备以下特质：
1、要点明确
2、以有人情味的材料、引语、事件和例子吸引读者
3、以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相符的节奏或者风格来吸引读者
4、报道的完整性及真实性令读者满意
写作上乘的报道能帮助人们目睹事件经过，能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能使人如临现场。
以下方法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1、要展现，不要讲述
将描述，对话，行动有机结合。
例：在报道一个被狙击手杀死的小孩的葬礼时，记者写道：极度悲伤的父母在整个仪式中一直泪流不止。另外一个记者写道：这对父母很平静。富兰克林夫人靠在丈夫身上以支撑自己。
2、突出好引语：逼真的对话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吸引读者
显著的评论、有见识的观点、某消息源提供者总结的话，有助于读者想象说话者形象的内容，使报道更具真实感。
例：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政府萨尔瓦多政策的反对者，她在报道显著之处引用了这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那些杀害修女的人？”他反问道。
3、突出人情味
有了好引语，还要尽量将高质量的例子、小事件或有趣的故事放在靠近导语的位置，它们都可以点缀或者突出报道主题。
例：学费的高速增长迫使学多学生放弃了他们的选择而去了离家近的大学。
高中四年级学生拉尔夫被一所常春藤名校录取了。但是，总共2.2万美元的学费是他的家庭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使用延迟式导语，可以将具有人情味的事件放在报道的开头，如果使用直接式导语，对读者产生冲击力的解释或者例子应该紧靠导语（如上文）。
4、用语准确
使用有所指涉的词（具体的词）
“说”是一个中性词，应该大胆、尽量使用它
事实第一，语言第二
1、要点明确
2、以有人情味的材料、引语、事件和例子吸引读者
3、以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相符的节奏或者风格来吸引读者
4、报道的完整性及真实性令读者满意
写作上乘的报道能帮助人们目睹事件经过，能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能使人如临现场。
以下方法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1、要展现，不要讲述
将描述，对话，行动有机结合。
例：在报道一个被狙击手杀死的小孩的葬礼时，记者写道：极度悲伤的父母在整个仪式中一直泪流不止。另外一个记者写道：这对父母很平静。富兰克林夫人靠在丈夫身上以支撑自己。
2、突出好引语：逼真的对话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吸引读者
显著的评论、有见识的观点、某消息源提供者总结的话，有助于读者想象说话者形象的内容，使报道更具真实感。
例：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政府萨尔瓦多政策的反对者，她在报道显著之处引用了这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支持那些杀害修女的人？”他反问道。
3、突出人情味
有了好引语，还要尽量将高质量的例子、小事件或有趣的故事放在靠近导语的位置，它们都可以点缀或者突出报道主题。
例：学费的高速增长迫使学多学生放弃了他们的选择而去了离家近的大学。
高中四年级学生拉尔夫被一所常春藤名校录取了。但是，总共2.2万美元的学费是他的家庭所望尘莫及的……
如果使用延迟式导语，可以将具有人情味的事件放在报道的开头，如果使用直接式导语，对读者产生冲击力的解释或者例子应该紧靠导语（如上文）。
4、用语准确
使用有所指涉的词（具体的词）
“说”是一个中性词，应该大胆、尽量使用它
事实第一，语言第二
新闻人的责任
在这个国家里，尽管有种种令人愤概的现实，但善良、勇敢、坚韧、抗争、同情心、爱、创新……这些全人类共同尊崇的优良品质，仍在默默地、顽强地生长。如果不是为了捍卫它们，我不知道，我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价值。
我想，只有那些总是感到“有责任”的人们，才应当从事新闻这个职业，才能在 这个职业中感到快乐。我们每天面对公众，每天都在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在供养着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李大同《冰点故事》
附:《中国青年报》冰点文章。
我想，只有那些总是感到“有责任”的人们，才应当从事新闻这个职业，才能在 这个职业中感到快乐。我们每天面对公众，每天都在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在供养着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李大同《冰点故事》
附:《中国青年报》冰点文章。
2008年7月14日星期一
太阳能为中国牧民带来光明
环境网站“中外对话”副主编玛莉安•贝德
此外，太阳能户用系统对环境也有好处，即使环境足迹在这些地区还非常小：相对于不可再生的煤油和蜡烛冒烟造成家庭污染，使用可再生的太阳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REDP建立了一个拥有约80个太阳能户用系统地方零售商和32个批发商的网络，创造了大约1,500个固定工作和3,000个临时工作。随着项目的扩大，在产品质量、服务和管理上，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标准。
罗欣莲表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2008年6月底——带着阿什登奖——REDP项目圆满结束了。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REDP开始发展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将继续——并跨越——原有项目的工作。新的组织将提供顾问服务，设立一个企业对企业的网站，以及每两年提供一份关于中国光伏产业的报告。
销售现在已没有补贴，因为光伏的好处广为人知，而且系统可靠，价格不贵。当地人清楚地看到了好处，而且想要安装这种系统。一些家庭升级到更大的系统，甚至安装两套系统——为更多的房间和更长的时间提供照明，或者为电视机等更多的电器提供电力。农民可以在地方市场销售农产品，并把新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用驴车带回家。
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半游牧民冬夜蜷缩在他们偏僻的住宅里，夏天住在帐篷里，煤油灯、酥油灯和蜡烛冒着烟，在昏暗的灯光下，视线模糊。这些传统的牧民是这个国家最贫困人口的一部分，现金收入极少，以物易物，需要用钱时卖一头牦牛或者一头羊。
这一区域分布在九个省，很多地方气候非常寒冷，地势很高，有的地方海拔高达4,000米。在青海省，牧民冬季在相对防寒的山谷中放牧，夏季则迁移到海拔更高的牧场。在同样遥远和人口稀少的农业区，例如内蒙古、甘肃和四川等地，情形也大致相同，生活条件艰苦。通常，农村居民和最近的邻居相距遥远，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有限——特别是奢侈的电网供电。
不过，近年来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REDP提供的系统采用10-500峰瓦（Wp）的光伏容量，由一个光伏组件、一块电池、一个充电控制器（调节器）组成，有时还有一个逆变器，加上灯泡和一个直流电插座，用于插收音机或者手机充电器。户用系统目前具有11.1兆瓦的总峰值容量，每个系统平均为28峰瓦。太阳能户用系统2007年的平均售价为1,221元（约175美元）——与一头牦牛的价钱差不多。
买主通常按零售价一次性全价付款，不过在某些地区，地方政府采用赠送的方式来帮助购买，而且零售商之间相互竞争，可能提供信贷或者价格优惠。REDP称，在少数情况下，政府批量购买系统，并免费或者半价发放。
光伏组件占整个系统成本的50%左右。因为组件成本低，而且是在中国生产，太阳能户用系统的零售价按国际标准来看并不贵。不过，随着对零售商补贴的停止，价格预计将提高20%左右。经销商能够进行基本的维修和更换，他们表示，系统是可靠的。当他们排除故障时，主要问题是短路和电器超载造成的。
组件有10年的质保，但预计将有两倍于此的使用寿命。其他的部件也提供质保：充电控制器两年，电池、逆变器和电灯一年。印有中文和当地语言的说明书上画有简单的图示，即使不识字也能看懂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在表示光伏组件易脆的警示图上，一头牦牛在用头撞一个太阳能电池板，上面打着一个红色的“X”。）
鉴于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计划到2020年实现翻番，REDP看到了扩大太阳能户用系统市场的巨大机会。根据在未来12年里实现3亿峰瓦的农村光伏能源目标——包括离网和并网光伏，罗欣莲表示：“太阳能光伏是农村电气化的关键。”
除了“为众多的人口提供可持续能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外”，阿什登奖主席巴特勒-斯洛斯表示，“这一模式正在被中国其他的几个捐赠项目所采用。”REDP光伏项目经理王卫表示，实际上，世界银行正鼓励菲律宾、蒙古、斯里兰卡和玻利维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类似的系统。
巴特勒-斯洛斯指出，在一个“20亿人仍然无法获得现代能源的世界，燃料价格逐步上升，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像REDP这样的开创性能源项目指明了“实际而明智的前进之路”。通过利用可再生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这些项目为节省能源而采取容易实现的措施作出了示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
即使是对那些在中国偏远山区和夏季牧场的游牧民和他们的牦牛而言。
玛莉安·贝德：“中外对话”副主编
此外，太阳能户用系统对环境也有好处，即使环境足迹在这些地区还非常小：相对于不可再生的煤油和蜡烛冒烟造成家庭污染，使用可再生的太阳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REDP建立了一个拥有约80个太阳能户用系统地方零售商和32个批发商的网络，创造了大约1,500个固定工作和3,000个临时工作。随着项目的扩大，在产品质量、服务和管理上，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标准。
罗欣莲表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2008年6月底——带着阿什登奖——REDP项目圆满结束了。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REDP开始发展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将继续——并跨越——原有项目的工作。新的组织将提供顾问服务，设立一个企业对企业的网站，以及每两年提供一份关于中国光伏产业的报告。
销售现在已没有补贴，因为光伏的好处广为人知，而且系统可靠，价格不贵。当地人清楚地看到了好处，而且想要安装这种系统。一些家庭升级到更大的系统，甚至安装两套系统——为更多的房间和更长的时间提供照明，或者为电视机等更多的电器提供电力。农民可以在地方市场销售农产品，并把新买的太阳能光伏组件用驴车带回家。
在遥远的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半游牧民冬夜蜷缩在他们偏僻的住宅里，夏天住在帐篷里，煤油灯、酥油灯和蜡烛冒着烟，在昏暗的灯光下，视线模糊。这些传统的牧民是这个国家最贫困人口的一部分，现金收入极少，以物易物，需要用钱时卖一头牦牛或者一头羊。
这一区域分布在九个省，很多地方气候非常寒冷，地势很高，有的地方海拔高达4,000米。在青海省，牧民冬季在相对防寒的山谷中放牧，夏季则迁移到海拔更高的牧场。在同样遥远和人口稀少的农业区，例如内蒙古、甘肃和四川等地，情形也大致相同，生活条件艰苦。通常，农村居民和最近的邻居相距遥远，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有限——特别是奢侈的电网供电。
不过，近年来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REDP提供的系统采用10-500峰瓦（Wp）的光伏容量，由一个光伏组件、一块电池、一个充电控制器（调节器）组成，有时还有一个逆变器，加上灯泡和一个直流电插座，用于插收音机或者手机充电器。户用系统目前具有11.1兆瓦的总峰值容量，每个系统平均为28峰瓦。太阳能户用系统2007年的平均售价为1,221元（约175美元）——与一头牦牛的价钱差不多。
买主通常按零售价一次性全价付款，不过在某些地区，地方政府采用赠送的方式来帮助购买，而且零售商之间相互竞争，可能提供信贷或者价格优惠。REDP称，在少数情况下，政府批量购买系统，并免费或者半价发放。
光伏组件占整个系统成本的50%左右。因为组件成本低，而且是在中国生产，太阳能户用系统的零售价按国际标准来看并不贵。不过，随着对零售商补贴的停止，价格预计将提高20%左右。经销商能够进行基本的维修和更换，他们表示，系统是可靠的。当他们排除故障时，主要问题是短路和电器超载造成的。
组件有10年的质保，但预计将有两倍于此的使用寿命。其他的部件也提供质保：充电控制器两年，电池、逆变器和电灯一年。印有中文和当地语言的说明书上画有简单的图示，即使不识字也能看懂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在表示光伏组件易脆的警示图上，一头牦牛在用头撞一个太阳能电池板，上面打着一个红色的“X”。）
鉴于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计划到2020年实现翻番，REDP看到了扩大太阳能户用系统市场的巨大机会。根据在未来12年里实现3亿峰瓦的农村光伏能源目标——包括离网和并网光伏，罗欣莲表示：“太阳能光伏是农村电气化的关键。”
除了“为众多的人口提供可持续能源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外”，阿什登奖主席巴特勒-斯洛斯表示，“这一模式正在被中国其他的几个捐赠项目所采用。”REDP光伏项目经理王卫表示，实际上，世界银行正鼓励菲律宾、蒙古、斯里兰卡和玻利维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类似的系统。
巴特勒-斯洛斯指出，在一个“20亿人仍然无法获得现代能源的世界，燃料价格逐步上升，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明显”，像REDP这样的开创性能源项目指明了“实际而明智的前进之路”。通过利用可再生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这些项目为节省能源而采取容易实现的措施作出了示范，让我们看到了未来。”
即使是对那些在中国偏远山区和夏季牧场的游牧民和他们的牦牛而言。
玛莉安·贝德：“中外对话”副主编
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
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2008-05-22 06:46:58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槃，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2008-05-22 06:46:58
大地还在痉挛，灾难还在延续，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同胞牺牲。生命在危机中，祖国在危机中。
但是，我们已经走出恐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希望。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
这其实是对生命的礼遇。这种对生命的礼遇，在国家哀悼日达到了最高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所有的人都同时向逝者的亡灵默哀，所有的人都同时向生命的尊严低头。那一声声警报，是呜咽，是抽泣，但更是呼唤，呼唤我们重新体认人的尊严，呼唤我们重新体认生命的价值。
从雪灾到胶济惨案，从胶济惨案到四川大地震，灾难不但突如其来，而且一次比一次暴虐，一次比一次惨烈。我们原本以为物质上的金汤之城，足以让我们长治久安。但大自然的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山川可以瞬间崩裂，既然道路可以瞬间扭断，既然城镇可以瞬间毁灭，在大自然无边的力量面前，既然一切物质的力量都现出了原形，都那么脆弱，都那么不堪——我们过去对于物质力量的迷信，就不免显得幼稚可笑。
这是新的抗战，这是全民族抗战。它要保卫的主要不是土地，而是无数无辜的生命。面对大自然强加的这场战争，我们注定不可能是胜利者。已经逝去的生命不可能重来，尤其是天使般的孩子们的夭折，应该让我们每念及此，都有锥心之痛。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将来都没有资格去庆功。但我们的确可以从灾难中学习。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悲壮的牺牲应该让我们清醒，单纯的物质上的强大并不足恃。如果连生命都无法保障，一切就都没有意义，物质上的强大就不过是沙滩上的建筑而已。
在泪眼之间，良知复苏；在废墟之上，人性挺立。大地震震掉了我们心灵的尘垢，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不能等到埋到瓦砾下才去爱，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每个人都值得爱。大地震让我们重新发现人本身，重新回到人本身。所有的冷漠，所有的骄矜，所有的轻狂，这时都不再时尚。我们彼此珍惜，我们携手同心。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原来中国人可以这么友善，原来社会可以这么脉脉温情。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多难兴邦，拐点出现之迅速超出期待，于是，如一些网友所说，这次灾难中政府的表现没有让人民失望，人民的表现更是让政府动容。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
固然，从技术着眼，此次救灾亦非尽善尽美，但即便不乏瑕疵，亦无损此次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地位。它是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执政理念发展的顶点，也是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一个崭新起点。
尤为难得的是，这次新的抗战正铸就我们新的民族气质，仁爱、包容、坚忍的民族气质。以这种新的民族气质做支撑，属于每个中国人，成为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方舟的新中国，将不难从灾难中崛起，有如浴血的太阳。这种软力量的崛起是体面的崛起，有尊严的崛起。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
这是多好的转型契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人们原本以为，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正在抵达历史三峡的出口；谁知，大自然提前给中国出了一道难题，而正如境外媒体评论的，中国人以高分通过了考试。汶川大地震与北京奥运会，一悲一喜，悲欣交集，中国能不能闯过去，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能不能凤凰涅槃，否极泰来，关键就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在这点上，此次抗震救灾无疑是成功的操练，应该可以奠定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2008年5月14日星期三
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
2008年5月13日 星期二
一场引发近万人死亡的特大地震在中国猝然发生，震波罕见地波及中国很大范围的领土：北到内蒙古，南至海南省，东达上海，共22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中国官方内部的动员体系此次显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
猝不及防的7.8级地震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汶川县爆发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即刻感受到震波的存在。灾难中的死亡数字，不断增加。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截至今天临晨时止，四川全省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8533人。相信这不会是最后的伤亡数字。
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影响了数以亿计人口的灾难，几乎在一瞬间，成为昨天下午中国最主要的话题。下午3点，北京东四十条附近，西装革履的白领逃离短时摇晃的高楼，站在路边观望、交谈、发短信，等待危险过去；上海徐家汇的街头，也挤满离开办公室的人们；就连绝少感受到地震的贵州山区，建筑物的震颤也让人感到恐慌。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震动，正在驾驶的北京的士司机赵明说，他直到听乘客说起，才知道地震的事情，“车在走动，没感觉。”
手机间突然上升的短信和对话，让网络压力陡增，各种猜测也开始出现，包括三峡大坝的建成对四川复杂地质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几乎是突然间，来自媒体的声音加入到信息传递的潮流中。
汶川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开始发布消息。短短几个小时，新浪、腾讯等中国知名门户网站，已将海量新闻，包括对地震的防护方法等，以板块组合的形式，呈现于首页的显要位置。除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稿，大量的信息来自各主要城市平面媒体们主办的网站，这些有直播色彩文字，不断刷新——在过去，这些内容或要等平面媒体发表后，才会在其网站上公布。
声誉甚佳的《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网基本实现了对此次震灾的滚动报道。昔日擅长深度调查的写手，现在更像通讯社的记者，把采写的简短信息不断上网。他们甚至制作了一段视频，将其放到首页供阅读者点击观看。视频摄自北京东城区一处写字楼聚集地，采访者不断询问逃离办公室的白领们对震动的感受。镜头里，一名过分敬业的保险推销员“危机公关”，大声向身边的女职员们推销其保险计划。
下午晚些时候，紧急集结的中国军人努力通过受损严重的道路，赶赴四川、云南地震严重区域救援，中国总理温家宝也紧急出现在震灾地区之一都江堰市。他在专机上的救灾讲话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里反复播出。深夜，温在灾区行走查看的镜头几乎同时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出现。
人民网上出现北京昨夜会有余震的预测文字不久，中国地震局即发言澄清此为谣言。
在中国，这是一次少有的媒体反应快过行政部门的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
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 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
2008年，对于中国，显然是个不能平静的年份。年初的冰雪灾害的影响还未过去，这次影响空前的地震又突然发生。但与几个月前冰雪灾害中的迟钝与封闭相比，中国行政机构此番似乎换了全新面孔，尤其是对公众的信息回应，令观察者印象深刻。
中国网络媒体让不能同步出版的印刷媒体们相形见拙。从昨天下午2时46分第一条新闻在网上出现到今天临晨，中国几家大的门户网站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一些网站还动员在灾区的博客主人记录他们在一线看到的情景。这一情形在西方或许不是新闻，但在中国，或具有里程碑式的不同。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一些未必受欢迎的信息，也借助互联网庞大的交流空间流传出来——
例如，四川媒体曾披露的异常征兆，比如蟾蜍大规模迁移，在当地林业机构的解释中，成为“正常现象”。
一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五年前的论文中也曾提醒，“四川地区下一次7级以上地震孕育已经接近成熟”。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往往被当作此次地震的坐标。“文革”末期针对新闻的封锁，可谓登峰造极：先是不准记者进入灾区，之后，对进去的记者也有严格限制：只准拍物，不得拍人。以至于今天，后人在留下的照片里只能看到彼时的残垣断壁，而很难看到那些伤者或死者。
两周前，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据此条例精神，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公布，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而让人纳闷的是，既往在各种灾难报道中表现不凡的一些知名地方媒体，已接到来自宣传系统的禁令：不得派记者进入地震灾区——看来，没有官方的首肯，中国媒体对信息传递的多元参与，仍不能松开手脚，尽管这种松绑对政府当下的救灾和随后的慈善动员有益无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08年5月13日 星期二
一场引发近万人死亡的特大地震在中国猝然发生，震波罕见地波及中国很大范围的领土：北到内蒙古，南至海南省，东达上海，共22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中国官方内部的动员体系此次显然有了截然不同的轨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正试图改变既往隐瞒或公布迟缓的做法，以期掌握舆论的主动。
猝不及防的7.8级地震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汶川县爆发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内地很多城市即刻感受到震波的存在。灾难中的死亡数字，不断增加。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截至今天临晨时止，四川全省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惊人的8533人。相信这不会是最后的伤亡数字。
这场波及大半个中国、影响了数以亿计人口的灾难，几乎在一瞬间，成为昨天下午中国最主要的话题。下午3点，北京东四十条附近，西装革履的白领逃离短时摇晃的高楼，站在路边观望、交谈、发短信，等待危险过去；上海徐家汇的街头，也挤满离开办公室的人们；就连绝少感受到地震的贵州山区，建筑物的震颤也让人感到恐慌。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震动，正在驾驶的北京的士司机赵明说，他直到听乘客说起，才知道地震的事情，“车在走动，没感觉。”
手机间突然上升的短信和对话，让网络压力陡增，各种猜测也开始出现，包括三峡大坝的建成对四川复杂地质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几乎是突然间，来自媒体的声音加入到信息传递的潮流中。
汶川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开始发布消息。短短几个小时，新浪、腾讯等中国知名门户网站，已将海量新闻，包括对地震的防护方法等，以板块组合的形式，呈现于首页的显要位置。除了新华社记者的文稿，大量的信息来自各主要城市平面媒体们主办的网站，这些有直播色彩文字，不断刷新——在过去，这些内容或要等平面媒体发表后，才会在其网站上公布。
声誉甚佳的《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网基本实现了对此次震灾的滚动报道。昔日擅长深度调查的写手，现在更像通讯社的记者，把采写的简短信息不断上网。他们甚至制作了一段视频，将其放到首页供阅读者点击观看。视频摄自北京东城区一处写字楼聚集地，采访者不断询问逃离办公室的白领们对震动的感受。镜头里，一名过分敬业的保险推销员“危机公关”，大声向身边的女职员们推销其保险计划。
下午晚些时候，紧急集结的中国军人努力通过受损严重的道路，赶赴四川、云南地震严重区域救援，中国总理温家宝也紧急出现在震灾地区之一都江堰市。他在专机上的救灾讲话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里反复播出。深夜，温在灾区行走查看的镜头几乎同时在电视和互联网上出现。
人民网上出现北京昨夜会有余震的预测文字不久，中国地震局即发言澄清此为谣言。
在中国，这是一次少有的媒体反应快过行政部门的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
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 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
2008年，对于中国，显然是个不能平静的年份。年初的冰雪灾害的影响还未过去，这次影响空前的地震又突然发生。但与几个月前冰雪灾害中的迟钝与封闭相比，中国行政机构此番似乎换了全新面孔，尤其是对公众的信息回应，令观察者印象深刻。
中国网络媒体让不能同步出版的印刷媒体们相形见拙。从昨天下午2时46分第一条新闻在网上出现到今天临晨，中国几家大的门户网站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一些网站还动员在灾区的博客主人记录他们在一线看到的情景。这一情形在西方或许不是新闻，但在中国，或具有里程碑式的不同。中国的互联网再一次证明其主流地位，不是靠行政级别，而是靠强大的信息整合方式及对2亿网民的影响力。
一些未必受欢迎的信息，也借助互联网庞大的交流空间流传出来——
例如，四川媒体曾披露的异常征兆，比如蟾蜍大规模迁移，在当地林业机构的解释中，成为“正常现象”。
一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在五年前的论文中也曾提醒，“四川地区下一次7级以上地震孕育已经接近成熟”。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往往被当作此次地震的坐标。“文革”末期针对新闻的封锁，可谓登峰造极：先是不准记者进入灾区，之后，对进去的记者也有严格限制：只准拍物，不得拍人。以至于今天，后人在留下的照片里只能看到彼时的残垣断壁，而很难看到那些伤者或死者。
两周前，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据此条例精神，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公布，是官方的责任和义务。而让人纳闷的是，既往在各种灾难报道中表现不凡的一些知名地方媒体，已接到来自宣传系统的禁令：不得派记者进入地震灾区——看来，没有官方的首肯，中国媒体对信息传递的多元参与，仍不能松开手脚，尽管这种松绑对政府当下的救灾和随后的慈善动员有益无害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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