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农村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后来发表在《南风窗》杂志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新闻纸上写我关于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的切身感悟与零星见解。
之所以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主要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我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杂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乡土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而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自觉非常惭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媒体里一直碌碌无为，在文字中忘记了我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2000）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尽管里面也有许多真知灼见——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这个时代忽略了的国度。我更相信，那个存在于我的故乡村庄里的国度，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我最有条件来书写。
按照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这个田野笔记继续下去。不过，世事芜杂，事情也并没有我开始所想象的那样顺利。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至于下乡将来做也不迟，更何况到时候自己也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所以，就这样耽搁了几年。至于另一种“不顺利”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一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些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说他们对中国农村的变化很感兴趣。就像汉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还是能理解的，所以我答应了他们“指路”的请求。之后没多久，我听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做了几天的采访，直到碍于上面的宣传纪律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
如果没错，在历史上这个闭塞的村庄唯一来过的外国人就是“人不高马却很大”的日本人（小时候我曾听老人说起日本马如何高大，可以够得着屋檐——想必当时是茅草房的原故）。所以，当中文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到这个村庄采访时，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只是不知为何，这位美国记者采访村民时将我的那篇文章复印了许多份，并且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他们的这些好意，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体面”的底层生活在杂志上被“曝光”了。尽管我在刊发的文章中早已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里面的一些悲情故事在这个村庄里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甚至有些恼怒。为什么把村子里的“丑事”拿去发表，“让全国都知道”，让周围村庄笑话？为什么在杂志上议论我家里的事，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其实，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所以曲解也属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厚颜无耻地说我是在借你们的苦难生活为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底层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如果他们认为你是在给他们伤口上撒盐，或者并不想独自支付这种“示众自己，救助他人”的成本，那么你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一厢情愿的善良。当然，我也能想到，这一切有点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我的文章满村子找人去对号入座，事情至少不会弄得这么糟糕。另一方面，同样可惜的是我当时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几个月后，这家美国报纸推出“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一部《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坦率说，那是我第一次在外国报纸上看到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地名是标在红色五角星边上的“Beijing”（北京），另一个便是我故乡村庄的名字。这幅地图让我五味杂陈。一方面，它的确带给了我一种阿Q式的欢喜，正是这幅地图让一个原本籍籍无名的村庄能够在“国际社会”与北京“相提并论”——尽管这种感觉近乎荒诞，转瞬即逝；另一方面，不无遗憾的是，同样是因为美国记者的仓促介入，我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比如，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被惩罚，要求我“赔偿损失”；甚至有人认为我在有意伤害他们——要不怎么连“洋鬼子”都带来了？尽管这些善良的村民最终会原谅我一时的“冒失”，更不会像网上“愤青”一样动辄指责他人是“汉奸”，像嗑了摇头丸一般奋力否认他人的作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件事以后，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我与这个村庄之间有了一种难以言状的隔膜。而且，这种误解或多或少让我自觉无趣，消隐了我继续写下去的热情。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几年后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记得在乡下读书时，曾经有女同学怀着一种观音菩萨般的悲悯问我——“生在农村你自卑吗？”（其实这位同学也生在农村，不同的是她吃商品粮）。至今我仍诧异于她当时为何有此一问。一方面，在我的字典或者人生经验中从来就没有“自卑”二字，生活好坏一切只在于你是否尽力；另一方面，农村也并不像有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或足以令我这样的优秀少年“自卑”。尽管我深知几十年来中国农村更代表着一种被隔离的生活，一种真实的逆境，但我总还是能从乡村生活中找到一些真实或者美好的事物并且为此心怀感恩。至少我会自问，如果不是生长在江南乡下，我怎能见证并理解底层的不幸与大地繁花四起的蓬勃生机，怎能体会“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里让我魂牵梦绕的万般诗意？
我一直为自己在乡村生长了17年且有此精神家园而庆幸。然而不幸是，若干年后当我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故乡这个村庄时，发现我的梦中家园已经荡然无存。我曾经经历过一次家里的老房子被拆得一干二净时的空空荡荡，谁知到如今连山川也变了颜色：河流和道路一样都被野草淹没，集体所有的山地被人莫名其妙地卖掉七十年，甚至连村庄附近长了一两百年的古树也被村干部与树贩子连根拔走，说是以几百元的价格卖到沿海某省美化环境去了。就像“海上钢琴师”希望能守着他的航船，当这生命的摇篮沉沦时，我又一次感到了失去家园之痛。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一次当我有事路过这个阔别已久的村庄时，我竟然只待了十几分钟——不是因为我匆忙，而是因为故乡不再。
然而，生活有时竟是那样奇妙，那些你俨然已经忘记去做的事情，被抛弃的理想，总会派出信使在你午睡之时来敲你的门。
出国留学之前，我有幸通读了欧阳哲生编的十二卷本《胡适文集》。这套书让我有机会静下来，告别日日繁忙的工作，就像传说中的印第安人一样坐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无意有缘的是，在我几年间日日辛苦写完了一百多万字的评论，回国后认真读完的另一套丛书同样与胡适有关。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能得此幸运，多亏岳麓书社在1999年出了一套十卷影印本。一百年前的中国，那是一个多么似曾相识的时代！透过这本老杂志，你会发现，除了战争之外，从宪政、读经到主义之争，从土地制度、税赋改革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那一代才子佳人所讨论的问题和现在几乎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也只是那个时代的讨论更自由、更深刻。而两个时代议题的相似性无疑也为我《错过胡适一百年》（始发于关天茶舍，后正式发表于《同舟共济》）一文提供了细致的旁证。
同样是在《独立评论》上我还读到了在今日中国渐成“显学”的“三农问题”。从理论到实证，当时的许多学者、官员以及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若干相关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农学家董时进发表在1932年的系列评论《乡居杂记》。正是这组评论的开篇让我重新拾起了归乡的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有意无意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也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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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乡村纪事:董时进生平及主张
谈到中国的“三农”问题，许多人首先能想到的多半是费孝通和他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江村经济》等作品。至于与费孝通同时代的董时进究竟是谁、有过怎样的主张，恐怕很少有人知晓。我曾经试着在谷歌（Google）上分别检索两人的名字，发现费孝通的结果是237000条，而董时进却只有1400条。
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显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今有“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之称的董时进渐渐淹没无闻。与此相关者首推特殊年代里中国教育与舆论之环境。几十年间既然他未能出现在教科书与主流媒体上，那么许多人包括像我这样的求知者与董时进的相逢便注定只能是偶遇——就像前文提到的，我也是在胡适的《独立评论》上偶然发现了他。
在谈论我所熟悉的村庄之前，有必要对董时进的生平及其主张略作回顾。我相信，适当了解一下董时进当年的见解以及折射其身的时代命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下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
以下是董时进的简略生平：1900年出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作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的侄女董保静夫妇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简要地概括了董时进的一生：
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论，撰文论述，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伯父真可谓一生务“农”了。（董保静，胡荣伦，《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在我所搜集到的并不多的材料中，以下几个有关董时进的细节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董时进与胡适之争。1933年4月3日，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显然，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也是靠不住的。如凯恩斯所说“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将来都要死便否定当下活着的意义。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缦可爱。要是看见那翻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二是董时进与毛泽东之争。1950年，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该信的完整内容笔者已无从查考，好在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未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即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之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伯父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愿靠拢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董保静与胡荣伦在《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一文中这样写道。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据称，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来的确有点捉襟见肘。如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对此也会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23.3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间，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不无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4月16日。
学者谢泳在《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中这样描述董时进和他所处的那个特殊年代：
五十年代最初的日子里，中国著名大学里很多知名的教授都参加了土地改革，并且回来后写了文章。其它专业的教授写文章可能还有应景的成分，但是像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吴景超，他们都是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问题过去都有非常高明的看法，但他们也写了针对董时进“江南无封建”说的文章，来证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孙毓棠，他也以专家的身份写了《江南的永佃田与封建剥削》。一个时代，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知识分子在整体上丧失了独立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耻辱，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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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乡村纪事：百年游思，何处是归程
我将要回访的村庄位于江西省永修县，隶属九江市管辖。九江居“吴头蜀尾”，因为紧临长江，历史上又被称作江州或者浔阳。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官场失意，便是被贬到这里当了副市长。一个秋天的晚上，他与几位朋友在江边的夜总会多喝了几杯闷酒，临别时鬼使神差爬上了来自京城的某位过气歌伎的船。正是在这条船上，白先生发了一通“琵琶行，但官运不行”的感慨，对着茫茫江水、惨白秋月，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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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白居易是有些想不开，如果他有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那般觉悟或许就不会忧郁至此了。夏多布里昂的一生虽然也是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忙着跳踢踏舞，不过他对自己的境遇却是十分清醒的：“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所以，虽遇艰难时世夏多布里昂本人却也并不沉沦于二锅头，或流连于“素口蛮腰”。而他能守住自己的最好证明，莫过于坚持三十余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墓畔回忆录》。这套书虽然厚重，但并不妨碍它在一百多年后成为我出门时的常备书。而且，和夏多布里昂一样，我亦相信回忆的激情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因为地处三乡交界，从行政地理上说，它既是中国的最底层，同时也最为偏僻。老实说，记述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还有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这个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感到自惭形秽。
不过，这种犹疑转瞬即逝。其一是缘自我本乡本土的经历。我虽然不在那出生，却在那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如心理学家所说，童年无所不在，它是梦里的常客、思维的源泉、感知世界的参照与行为动机的起点。其二，正是这个村庄的过于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偶尔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当然，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的那只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如果有人像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我已经有很久没坐长途列车了。在夏季回乡之前，我曾经犹豫是否应该像个流浪汉一样开车回去。只是考虑到路途遥远，再加上中国高速公路上驻扎了无数收取“买路钱”的“高薪机器人”，于是很快打消了念头。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一道奇观是，全世界收费公路总共不过14万公里，其中有70%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谈到火车，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有一种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一方面，铁轨齐齐整整地通向远方，它代表着平等、秩序和机会，它像大山里的河流一样，将带你踏上梦想的旅途、未来的宽阔之境，虽然未知却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坐火车出行又是聚合所有旅途艰难的象征：肮脏的车站、拥挤的人群、失意的买票者、满地的行李、啼哭的婴儿以及无数疲惫而湿漉漉的面孔，恍惚之间，你会发现自己和所有人一样，都像是在这个和平年代里逃难。
记得在九十年代，每逢“春运”高峰时在火车的座位底下、行李架上和厕所里都挤满了人。那个时候，“黎叔”的队伍都荒废了手艺，过得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有力气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却没力气把它拔出来。本村一位大学生曾经和我谈起，从武汉回九江时他随身带了个空可乐瓶，以备万分紧急时能在座位上低抬贵手，给自己悄悄行个方便。正是因为畏惧拥挤的缘故，上大学时我多半选在除夕回家。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体会铁轨宛若江河，在一片寂寞而轰隆的涛声之中，可以漂流而下。
在路上，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多远多近，通常人们都希望火车能够直达。然而，对于从偏僻乡下走出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要求总是过于奢侈。
1991年秋天，我从江西到南开上学，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有意思的是，我坐的火车仿佛知道我要去“南开”。为了从南昌到北京，那天中午我先是赶到县城，被火车南开到南昌。大约是在傍晚时分，当“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呀”、“军民同心打豺狼啰”的革命民歌响起，我换乘的火车又一次“咣当咣当”地往南开，就这样离目的地和出发地同时越来越远。到了半夜，列车由萍乡西进至湖南株洲，待换完车头后再转向北伐。直到第二天中午，“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才到达与南昌相差无几的纬度。
那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到北京时已经是第三天了。好在当时年轻，并不觉得十分辛苦。由于一路上颠簸太久，出北京站时感觉整个北京城都在摇晃，仿佛正在发生地震。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条鱼钩般的“北伐线路”，我脑海中总会浮出一种怪异的想象：如果把南昌和北京比作两个支点，那么这条线路就是个被拉开的弹弓，而火车则是个长条状的弹兜。
四年后的夏天，我大学毕业。为了赶回老家，那一次我只差没有骑骆驼——先是从天津坐火车到武汉，紧接着坐一夜轮船到九江，上午转坐火车到永修县城，然后坐人力车到汽车站，坐小巴士出柏油路，坐摩托车到渡口，坐机帆船过河，紧接着步行几公里，才到了自己比较熟络的一些村庄。不巧的是，当地正在涨水，部分乡间公路被淹没，最后只好就近借了条渔船，划到家里时已是半夜一两点了。我敲门时，我胆小的父亲正摸着黑在屋里找棍子。
人生至此，不可不谓颠沛流离！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个村庄虽然贫穷落后，却也没有闭塞到不可救药。它距离县城涂家埠不过十来公里，而县城距省城南昌也只有40公里。而且据我所知，早在南昌起义之前，涂家埠就已经通了火车，叶挺和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当年便是通过这条铁路（南浔线）赶到南昌给自己的胳膊扎上白毛巾的。
关于这段铁路的历史，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涂家埠遇难记》，当时他是北伐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8月3日，正在九江的郭沫若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伙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坐上铁道上的“手摇车”往南昌赶。不料到涂家埠车站时，里面已挤满了由南昌北逃的程潜、朱培德的兵。他们已经被起义军缴了械，在弄清郭沫若的身分后，这些人立即舞动乱拳飞腿，将郭沫若从月台打下铁轨又从铁轨打上月台。
据说，这场混战不仅让郭沫若丢了北伐时期的一些日记，还丢了挂在腰间和藏在皮箱子里的不少条手枪。在“遇难记”的末尾，郭沫若不无感慨地说，“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2007年4月，我曾经读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英格兰某个地区准备破土兴建一条耗资3.71亿英镑的公路隧道，然而施工人员经勘查后发现，现场一棵拥有400年树龄、刻有裸女漫画的大树挡住了施工去路。后经查证发现，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在二战时留下的杰作。为了这份珍贵的历史遗迹，当地林业部门和施工部门最终达成协定，保留这棵“裸女树”，并改变原有施工计划，让公路隧道绕道而行。
以我有限的经历，在重视人文创造与文化保护的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丝毫都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在一个充斥战乱与混乱的年代，在一个以“改天换地”为目标，以“革命、革革命”为节奏的国度，这注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1904年，南浔铁路开始由商办江西铁路公司集资兴建，1907年1月开工，1916年5月竣工，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段省内铁路之一。然而，据《永修县志》记载，仅是铁路线上的涂家埠铁桥便在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数度被破坏：
民国十五年，当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破路队农民每夜手持铁锄钢铲，破坏南浔铁路和桥梁，截断敌军交通，阻止敌人援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六年，“八一”起义前夕，铁桥曾遭到南昌朱培德军队的破坏。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陷马垱，中国军队为阻止日军南下，6月13日，下令停止南浔铁路运输，17日开始拆毁南浔线铁轨，并炸毁全线66座大小铁桥。涂家埠铁桥桥墩炸塌。钢架坠入河底。
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夕，南浔线铁轨被拆除并交付浙赣线使用，南浔铁路被破坏殆尽。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桥南第三孔，62.5米穿式桁梁炸毁。南端大桥附入河底，北端钢梁横于桥墩，大桥支离破碎。
据当地老人们说，有一次炸桥时，附近一头老母猪的肠子都被震了出来。
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令人唏嘘，它走走停停，有时甚至会出现大的倒退，抑或误入歧途。好在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整体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持续。拜其所赐，自从1996年连接江北的京九线开通以后，又伴随着近几年的提速，如今从北京到九江也只需10个小时。然而，同样不容忘却的是，自1904年开建南浔铁路至今，毕竟一个世纪过去，国运几何，民生多艰，其间自有纷乱无数。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面对这条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铁路，念着它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风雨浮沉，有时我也会忍不住去想——倘使铁路有灵性，恐怕它也会像当年活了120岁的虚云老和尚一样感慨“坐阅五帝四朝不觉沧桑几度，受尽九磨十难了知世事无常”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乡村纪事：轮子上的乡村
谈到今日中国乡村交通的变化，最值得回味的是胡适先生写在1927年的一段话，“今年三月里我到费城（Philadelphia）演讲，一个朋友请我到乡间Haverford去住一天，我和他同车往乡间去，到了一处，只见那边停着一二百辆摩托车……这真是一个摩托车（注：胡适说的摩托车包括汽车）的国家！木匠泥水匠坐了汽车去做工，大学教员自己开着汽车去上课，乡间儿童上学都有公共汽车接送，农家出的鸡蛋牛乳每天都自己用汽车送上火车或直送进城。”(胡适,《漫游的感想》)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从构词法来看，“蹬士”一词多少有点像现在被译得不伦不类的“博客”——它既指写网志(blog)的人，也指网志。同样，“蹬士”一方面向“的士”看齐，代表人力车；另一方面，它又不忘与“战士”、“博士”等优秀青年眉来眼去，所以也被用来代指人力车夫。有点“人在车在，车在人在”的意味。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六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 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们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棚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普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叉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上世纪初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情景，如今的中国乡村已经隐约可见，尽管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轮子上的国家”，也没有“轮子上的乡村”。
先说说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与印象。2001年秋天，永修发生一起严重的蘑菇中毒事件。由于误食了一种剧毒蘑菇，至少有十几位农民中毒死亡。这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到永修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我注意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蹬着顶篷三轮车的车夫。在当地，人们把这些用尽脚力的“的士”称作“蹬士”，也有人称之为“肉的”，大概是笑话这种不受中石化控制的人力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脂肪。
从构词法来看，“蹬士”一词多少有点像现在被译得不伦不类的“博客”——它既指写网志(blog)的人，也指网志。同样，“蹬士”一方面向“的士”看齐，代表人力车；另一方面，它又不忘与“战士”、“博士”等优秀青年眉来眼去，所以也被用来代指人力车夫。有点“人在车在，车在人在”的意味。
关于蹬士，在一部描写当地生活的长篇小说上我读到这样一段对白：“公司垮了，我俩的退休工资上哪儿拿？现今公司的好多职工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得下乡割禾，上街骑蹬士，都走到人生尽头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些在公司里做事的白领一旦走到了“穷途末路”，要么下乡种地当“无领农民”，要么上街跑步前进赛骆驼祥子。对于这种逻辑，相信许多熟悉中国城乡分治与隔离的人可能并不认同。因为对于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说，为人力车出卖自己的“人力资源”，可能只是另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赶巧，在那次采访过程中我遇见了几年前九江抗洪时的新闻人物杨平英，当时她正领着自己的两个小孩为误食蘑菇者捐款。1998年，也就是朱镕基把号称“固若金汤”最终泡汤的九江长江大堤称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的那一年，杨平英因为怀抱两个得了佝偻病的双胞胎女婴站在大堤上成了新闻媒体救助的对象。待洪水退去，生活恢复常态，杨平英把自己的家从乡下搬到了城郊，而她在县城打的第一份工便是当“蹬士”。
一位车夫曾经和我谈起，在这个小县城里有一两千辆顶篷车。蹬车的男男女女多半是附近乡村的农民和本县的下岗工人，他们早上六点钟出门，一直蹬到晚上10点左右，平均一天能赚上十几块钱。老实说，对于人力车这种谋生方式，在感情与理智上我一直难以接受。霍布斯说人类为避免“人对人是狼”所以建立了国家，在我看来，东方的“道德人力车”却让人进入了“人对人是牛马”的时代。我虽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但是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就是有人永远坐在车上，有人只配当牛作马往前跑么？而以此为道德的效忠式政治，不正是一部“人力车政治”么？
所以，2008年夏天，当我再次路过涂家埠时，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地的人力车夫。和过去一样，这里依旧“蹬士”满街。不同的是，除了人力车以外，现在还有不少摩托车和小汽车。在当地，靠“拼车”揽活的小汽车更像是小公交，它沿着县城的主要道路来来往往，通票两元，随时有乘客上下。
面对如此人车混杂的场景，恍惚之间我仿佛走进了历史。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印象——就像胡适当年在哈尔滨看到“中西文化的界线”，那里既有摩托车，又有人力车，“人力车代表的文明就是那用人作牛马的文明。摩托车代表的是用人的心思才智制作出机械来代替人力的文明。把人作牛马看待，无论如何，够不上精神文明。”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以东方的人力车文明为参照，对美国的摩托车文明赞不绝口：“这种开车的训练真是‘胜读十年书’！你开着汽车，两手各有职务，两脚也有职务，眼要观四处，耳要听八方，还要手足眼耳一时并用，同力合作……什么书呆子，书踱头，傻瓜，若受了这种训练，都不会四体不勤，五官不灵了。” 似乎在胡适看来，能够和游泳一样协调人体四肢的就只有开车了。
当然，“摩托车文明”并非十全十美。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美国的“摩托车文明”同样可能导致“装甲车不文明”——世界各国因为抢石油而单挑、打群架、掀桌子，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显而易见，胡适在这里着力批评的是东方的“膝盖上的文明”（人对人的下跪），其目的在于解放人。至于胡适在文中流露的纯真情感与难以抑制的怦然心动，我想只有正在初恋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整体而言，胡适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栗栗危惧”、半盘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所谓“半盘接受”，是因为只接受了“摩托车”）。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我的大半生》中回忆早年在北京时经常开摩托车在长安街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事实上，刚开始胡适也不太敢坐知识分子开的车，担心他们像哈里•波特一样天马行空，在开车时思考哲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问题。不过坐了几次后胡适也就不害怕了——因为那些教授们自从接受了摩托车文明的洗礼，不那么“心不在焉”了。
上世纪初的中国，汽车只是有钱有势者的玩具。如今，“摩托车文明”在中国攻城掠地，城市被汽车占领，而乡村则成了被流放了的摩托车的天下。前者，白天寸步难行的街道和晚间拥堵不堪的小区见证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后者，像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乡村正在由“自行车王国”变成“摩托车王国”。由于许多大中城市都开始禁摩、限摩，再加上汽车不断降价，摩托车开始上山下乡，希望能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自从2001年南昌“限摩”以来，当地的摩托车经销商们纷纷把“战场”转向乡村。就这样，乡下孩子们过去只有在放露天电影时才能闻到的汽油味如今四处流溢，终年不绝，早已不复当年芬芳。
谈到摩托车下乡对生活的改变，有农民骄傲地说：“现在出门种田，只要一骑上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地里。真没想到，我们当农民的也能享受到这份‘潇洒’。”尽管年轻人偶尔会骑摩托兜风，但在乡下摩托被赋予一种“求真务实”的朴实性格。它没有《摩托车日记》里格瓦拉式理想主义色彩，也不像哈雷一样在美国成为汇集自由大道、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象征，成为时尚男人胯下凶猛的钢铁动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摩托车不过是种兼具助力与代步作用的工具和帮手。2008年12月有则新闻说，重庆10位农民工因在东莞打工的工厂老板跑了，没有拿到工资，于是只好将厂里已报废的十辆三轮摩托车改装成“大棚车”，带着老婆孩子和所有能带走的财物踏上了返乡之旅。由于车况不好，这群“中国吉普赛”从东莞到重庆整整走了十天。由此不难理解，在交通闭塞、公共设施匮乏的乡村，摩托车同样是农民赖以自救的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摩托也是一些农民的“赚钱机器”。就像县城里有人力车夫一样，在一些通向五里三乡的关键路口常常会有摩托车在那里守候行人。不过这一次，当我像往年一样，在熟悉的三叉路口叫停巴士并且准备坐摩托回家时，发现自己彻底失算了。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等了很久也不见有摩托车来，直到后来在路边的村子里发现泊着一辆破旧的桑塔那。事后知道，此时“摩的”稀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现在不是年关，而且每家都买了摩托车，客源少；二是因为摩托不安全，在当地出了不少车祸，一些做载客生意的人要么退出，要么换了小型面包车。
“西弗吉尼亚，大山妈妈，带我回家，乡村路……”出了柏油路便是名副其实的乡村了。我坐的是辆黑色的桑塔那，据司机说是从上海买来的报废出租车。邋遢不堪的外表以及车内无所不在的泥土、谷粒和青草，更衬托出这车是可以暴走乡下的“山寨”版坦克。由于连下了几天雨，正在翻修的乡村公路多有坑洼泥泞，最后司机在我的建议下走了山间另一条大路。不得不说，我又一次失算了。由于近年来乡村荒芜，草木茂盛，这条大路也像关天茶舍里的好帖子一样沦陷在枝条与茅草之中。好在司机没有退缩，开着他的坦克继续勇往直前，半压着灌木前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回家竟像是在侏罗纪公园里探险——虽然这里没有一只恐龙。有趣的是司机，虽然手忙脚乱，仍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附近有位村民见过豹子下河喝水，吓得没命地跑了。在这寂静的山林，尽管未必有豹子，我想到如今一定是藏了不少动物的。
穿出丛林，拐了几道弯，坐着“山寨”版坦克，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江南乡下。愿这里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乡村纪事：哀民“生”之多艰——生育的故事
江西位于中部地区，既临长江，又有高山大湖，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其在经济与文化最繁华时则在宋朝，如果没记错，《宋词三百首》里三分之一的词人便是出自江西。但在宋以后，江西荣光渐失，又只剩下几处赫赫有名的战场。在九江的抗洪大堤上，有一段浮雕长墙，上面除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等文景之外，余下多半是对历朝历代所谓的“可歌可泣”的战乱的颂扬：从三国到岳飞，从陈友谅和朱元璋大战鄱阳湖十八年到太平天国杀人无数自九江东进，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无数战争……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若非特别声明，本文首发于思想国@21世纪评论网站（http://www.21pinglun.com)或思想国巴黎站（http://www.sixiangguo.com），网媒转载请注明出处;平媒转载请联系xiongpeiyun@yahoo.fr。】
历史何其势利与愚蠢！它只记住了那些叱咤风云、颠覆天下的人与物，只记住了那些血流成河、折戟沉沙的风流往事，却忘记了还有无数平凡的人们，在大江大河的两岸，世世代代建造房屋，欢笑啼哭，生老病死。
如前文所说，我所记录的村庄毫无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村子只有六七十人。据了解村庄历史的老人们说，村子最兴旺时也有七、八十户人家，只因战乱的缘故，不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衰落下去。当然，除了战乱，日常的非正常死亡同样是这个村庄未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初生婴儿的夭折。七十年代村里有户人家接连夭折了两个男孩。第一个孩子出生没多久便死于高烧；第二个则是因为母亲干重体力活引发早产而死。可怜这些孩子，只是轻轻推开了尘世的门扉，还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哭了几声便没影了。
也许是因为贫穷落后，抑或视人命若草芥的年代还未消退的缘故，村里的农民和那个时代一样，对自己生养的孩子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和尽心。一个生在乡村的孩子若要活下来，不仅要经受“野蛮生长”，同时要能征服“野蛮生育”。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许多农民一年忙到头，到年底一算账还会欠了生产队一屁股债。所以，每家每户都忙着赚工分，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妇女，在即将分娩时，也要在地里干重活。如此境遇，孕妇将孩子像种子一样播在地里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些农村妇女还不至于健壮到像电影《香水》里那位主人公的妈妈一样，可以把孩子生在烂鱼摊底下，拧断脐带站起来又接着卖鱼。而且，她生下的孩子还有特异功能，能用自己特制的香水征服世界。
除了上述生育悲剧外，有些孩子则是长到了几岁后夭折。一是死于偶发的疾病，二是死于意外。前者，现在看来都是小病；后者，众所周知，在江南乡下到处是水沟与池塘，而孩子们也基本上是像鸡、狗一样放养。试想，一个懵里懵懂的小孩，刚学会走路没一两年，便不知深浅地走到水边，并且失足，怎可能不引发悲剧？
八十年代，村里先后有两个小男孩掉进水里淹死。其中一个死在冬天。当时全村人都在找这个孩子，最后发现他浮在水塘里，捞上来时浑身已经发青。那天晚上，孩子的母亲生了很大的一堆火，但是再也没有让这个孩子暖和过来。
在当地，孩子失足落水的情形并不少见，只不过有的孩子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在落水后及时被人发现并救起。回想过去，村子里的成年人多会谈起自己当年如何被大人或大孩子从水中捞起，或者自己曾经救过谁。一切说来平淡，其实都是生死一线。
也许是想到人世间有无所不在的平常苦难，再加上种种战乱与混乱的缘故，每当我看到一些闯过了糟糕的二十世纪的老人时，总免不了暗自赞叹他们的生命力。就像赞叹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及一直走到了小说结尾的福贵。
如上所述，造成婴儿死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家里生产。很多年前，我曾听到隔壁一位生头胎的妇女从早晨一直叫到晚上。叫声之惨，可谓撕心裂肺。那样的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贫苦农民的一生是如何“自生自灭”的了。万幸，母子平安。如今这个孩子早已长大成人。2008年冬天，我在村子里看见了他。他刚从江浙一带打工回来，一幅时髦青年的打扮，时常徘徊在邻家漂亮姑娘的门口，我想他心中一定在唱着《月光下的凤尾竹》了。
可以想象，如果两人能够喜结良缘，他们一定不会重温上辈人的生育噩梦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村子渐渐告别了过去的“野蛮生育”。一些妇女在临产前都早早住进了医院。当孩子有病时，为人父母者会叫来出租车，扶着摇篮将孩子直接送到镇上或者县医院。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里为乡下人的“愚”喊冤：农村人到城里不知道如何躲闪汽车，于是便有司机朝农民吐唾沫，骂他们“笨蛋”。费先生不平，说这不能说明乡下人“愚”。乡下人不知如何给汽车让道，就像城里人跑到乡下看到苞谷赞叹“麦子长得这么高啊”一样，一切不过是个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与“愚不愚”并无关系，更无关一个人的人格，以至于他要被人吐一口痰。
我常在想，部分城里人的这种傲慢其实也是源于某种无知或者不理解。假如他们对乡村生活多一些了解，对历经九磨十难的寂寞生命多一些敬畏与同情，感同身受，或许他会转怒为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城乡村二元分治的格局下，那些生长在乡下的孩子总会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斯巴达。相传斯巴达的孩子在出生后首先要过两道关：一是由专门的长老对婴儿进行检查，如果认为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才允许父母养育，否则他们就要被扔到山谷里的“弃婴场”。二是由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身，如果出现昏迷、抽风或者休克，便任其死去。只有过了这两道关，婴儿才能活下去，并在长到六、七岁时被送到国家的“儿童营”过集体生活，成长为国家的战士。
亲爱的读者，在此我并不是说我所知道的农村孩子都遭受了斯巴达式的纪律与残酷，而是要赞叹他们如何在“自生自灭”的荒废之地开出了倔强的生命之花，赞叹他们竟然超越逆境长成了“斯巴达战士”。
至于我所说的“二元分治”，其对农村生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失。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但是种种区隔是显而易见的。
为更好了解这一点，有必要对读一下接下来的两条新闻：
一是2002年12月20日《健康报》发表的《北京农村妇幼保健扎扎实实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达发达国家水平》。报道说，“北京市农村妇幼保健工作近几年来突飞猛进，10个远郊区县孕产妇死亡率已由1992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01年的8.45／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2年的14.43‰下降到2001年的5.62‰，这两项指标已达发达国家水平。”
二是2005年6月黎光寿发表在《南风窗》上的《黄岗婴儿高死亡率调查》：“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中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据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在黄岗，有对夫妇在20年间虽然生了12个孩子，但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两个。黄岗婴儿死亡率为何如此之高？
对于这个问题，官方和民间各有说法，有些甚至有些对立，比如官方说农民不注重营养，而农民则说没钱买肉。由于交通不便，卫生条件差，而且奶粉和药品多有过期，在当地一个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病了，找来医生，扎上一针，就不行了。
应该说，相较于中国广袤的版图而言，“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北京农村与惨状连连的贵州黄岗更像是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两个极端，一首一尾，都不具代表性。然而，透过这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真实倾斜的中国同样清晰可见。2005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农村依然需要“赤脚医生”》一文，谈到“进入九十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中国人紧衣缩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在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对190个国家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被排到了倒数第四位。”另一则来自卫生部的官方资料同样印证了这种不公平性：直到2007年，中国农村地区婴儿的死亡率仍是城市的2.42倍。
其实，这种身份决定财富的格局不打破，即便到了北京，有些农村籍的孕妇也难免不发生意外。2007年，农妇李丽云之死显然不能简单归咎于他的丈夫如何愚昧，拒绝签字，背后的更多辛酸是：贫穷让这位孕妇一次次地错过了的孕检机会。
屈原有叹：“长太息余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太阳底下，万物生长。看到发生黄岗村的故事，回想我所在的村庄的过往，甚至包括我在前文提到的种种“计划不生育”，你该“哀民‘生’之多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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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5日星期日
乡村纪事：乡村性生活与计划不生育
即便那些只是零星读过我几篇文章的人，大概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怀旧之情。今天，当我离开巴黎，离开西布列塔尼，总会不时想起自己在那里留下的足迹，想起塞纳河畔摆满窗台的鲜花、袒露着乳房的雕塑以及西布列塔尼乡下明晃晃的太阳雨。而当年在我置身其中之时，同样不忘怀想的却是江南乡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点点滴滴。
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美好，却又转瞬即逝。就像夏多布里昂所说，文字的作用只在于帮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或者留住往昔，帮助我们“挣扎着反抗时间”，有机会重新爬上“美好岁月的山坡”，看万物在过往的时间里尽情尽性，自由生长。
就在我准备这组专栏文章的素材时，发现自己早在几年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幼年见到的乡村动物性生活的短文，个中风景精彩纷呈，正好适合我要写的“万物生长”这一节。众所周知，在正常情况下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性。不无遗憾的是，如今当我游走乡间，已经很难见到文中所描述的那些孕育生命、惊天动地的场面了。
印象中，我之所以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听了法国歌手Laurent Voulzy 怀念童年的歌曲《Belle-Île-en-Mer Marie-Galante》，略带忧伤的曲调与歌词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童年时的孤单、混乱，以及一群小孩子在年少无知之时屡屡犯下的管理小鸡、小狗们性生活的过错。
比如说对狗的管理吧。在我农村老家，大家把发生在狗狗之间的性行为叫做“狗连花”。当公狗和母狗双双发情之时，会头朝两端，骄傲地将屁股连在一块。对于人类来说，这无疑是个先天不足、后天也无法努力的绝活，然而小公狗轻轻一撩神鞭就做到了。不幸常常是，狗们表演“性杂技”时总在人来人往的院落里，因而时常招来一些顽皮的小男孩儿的追打。在终于无法忍受孩子们的棍棒之后，它们会侧身仄行，依旧屁股相连，且战且退，像一只双头怪物，像两个横行的“π”。即使渐仄渐远，有毅力的小孩仍会追赶上去，猛击为交媾中的公、母狗输送快乐的阳阳结合部，直打得狗们落花流水，性趣全无，裂开为止。老实说，我已经记不清楚小时候是否干扰过小狗的性生活——这种场面却是非常熟悉的——倘使有过，今天的我会为此感到羞愧。
也许，相较于大人们的丰功伟绩而言，这种自责多少有些矫揉造作。毕竟，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充其量只是贪玩，而非贪心、世故甚至恶毒。当然，细心者同样会发现，我所描绘的上述细节其实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人类自幼年起便有了管理他者性生活的欲望，有了当上警察便想抓捕看黄碟夫妻的潜质，无法将心比心地体谅或者理解他者的幸福。君不见，时至今日中国不还是有无数好事者将才子佳人们在公众场合接吻视为不洁么？
人和动物有许多区别，比如在性方面：动物虽然有性自由，但终究是免费一对一的单挑，而人却发明了同时2人以上的性行为，发明了三宫六院和性贿赂；动物应季生长与孕育，该性爱时性爱，该生产时生产，而人却制造了避孕套、避孕药，学会了堕胎、结扎和阉割，甚至不忘将种种“计划不生育”的政策用到了自己以及其所能控制的其他动物身上。当然，更准确说，“计划不生育”政策最先是用在了家畜身上，然后才是“国人”。
说到“计划不生育”，有必要继续从猪说起。回望近六十年来之变化，中国乡村已从追求“人多力量大”、“猪多肥多”之“多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过渡到“（要想富，）少养孩子多养猪”的时代，继而又在2000年以后渐渐进入“少养孩子少养猪”的时代。如前文所述，由于不合算，今日乡下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养猪，而“乡村周杰伦”也因猪业凋零早已收起劁刀，另谋生路。不过了解乡村生活的人一定都会记得，在过去，家猪们大多都是被“计划不生育”了的。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场景莫过于：老练的兽郎中只需轻轻一挥手，便将小猪们那点祖传的枪支弹药扔上屋顶，接着再在猪身上抹点锅底灰草草了事，阉割仪式就算是完成了。从今往后，家猪这一辈子的使命就是为主人长肉，直到有一天被杀。
家猪世界，只有种猪和未被阉过的母猪才有能力过性生活并繁衍后代。种猪一生的任务就是交配，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是“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只是，这个“花花公子”当得也并不容易。在上面提及的回忆性文章中，有这样几段话，或可作为见证：
记得我在乡下上学时，经常能见到一些神情焦灼的大男人，将绳子拴在母猪肚子上赶路，为母猪寻找猪郎。不幸常常是，在漫漫长征之后，到款款行礼之时，养尊处优的猪公竟然没有力气爬上母猪后背，以至于主持这场性交易的买卖双方不得不找来壮士，帮着把猪公前腿架上母猪，抓着它的肉矛朝母猪体内撩拨。如此场面，想必猪公其时也并不十分快乐——要不它叫得怎会那么不动听呢？
在完成配种之后，母猪的主人会给猪公的主人一些费用。依照诸世纪风月场里的规则，彼时的母猪是死活想不通的：大老远送上门来，被猪公聚众蹂躏，还得倒贴，还有没有王法？不过母猪的主人替它想通了，还是务实点吧，别的猪都已经被人阉了，物以稀为贵，何况是阳物！只当买春来了。
当然，并非所有时候都是母猪亲赴猪公府上，有时候猪公也会被安排着游幸乡里。从早到晚，猪公被主人牵着，走遍五里三乡，像是幸福的国王、快乐的播种机，只为广大性与体魄都已成熟的母猪奉献琼浆玉液。那是何等奇货可居的骄傲！是故，但凡见到母猪，猪公便抬头看天，摆出一副玉树临风、很有资源的大架子，爱理不理：喂，妳有嫁照么？
其实，猪公也并不自由。毕竟，猪公还是猪，虽说天底下就数它“有种”，它也不会成为《动物庄园》里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怎可与我们后宫佳丽三千的国王同日而语。更何况，既然主人恩准服一辈子“性交役”，就必须完成主人下达的任务，按要求及时会见不同肤色与体重的母猪。配种工作做久了，猪公心里大概也叹息着：想当初，看着猪兄猪弟尽受宫刑，还暗自庆幸自己将独享猪世界的性生活，谁料如今日日交公粮，受尽性交苦。
在性生活方面，乡下孩子的确是见过些大世面的。尽管他们不知道英文gay和lesbian，不知道中文“体位”与“巫山云雨”，不知道玩3p就可以冒充全人类都在做爱……然而，由于见过无数动物真刀实枪、五彩斑斓的交配：从蜻蜓上下翻飞的优雅到公牛挥鞭而去的暴走，从小公鸡满院子追小母鸡练背上功夫到小狗上演的“性杂技”、猪公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很早便完成了性启蒙，理解了性自然。
正如我，在离乡若干年以后，当我路过荷兰红灯区，在听到同行者描绘里面许多花花绿绿、气喘吁吁的场面时，我在心底多少有些不屑——生猛男女们露肉露骨的表演，我在乡下老家一些健壮动物身上是早早就见过了的。
奇怪的是，乡下人熟视无睹的动物性器一到城里就变成“精神污染”了。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联合国曾收到一份来自几个非洲国家的大礼——大象铜像，由保加利亚籍雕塑家席米诺夫以真实大象为模型雕塑而成。想来“象英雄”真是命苦，虽说在生理上并非“大器晚成”，但在性生活方面却是三、四年才能赶上一次。一生大多时候，大象的性器不过是个下水漏斗。然而，联合国的几位资深官员却担心它会污染儿童清澈的双眼，遂建议割掉大象无辜的性器。联合国人如此煞有介事，恐怕各国乡下人都要诚惶诚恐了：我们日日得见祼体的牛羊，岂不是早已坏得没救？
有关性禁忌甚至生育禁忌的种种故事，让你有时候不得不去想什么是文明，以及生命与文明的边界。记得同样是在几年前，我曾读到一则资料，据说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有个名为Tikopia的小岛，那里的男性岛民居然无权触摸自己的阳具，若无异性“帮忙”，抑或偶尔浑然天成的“跑马”，他们通常无从体验射精的快感，甚至连岛外男人比比谁尿得更高的机会都没有。
从旧时的太监文化到Tikopia岛上的原始风俗，从被大人阉割的家猪、小孩打散的“狗连花”到被警察抓走的看黄碟的夫妻以及种种被计划的不生育，从城市到乡村，从过去到现在……寻遍人类的足迹，所谓文明似乎就是凡有性器的地方就有“性器官”，我是说，像上述联合国官员一般“偏爱管理性器的官”。
这世界，什么样的动物，什么样的性生活不被干扰呢？是乡村天性十足的蜗牛或鼻涕虫们的性爱吗？《自然》杂志曾经详细描述了蜗牛等雌雄同体的软体动物的交配，它们虽然行头自备，却也并不像有人想象的那样自慰不息。日常生活中，蜗牛们彼此关爱体贴，只是到了交配之时，才纷纷做起了“拨剑四顾，射不我待”的剑客，终以一方被刺穿而结束“神圣的性生活”。科学家对此“阴茎交锋”的解释是：被刺穿的蜗牛将获得更多的精子，而且上述击剑行为可以帮助蜗牛存储更多的精子和卵子。不断孕育与生长，本是万物的天性。
还是让我的游思重新回到我要叙述的村庄里来吧。以上种种关乎性与自然的生活，让我不禁想起发生在这个村庄里的并不遥远的故事。稍微明白些事理的人都知道，几十年来，中国政府虽然一直宣传“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然而事实上，这里的“计划生育”指的是“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谁能说给妇女结扎是为了“生育”而不是“绝育”？
众所周知，在“计划不生育”或者“计划绝育”政策极度苛严的时候，未生男孩的家庭通常都会想方设法再生一个男孩，比如举家外逃，或者给妻子下环。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生下超生儿的家庭通常都得交纳四五百元的罚款，或者被计生干部牵走一头猪。也就是说，那时候一个超生孩子的价格差不多正好相当于一头猪的价格。我有一个超生的表弟，他的小名就叫“四百块”，那是他当时的出生价。
网上搜集到的一些标语口号见证了那个时期的野蛮，如“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血流成河，不许超生一个”、“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尽管这些嗜血的标语口号我在当地未曾见到过，但在我印象中，为了避免农民私自下环，做到彻底绝育，当地许多妇女都是被抓上了卡车，一批批地运到镇上去做了结扎手术。如果妇女抓不到或者中途逃走，干部们便会去抓她们的丈夫来结扎。背后的逻辑是相通的，人因生育而失去尊严。
2008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在回答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时透露，“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随后，计生委官员对此“调整说”予以否定。应该说，争论的出现，已经是政策松动的开始。事实上，如今乡村的“计划不生育”执行得远不如过去苛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农民大量进城务工，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许多人并不愿意多生孩子；另一方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社会老龄化问题上升等，也使国家在“计划不生育”政策上做了一些隐性的调整。
记得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幼年玩伴曾经因为未婚先育，闹得鸡飞狗跳，险些被村里的干部砸毁房屋。2008年的夏天，我在村子里遇到他刚刚返乡的妻子，这双夫妻恩恩爱爱，一直带着独生子在浙江一带打工，日子过得还算温馨红火。由于厌倦了打工生活，当时她正准备投点钱到镇上开家小店。看得出，那个“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的时代已渐渐消失在她的记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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